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叶慧：核心价值观要有中国元素与现实性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没有中国元素。要认识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建议凝练成一组10字5范畴：“仁爱、诚信、平等、民主、公正”。其中，“仁爱”与“诚信”既是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又是当下我国社会生活中最需要的，且是能与各文明、各宗教对话与交流的核心价值。
　　十多年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的讨论日益兴盛。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凝练核心价值观的探究，更是方兴未艾。光明日报近来发表了包心鉴、韩震、杨永志、王虎学、钟哲明、宋善文、祝福恩、段世江等同志的多篇论文，思路不同，见仁见智，拜读之后，觉得都很有见地，启发我们进一步研究如何凝练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亦觉有所不足，特撰拙文求教并商榷。
　　从方法论上来说，凝练核心价值观一定要考虑四个方面：第一是时代性（普遍性、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对话性）；第二是民族性（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至今在民间活着的）；第三是实践性（针对现实问题、可行性）；第四是简易性（通俗简明，老百姓喜闻乐见）。核心价值观应是从社会现实中总结出来、又加以提炼的，目的在于指导广大群众的生活，融化在人民大众的性情心理中，有助于凝聚社会人心的一些深长久远的价值。既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不能没有中国元素，因此一定要把渊源有自、源远流长、在百姓日用间影响最大的传统文化中的最重要的价值纳入、凝炼进核心价值观。
　　我们认为，需要搞清楚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而在理解它“是什么”时，先要明白它“不是什么”。我们要特别指出，核心价值观不等于基本国策，不等于现实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不等于社会规范与法律体系的要点，不等于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文化精神，与这些东西都有一些区别，都不尽相同，当然它们之间又有着一定的联系。
　　价值观一般指经济价值、商品价值之外的，社会与人最贵最重的东西，人们更为根本的期待、诉求与目的，如真、善、美等。价值观主要回答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应是什么”、“应该怎样”，人“如何活着”、“应当怎样”的问题。它指向社会与人之“应然”，分辨好与坏、福与祸、利与害、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它与社会终极目标、人之目的、人生意义密切相连。人本身就有价值；价值有不同类型与层次的分别。有关人生价值的领悟，关系到人的生活意义与幸福感。核心价值观，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社会价值观中普遍的、主导的价值。它与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相适应，又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在它的启导下，人们可以努力地把社会与人的“实然”状况，提升为“应然”状况。
　　在我国思想文化的传统中，有关人生价值的评价，一般用“上”“贵”等词加以表达与肯定。春秋时期鲁国叔孙豹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就是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三不朽”说，肯定君子在道德、功业、言说上的价值，而以德为最高价值。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去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可见孔子把“仁”“义”视为人的最高价值，不违背道与义的富与贵，是可取的，但相对而言，“富贵”的价值在儒家追求的“道”“仁”“义”之下。至于不义的、用不正当手段取得的富与贵，则是应当唾弃的。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孟子告子上》）这就是说，道德性、良知良能是天赋予我们每个人的，是人内在固有的，只是人们往往不自觉自己有天下最珍贵最有价值的东西，沒有把它启导出来。功名利禄，世俗认为贵重的东西叫人爵，人家可以给你，人家也可以拿走。但道德良知、仁义忠信、不疲倦地行善，是天赋予我的，人家夺不去的，除非自己放弃。每个人，匹夫匹妇都有这天下最尊贵的东西。儒家认为，人是天地间最有价值的，“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荀子说，比之水火、草木、禽兽，“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而之所以如此，就是人有道德。荀子强调后天的道德教育、训练、实践，化民成俗，美政美俗的重要性。
　　根据张岱年、赵馥杰等先生研究，历史上各民族、各地域、各时段、各流派、各宗教文化及社会的上层与下层的价值主张与追求各不相同，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样态，如墨家以功利为上，道家以自然为上，法家以权力为上，但从总体上来说，二千数百年来，在社会治理与人性的实现上，最能深入到社会底层，有影响力，有益于社会发展与长治久安的，还是儒家的道德价值论。
　　关于核心价值观的凝炼，据王虎学先生的文章，国内学者们目前已提出了60多种表述方式，涉及90多个范畴。但遗憾的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与元素却十分稀少。我们反复掂量既是中国的，又是社会主义的，还是基本而又核心的价值，在这里也提出一种表述方式，10个字，涉及5个范畴：“仁爱、诚信、平等、民主、公正”。
　　关于“平等、民主、公正”价值的重要性，学者们已有很多论述，这些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价值目标与原则，而且具有时代性、普遍性，从中反映了我们对近代以降的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吸取与扬弃。在今天我国和谐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平等、民主、公正”又代表了老百姓的心声，有助于克治贫富悬殊，有助于团结、凝聚各民族底层民众，团结奋进。这是我国“富强、文明、和谐”的基础。我们认为，求强求富不是终极目的，富强是为了广大民众的利益与福祉。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平等、民主、公正”，就没有真正的“富强、文明、和谐”。因此我们认为，与其强调“富强、文明、和谐”，不如更强调“平等、民主、公正”，这更实在一些。
　　古人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盜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
　　这是从古至今，从上层精英到普通老百姓的社会理想。与此相应的表达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等。就今天的社会而言，人们普遍期待的社会状况是：失业率不高，犯罪率很低，公序良俗得到护持，有全社会的征信系统，贫富差距不大，公民的基本人权、政治经济权与尊严得到尊重与保护，全民享受住宅、教育、医疗保险，生态环境良好，食品安全得到保障，人口预期寿命增加，生活品质提升。这就包含着人人平等、申张每个公民的民主权利、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的诉求。
　　可见，就人们对社会的价值评价而言，“平等、民主、公正”的社会是社会主义中国民众最基本的价值诉求。同时，这些价值不仅仅属于“外王事功”的范围，它又是现代社会对现代人的“内圣修己”的要求，即每一位公民都要尽可能地自觉养成平等、民主、公正的意识，对己对人，对家庭对社会，对职业对人生，都以此为衡量、评估的重要标准，并身体力行，融化在自己的思想、行为之中。
　　下面说明“仁爱”“诚信”范畴，及将其纳入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
　　所谓“仁爱”，即孔子提扬的内在仁德与爱心“仁者爱人”，“泛爱众”，也即孟子的“仁民爱物”，韩愈的“博爱之谓仁”。“仁”是“五常”（仁义礼智信）之首，义礼智信四德都是围绕着“仁”而展开的。“仁”也是孝悌的根本。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仁”是中华文明的内核、主旨，朱熹解释为“爱之理，心之德”。按曾参的理解，“仁”的内涵包括尽己之心的“忠”与推己之心的“恕”；“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爱”价值下移到民间，诸如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蒙学读物中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将心比心”等，千百年来成为中国草根的老百姓的生活信念与行为方式。
　　所谓“诚信”，是“诚”与“信”的结合，即诚实守信之意。“诚”是真实无妄，不自欺，不欺人。在《中庸》里，“诚”是一个最高范畴，是“天之道”，又叫“至诚之道”，是天赋予人的本性与道理。“君子诚之为贵”，把“诚”奉为最宝贵的东西。至诚的人，不仅自己取得成就，而且自觉及于万物，行于他人，成就自己、他物、他人。求诚的人，择理明善，固执坚守，不懈追求生命的崇高境界。在《大学》里，“诚其意”指学习、实践做大人之学，一定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而诚意必从慎独开始，做到“毋自欺”。“信”是五常之一，也是诚实不欺、真实无伪、忠诚笃实、言行一致、践诺守约、不食其言之意。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信守的内容必须符合道义与社会规范。
　　我们为什么要把“仁爱”“诚信”范畴纳入核心价值观呢？
　　首先，“仁爱”“诚信”是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中之最重要的核心的道德价值，是我国的传统美德，而且至今是活着的，有生命力的价值理念。当下普通平凡的老百姓，例如道德模范吴天祥、防治艾滋病的专家桂希恩、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以及一些青年志愿者朋友，仍然继承并实践着中华文明的精华，以一颗仁爱之心，诚朴信实，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爱利他人，服务社会，纯洁世道人心。“仁爱”“诚信”当然属于“内圣修己”的层面，但人有了这种价值理想，往住就能敬业乐群，有益于“外王事功”的开拓。
　　其次，“仁爱”与“诚信”是当下与今后较长的时期，我国社会生活中最需要的道德价值。应当看到，当下仍有很多不健康的现象，如小悦悦事件，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现象，毒奶粉、地沟油、商业欺诈、制假售假，假文凭与学术不端，金钱与权力拜物教盛行、钱权色的交易等，腐蚀着社会，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价值失序与道德信念的危机。首先我们要唤醒人的爱心，这是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人性人情之根；面对社会诚信出现“断裂带”，我们要努力建设管乎人心的、具有内在约束力的信用系統。健康的市场经济，健康的吏治，非常需要“仁爱”“诚信”价值理念的支撑，这有着现实针对性，有助于美政美俗，整饬秩序，是人们现实生活的需要。“仁爱”“诚信”的价值，是“明荣知耻”的基础，对今天的社会规范、法律体系起指导与辅助的作用，有助于社会规范、法律体系的健康地建构、实施与完善。
　　再次，“仁爱”“诚信”价值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是多民族、多宗教共同的价值理念，是我国最重要的伦理共识。儒家的“仁爱”与佛教的“慈悲”、伊斯兰教的“仁爱”、基督教的“博爱”，有共同性、互通性，也有若干差异，但千百年来在我国早已处在相互影响与交融之中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也都讲“诚信”。今天我们提扬这两个价值，不仅有利于国内各民族、各宗教的相互理解、团结和谐，也有助于我国文化与世界各文明、各宗教的对话与交流。
　　西方政治家撒切尔夫人说中国只能生产电视机，不能贡献给世界以价值观。这个说法是非常狭隘与罔顾历史的。实际上，以“仁爱”“诚信”为核心的儒家文化通过传教士传到西方后，曾为莱布尼茨、沃尔伏、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与百科全书派所重视。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的《人权宣言》就引用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战后，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人权宣言》也引用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前所述，这一恕道原则恰好从属于“仁爱”的价值观。中国的价值观不仅在过去贡献给了全人类，而且在未来也会不断贡献给全世界。这就是软实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全体国民中提扬“仁爱”“诚信”价值，不仅具有实践性，针对着现实问题，尤其关涉到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性情教育、德性养育要从娃娃抓起，贯穿在家庭教育、国民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之中，代代相承，这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仁爱”“诚信”与“文明”“和谐”相比较，前者是体，后者是用，前者是本，后者是末，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前者具体，后者抽象。
　　我们对中华文明，对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对我国的精神文明与价值系統，一定要有所敬畏与尊重，要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真正理解祖宗文明的博大厚重，并予以创造性的转化。因此，我们呼吁把
　　“仁爱”与“诚信”纳入核心价值观，同时非常重视“平等、民主、公正”等核心价值，这关乎中华民族的现在与未来。
　　（作者单位：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叶慧，湖北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本文发表在光明日报2012年3月24日第7版理论版上，发表时有删节，这是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