邓安庆：俗世中的精神花朵

　　“他们看了又看，却看不见，听了又听，却听不明白，只要不回心转意于上帝，他们还是枉费心机。”
　　（马可福音4，12）
　　《圣经》中的这段话，无疑最真实地反映了啃过《精神现象学》这块“硬骨头”的人的体会。这部黑格尔的成名作出版于1807年，至今整整200年了，可以说读懂它的人还真不太多。但大凡看见了点什么，听到了点什么，领悟到了什么的人，不仅受惠无穷，而且卓尔不凡：马克思通过这部书成为革命的理论家，基尔凯廓尔、萨特、海德格、布洛赫成为引领新时代的哲学家。
　　当然，我也一直在想，我们“看了又看，却看不见，听了又听，却听不明白”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这固然涉及到我们对黑格尔哲学基本精神的理解和把握，但这种把握从来就很难达成一致。如果我们从《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哲学所实现的范式转变这一角度入手，可能就有利于理解这一晦涩拗口的哲学精神了。
　　从前哲学或者为宇宙、人生寻找一个牢不可破的“基石”，或者为科学知识奠定“第一基础”，但到了黑格尔这里，哲学已经放弃了“奠基”这一形而上学的基本工作，而致力于对“时代精神”的诊治和引领。把“时代精神”提升为哲学的核心，这是一个必须归功于《精神现象学》的全新的哲学范式。在这一范式下，我们当然还可以像80年代那样，说它是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等等，但实际上，这样的哲学严格说来既不再是本体论，也不再是认识论，而是对有生命力的精神的呵护和培植！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才把哲学美其名曰“时代精神的精华”。
　　之所以不再是“本体论”，是因为它不再需要对世界的第一基础进行“奠基”，不再需要先把旧有的形而上学大厦“摧毁”，为新的大厦清理出“地盘”，然后在这个新的基地之上再建构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大厦；不再是认识论，因为认识论的物件是科学知识的基础、判准、构成等问题，而“精神现象”，只有部分地出于科学，大部分可以不在“科学”的范围内获得理解和把握。精神哲学需要的是“现象学”，要现象学地“回到实事本身”，回到“精神本身”的“自我显现”。精神的“种子”早已遍撒大地，无论在何种土地上，它都会生根开花。但花开花落，有的昙花一现，有的万世芬芳，只有自我显现的，在历经风雨冰霜后依然陡峭怒放的花朵，才是有生命力的花朵。哲学所从事的“护花使者”的重任，就在于对哲学自身所处的“时代精神”进行诊断，防止它被“身外”的病菌所感染、从而枯萎、腐化和堕落乃至死亡，并把时代的精神提升到精神自身的生命历程中去，与其一同开放。
　　所以，“时代精神”不存在“有无”的问题，它早已“扎根”在传统中，在我们的生活态度中，在我们的“意识”、“知识”、“科学”、“宗教”、“艺术”和“哲学”等等话语中，甚至在种种潜意识、前科学乃至“伪科学”的东西中都有它的“踪迹”和“倒影”。因此，哲学问题的关键不是要去创造某种“全新的精神”，而是我们的思想如何返回到精神自身的生命中，使“表像”在种种“意识”和“无意识”形态中的“不自觉的”精神获得自身的自觉，获得对时代脉搏的理解和把握，从而获得自身的健康生命力。
　　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哲学的整个工作就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转型工作”，即把基督教的启示信仰精神转换为启蒙理性精神。整个启蒙运动可以说都是为了完成这一工作，但是，这一工作总是在遭遇失败的痛楚。在黑格尔看来，启蒙的最大问题在于它的世俗化运动导致了精神的外在放逐和异化：一方面，在世俗生活上，启蒙就是“理智的培育和把理智运用于吸引我们兴趣的各种物件上”（《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商务1988，第16页），但糟糕的是，它一经被吸引到各种外界的趣味物件上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黑格尔简直是在惊呼：“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向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这种太忙碌于外界时务的“世界精神”导致了“生活的浮泛无根，兴趣的浅薄无聊”，“意志的空疏浅薄”，它使得“知识肤浅、性格浮薄的人最受欢迎”，而且“正是这种无知，这种浅薄空疏都被宣称为最优秀的，是一切理智努力的目的和结果”（黑格尔《小逻辑》柏林大学开讲辞，商务版，3031，下面凡引此书只注页码）。这哪里是在批评德国的风尚，简直就是对我们时下文化生活的写照！
　　另一方面，更加糟糕的是启蒙的世俗化带来了哲学本身的堕落。哲学原来曾被称为科学的女王，是真理知识的证成者，是理性的世界法官，颁布宇宙社会的法度，裁定人间的是非曲直。但精神一旦为低俗浅薄的意见所占据，“哲学的实质也已败坏了，消失了，以致连对于它的记忆和预感一点儿也都没有存留了。”（33）这实际上就是说，当哲学在为鸡零狗碎的功利生活忙碌时，高尚的精神无法从哲学得到辩护，但人类的心灵不可能不需要高尚精神的滋养，那么，哪里去寻求高尚精神的养料呢？这时，人们只有重新想到了宗教。在黑格尔哲学之前，“精神”这个概念一直只存在于基督教中，但它不是表征人的精神状态，而是作为“圣灵”（GeistGottes），作为最神圣的上帝的三位一体中的一个位格存在。但问题是，基督教的精神本身在启蒙运动的批判之下已经成为昨日黄花，失去了生命力，哲学的堕落又使得宗教失去了拯救精神的力量。因为“高尚的精神必须留在宗教里，但宗教却必须留在情感、信仰和预感里，理性和知识不能涉及绝对和上帝的本性”，于是“这个时代之走到对于理性的绝望但不久宗教上和伦理上的轻浮任性，继之而来的知识上的庸俗浅薄这就是所谓启蒙便坦然自得地自认其无能，并自矜其根本忘记了较高的兴趣。最后所谓批判哲学曾经把这种对永恒和神圣物件的无知当成了良知，因为它确信曾证明了我们对于永恒、神圣、真理什么也不知道。”（34）
　　在此情形下，黑格尔认为哲学的使命和任务就是要恢复对于理性的信心，要让哲学达到对自身能力和使命的自觉，它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35）。只有让事物回归于自身理念的真形相，事物才能取得自身的实际存在。而只有这种存在才是真正自由的存在，只有在这种真正的自由存在中开辟出来的“世界”，才是精神的高尚世界。人类的历史、法律、道德和伦理无非就是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精神的自由世界。
　　既然这样的“精神”已经迷失在“宗教”里，而启蒙的世俗化又是使哲学迷失自身使命的罪魁祸首，那么，黑格尔的哲学努力就在于：一方面把启蒙陷入外在反思的理智（知性）收回内心，使其关注于事物自身理念的真形相，从而把知性提升为把握“真理”的“实体性内容”的“理性”；另一方面使收回于理念自身的理性思辨具有与基督教相类似的“形式”：“思辨”Kontemplation在黑格尔这里，表示以“概念”的内在否定性为仲介的辨证思维，在基督教那里，表示以上帝的“三位一体”为核心的沉思冥想，默念和祈祷。通过前者，黑格尔使哲学恢复了“理性”的内容，通过后者，黑格尔使哲学具有了高尚的“精神”的形式：上帝的“三位一体”被概念“三段论”的辩证运动所取代，肉身化的“基督”通过痛苦地死于十字架和神秘地复活，在末世论背景中呈现的“圣灵”的光辉经过黑格尔的理性改造，摇身一变成为俗世中的“精神”花朵，绽放在启蒙后力求开辟“自由世界”的社会历史进程之中。《精神现象学》成为“精神”这朵苦难的俗世奇葩在不同的意识和心态、势力和地位、制度和法则面前发育、成长的过程，成为它自身在不同的生存处境中沉浮、磨炼最终回归自身，徜徉自得于自身开辟、创建的“自由世界”的过程。
　　黑格尔就是这样通过《精神现象学》完成了哲学诊治和引领时代精神的使命。迄今为止，各家各派，无论是认黑格尔为尊师者还是骂他为“死狗”者，都从正面或者反面受到了它的影响和“引领”；通过这本书，黑格尔使“现代性哲学话语”的“启蒙辩证法”变得清晰可见，基督教的“圣洁”理想没有在理智启蒙中被世俗化的污泥淹没，而是在回归自身的理性中得到转型。但绝对理性的信仰转型最终依然像基督教的天国信念一样，在世俗的生存势力面前，依然像个破落的“精神贵族”，只能独自哀叹世道已变，人心不古。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现代哲学家，黑格尔通过对基督教信仰精神的理性化改造和转型，出色地完成了“爱护、培育、护持”精神不被“熄灭”和“沦落”的哲学使命，这一伟大的贡献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被人抹煞的。
　　但话说回来，为什么我们对黑格尔哲学总是“看了又看，却看不见，听了又听，却听不明白”呢？为什么总是觉得它那么晦涩难懂呢？关键就在于我们没有“思辨思维”的习惯。黑格尔当年就对他的德国同胞说，思辨思维必须反对两种思维方式，一是表像思维，一是灵感思维（《精神现象学》序言，四）。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你执意于表像思维和灵感思维，你就无法理解辨证思维。但遗憾的是，这两者思维方式依然还是我们一般思维的主流。
　　按黑格尔的解释，“表像思维”就是你不按事物自身的理念（“概念”）而只按它的“表像”去思想它。“表像”作为事物外在的“事像”，作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确实容易理解和把握，但问题是，你“把握到的”、“触摸到的”却不是“存在本身”，而只是它的一个“影像”，一个“存在者”。我们通常是在“比喻”、“象征”、“例子”中才能从“表像”去想象“存在本身”，但我们往往都误以为“表像”、“存在者”就是“存在本身”了，结果就会导致海德格尔后来所揭露的“存在的遗忘”。黑格尔还没有“存在的遗忘”这个说法，但他联系到时代的“虚浮”心态，认为执着于表像思维，我们所见所思的依然是外在的事像，再加上在这种“非现实的思想里推论过来推论过去的形式思维”，思想本身就陷入到无实体内容的“空虚”、“虚浮”当中：“这种虚浮都不仅表示这种内容是空虚的而已，并且也表示这种看法本身是虚浮的”，“它就根本不居于事物之内，而总是漂浮于其上”（《精神现象学》，上册，第40页）。所以，在表像思维方式支配下，是入不了黑格尔哲学之门的。最要命的还在于，如果一个时代执着于“表像思维”，这个时代的精神就是空虚漂浮而无法回归内心的真理念的。
　　表像思维的“祸根”在于心在外而无法内在地理解“概念”（真理念），所以“灵感思维”干脆宣布不屑于使用“概念”，不进行推理，单凭天才的直觉和诗意的灵感就可直接把握真理。我们知道，这是对以谢林为代表的浪漫派哲学的批评，但对于这种思维的危害，黑格尔的说法并不非常确切，而是同样带有诗意的朦胧：“现在有一种自然的哲学思维，自以为不屑于使用概念，而由于缺乏概念，就自称是一种直观的和诗意的思维，给市场上带来的货色，可以说是一些由思维搅乱了的想象力所作出的任意拼凑一些既不是鱼又不是肉，既不是诗又不是哲学的虚构”（《精神现象学》，上册，第47页）。实际上，诗意的、灵感的哲学思维不仅在黑格尔同时代的浪漫派哲学中存在，在黑格尔之后的哲学中同样也大行其道。试想想看，尼采、海德格尔（特别是后期）、伽达默尔如果没有了艺术的、诗化的、灵感的思维，他们的哲学还剩下些什么呢？但黑格尔对灵感思维的拒斥，就像柏拉图对诗的禁令和逻辑实证主义对他辩证法的拒斥一样，都认为只有自己的哲学才能担当时代的大任，别的哲学都是胡扯。黑格尔之所以冒着得罪谢林的危险而大肆鞭笞灵感思维（实际上黑格尔确实因上面的话得罪了谢林，两人关系逐步疏远，直到后来晚年的谢林成为黑格尔哲学最早、最激烈的批判者），恰恰就是他认为，灵感思维本身渗透了太多想象性的东西，太凭偶然和任意，与时代的虚浮空疏同流合污。现时代的精神要在世俗化、物化、异化的污泥中挣脱出来，成为高尚的精神，成为俗世中抚慰人心的力量，就必须恢复起对认识真理的信心，对人类理性的信心。但认识真理的能力是理性，而不是知性（理智）。理性的认识必须借助于概念，必须依赖严密的推理，这都与灵感思维格格不入。所以，执着于灵感思维的人，像执着于表像思维的人一样，无法迈进黑格尔思辨思维的门槛。
　　有意思的是，尽管黑格尔不断强调思辨思维是概念思维，“哲学的陈述，必须避免夹杂一切没被概念地理解的和不是概念的东西”（《精神现象学》，上册，第47页），但这种辨证的概念的思维，在他看来恰恰就是“精神的现象学”！这样的“现象学观念”，对于胡塞尔来说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在他的现象学中不仅没有“概念”的地位，而且“概念思维”恰恰是要放进括弧中被搁置起来的。只有“直观”，意识的“意向性”，内在的直觉体验，才是现象学的核心，
　　概念的思维如何也是“现象学”？它又如何能够担当得起拯救现代世俗化之危机，重建时代精神之使命呢？
　　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与胡塞尔的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强调回归事物本身。如何回归？胡塞尔强调要遵循“原初被给予的直观”，对除此之外的一切加上括弧，中止判断，只有这种原初被给予的直观，才能让事物“自身显现”；但对于黑格尔来说，回到事物自身，就是回到事物的理念这个思辨的概念，因为只有事物真理念的显现，才是真正的事物自身，否则，“表像”中的事物毋宁说就是事物的“假相”。只是，事物理念之显现为“事物自身”，既不是在“直观”哪怕是“本质直观”中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在“意识流”中“内在构成”的，而是要经历一次次的“外化”（如同上帝通过圣子耶稣基督的肉身化（成人）成为可见的一样），然后从外化的现实中再次回到自身（如同耶稣基督通过十字架上的死亡，复活和升天，由人再次成为神一样），只有经历了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依然是一体的东西才是一个事物真正的自身。就像俗话说的那样：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人不能光呆在家里不出门（不显现），人必须外出（劳动、社交等），才能显现出他是一个人，但只有外出后又回来的人，才是“自家人”。思辨的概念都具有自反性，因为“思辨”的原义就是“映现”，像湖边的树映现在“水”中，仅仅从“水”中“看到”一颗树，那不是真正的“树”，而是树的倒影或表像，只有从“水中的树”返回到“岸边的树”，看到它们确实是“同一颗树”，但又是在不同处境中的“两棵树”时才把握到“树自身”了。真正的事物自身，既不是自在的东西，也不是自为的东西，只有在自为的东西中回到自在，从自在的东西通达自为，既自在又自为，才是一个真正的事物。
　　《精神现象学》就是这样一种通过概念自身的辨证运动，显现事物自身精神的生成和提升的哲学，这种哲学与其说它自身充满了魔力，不如说是现代人早已对被放逐在自身之外的窘境失去了意识的敏感，乃至说麻木了。因为无论是海德格尔对黑格尔“辨证意识”的实存论改造，还是尼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去魔化”，实际上最终都殊途同归：哲学不过就是回到自身的归家之路，尽管有人走的是黑格尔的“精神”所走的蜿蜒曲折的“辨证”之路；有人走的是黑格尔的“林中路”，有人走的是尼采的“权力意志”之路而已。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总是在漫长的历史尽头，显露出白发老人挑衅般的微笑：回归自身谈何容易！不在异化的沉沦中死去，何以知道自身为何物？回归自身的哲学之所以难以理解，实际上正是生存本身的矛盾性的反映。要生存，精神必须物化在劳动中，外化到社会历史中，客观化在法律、道德和伦理中，但要自由地生存，幸福地生存，有尊严的生存，精神却必须回到自身。黑格尔的这种力主回归自身的《精神现象学》，之所以在20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要“看了又看”、“听了又听”，原因在于，现代“精神不断媚俗化。精神的真正功劳在于对物化的否定。一旦精神变成文化财富，被用于消费，精神就必定会走向消亡”（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而我们正在这条精神消亡的路上越走越远，谁能把我们拉回来？
　　发表于《文景》2007年第5期：题目改为
　　《精神的回归之路为庆祝《精神现象学》出版200周年而作》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12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