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为什么是“政治”？

　　一、面对政治，我们为何“很傻很天真”
　　就人的自由天性或超越性而言，人是游戏的或艺术的生物。看文艺表演、娱乐八卦的，任何时候都比看学术论著的多，用孔子直白的话说就是“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如果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而言，我们重视的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是柴米油盐、亲朋好友。钱多了，寻剌激，就容易往斗鸡走狗、吃喝嫖赌的路上走，把玩古董属于“高雅”的文化行为。所以，我们的媒体近年来通过“鉴宝”“拍宝”一类节目，让中国人逐渐过剩的精力有一个正当的释放处，也算进行“文化建设”了。
　　然而，偏偏近现代中国的主题是政治，是不乏光明正大，但更多的是阴谋诡计、刀光剑影的政治！中国的老百姓不想玩、玩不起，但谁都别想躲掉。很长时期，“民众革命”“群众运动”还是政治得以开展的重要形式。中国人早就厌恶了的政治“折腾”，大都是自上而下地“鼓动”、“发动”起来的。
　　想想文革，响应伟大领袖“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男女老少齐上阵，举国的政治狂热。热到什么程度？热到狠不得掏出心来让人看是不是红的，热到竟然有人越境到国外去搞革命，热到天安门前红卫兵们万众欢呼的场面空前又绝后。
　　突然有一天，毛主席“最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还是谋害伟大领袖的阴谋败露，私自驾机叛逃摔死的。是真的吗？阶级敌人造谣污蔑吧？帝国主义还有社会帝国主义可是与我们不共戴天、亡我之心不死啊！善良而又被卷到“革命”政治运动中的民众觉得这怎么可能？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
　　但你不信也要信，这是党组织通知的，中央电台的新闻播报的。那原因是什么？是林彪当了二把手，就滋生要当一把手的狼子野心了，早就组织“舰队”准备搞政变了，并且这个人在历史上就有问题，什么什么事情上不听毛主席的话，你仔细看他那形象，眉毛眼睛，多阴！
　　民众好象一下子回过神来，就是，被林彪骗了，幸亏伟大领袖明察秋毫、及时识破，不然，红色江山说不定就断送到他手里了！我们更要紧跟伟大领袖啊，于是，批林批孔，继续革命。批林为什么要批孔？因为林彪床头挂着“克己复礼”的条幅，伟大领袖也说了，国民党反动派都尊孔，林彪也尊孔。那就批吧。
　　后来，伟大领袖去见马克思了，不是说他至少能活120岁吗？这可没人敢造谣。哇，那个痛啊，人民不就成了没爹妈的孩子吗？接着，“四人帮”又被拿下了，这都是怎么回事啊？！
　　不久，开放了，知道国外的情况了，人家资本主义国家的老百姓不仅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简直有点象我们理想的共产主义；历史也慢慢地被揭秘，政治露出了冰山一角，民众也开始觉悟。
　　但觉悟的如何？
　　就在前几天，我们很多可爱的写手们还在大声疾呼：不要瞎猜乱说，听到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就是什么内部闹翻，什么要泄密、要避难，你们真会联想啊！看到女人的胳膊就联想到肉体！王立军可是我们的打黑英雄，是我们书记的左膀右臂，他是到领事馆追查偷跑到美国的贪官名单去了！
　　这时候，连我这个文革中一样愚昧的人，也感觉这些人除了可爱和自信，就是太愚昧了，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很傻很天真。于是，“善良”、“愚昧”、“左”，这几个本来分属不同领域的词，都蹦出来，并在这里并排站在一起了。
　　这能怨他们吗？他们看到的都是我们“正面”的宣传，政治的正确、形象的光辉，还有象当年一样的“紧跟”和“密切”。政治，严格地说是政治权力及其运作，对于中国大多数人来说，还远非什么阳光下的事情，而仍然是一个神秘的黑箱。
　　他们没有看到，因而也不了解政治的另一面。加一句话，是已经有了改善，但仍然亟待改革的政治。
　　善良的人们会问，为什么偏偏是政治？
　　其实，政治既不意味着光明正大，也不等同于丑陋肮脏。需要还政治的本来面目，并给它一个历史性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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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政治的产生与政治游戏
　　形象地说，两人之间无政治，因为两人必须合作，且关系清楚，没有玩政治的空间。当然，可以有智力和暴力，一方揩另一方的油，甚至奴役他；但如果另一方智力体力不弱，那就得公平合作，俩个和尚抬水吃嘛。
　　都知道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两个被抓的囚犯由于不能通信息，最后都没有选择对双方最有利的不坦白，而是选择了坦白招供，这叫纳什均衡。但这不是合作均衡，而是俩人“不合作”的均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一个警察是第三者。所以，三人之间就有政治了，三人中有一人放个屁，放屁的只要说自己没放，另外两人就搞不清楚了，这就会互相猜疑；如果俩俩合作，一人被排除，那么任何人都有合作的可能，也有被排除的可能，这就有戏了。
　　现实的政治虽然不是这样产生的，但三人关系中就有了政治的萌芽。在最早的氏族中没有政治，因为大家的生存能力都很低，需要相互依赖，合作生产，挣的也就勉强够吃的。那时，“我们”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我们”的，甚至配偶应该叫异性伙伴也是如此，“争风吃醋”是后来的事情。那时重要的是区别“我们”与“他们”。
　　今天海外还有些民族没有政治机构，秩序是靠族长和习俗维持，但他们都比较穷，没有多少财富，所以谁都没有多大的私心和贪欲。
　　但在多数民族中，一方面，财富增加、氏族扩大，血亲关系有了亲疏之分，另一方面，劳动分工与分化也在扩大，导致了人们能力和作用的差异，一些人就开始动脑筋了：我自家怎么过得好一点、风光一点，也让自己的后代过得好一点、风光一点？这就要想法利用人的先天的后天的差异，尽量让自己获得一个优势地位，多占有一些财富。
　　他们为什么不像我们的道德模范，一心想着如何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真是没觉悟！其实是没法有觉悟，一者就象我们经济没有崛起之前，搞平均，吃大锅饭，吃得大家都懒了，也更穷了，所以邓小平才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二者就象今天“我族”和平崛起，不可能拉着朝鲜、缅甸、巴基斯坦这些穷哥们一起崛起，管不了那么多，管多了是干涉人家内政，象朝鲜从来讲的是金领袖树立的“主体思想”。就是这个理。
　　当然，那时候这“一部分人”肯定是那些威信高经验又多的族长、酋长及其子女们，利用传统的合法性，他们最容易获得优势地位，凭这种地位捞取财富。捞得家大业大了，怕人眼红怕人抢，也就需要有人“看家护院”；于是，原来在打猎中发明出来的“枪”，现在成了受“东家”指挥的“枪杆子”。在这个过程中，道德要么放低了身段，要么生出虚伪的一面，总之，道德“权威”开始向政治“权力”转变了。
　　这样，财产不能“共”了，老婆也不能“共”了，“我”的就是我的，不是“你”（或你们）的，也不是“他”（或他们）的，有了三人关系或三方关系。“我”为了自家能多捞多得，就要区别“你”（或你们）和“他”（他们），拉拢、联合你（或你们），排挤他（或他们），让他（或他们）处在最低层，为我也为你当牛做马做贡献。社会分化和界限也就出现了。当然，三方对自己而言都是“我”，究竟谁能脱颖而出，那就看他们掌握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看谁会玩儿不会玩儿了。所以，政治首先是围绕利益开展的权力获取和运用的游戏，是通过人对人的支配而实现人对物的占有。
　　当着我们所说的“国家”这个圣物出现，社会就有了体制化的上下尊卑的差别。社会从原来的平面上隆起了等级的金字塔。处在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社会地位最高，拥有的财富最多，自由度也最大；处在金字塔下层的人，则只有养活自己，外加交皇粮，向上输送资源的份。所以，“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是人的自由的天性使然，无可厚非，但有本事走到高处的，注定是少数人。
　　现在大讲价值观，人类文明几千年，说白了，往上爬或羡慕、巴结那些爬上去的人，是许多民族世俗的主流价值观。批评和抵制这种价值观的价值观，是平等。孔子当年就担心，“不患寡而患不均”。但中国偏偏成了最陡峭的金字塔，严重不均，只有处在金字塔最下面的人，是既寡又均。
　　吊诡的是，这原因又正在于社会不能合理分化，朝廷重农抑商，不让分化，这才能保证小农们既不流离失所，又能作好皇权的垫脚石。倒是西方，政治、文化和经济在前现代就相对分化，社会二元或三元，国王、教皇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推动了后来西方人法律上的平等。有些大领主或大商人，经营有方，富可敌国，也完全正常。
　　要在中国，那就等着皇帝来收拾吧。朱元璋让苏州巨富沈万三家破人亡，嘉庆抄了乾隆的宠臣和坤的家。所以，即使前现代社会，西方人的出路也比咱们多一些，社会有一个内部的多元互动和制约。
　　我朝向来有我朝的特色。秦统一六国之后，原来周天子的分封制变成皇帝专制下的郡县制，皇帝通吃，政治领袖、精神导师、财富霸主一肩挑，“天下”这才真正属于“天子”了，朕是天子也就是朕即国家。
　　在这方面，荀子和他的弟子韩非和李斯没少帮忙。按韩非的教导，人性都是恶的、心理都是阴暗的，父母和子女之间也算计，觊觎皇帝大位那就更多了，刘邦看到秦始皇是怎么说的？“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又是怎么说的？“彼可取而代也！”所以皇帝对谁都不能相信，要牢牢地掌握权力，熟练地运用“法术势”的三字经，即颁律法、弄权术、处优势。
　　律法是公开透明的；优势是制造出来的落差，或者表现为空间高度、时间领先，或者表现为某种异样的氛围，造成人的心理认同或精神雌伏，半公开半透明；权术、心术则不公开不透明，说某某喜怒不形于色、城府极深，就是他的真实想法你一点也看不出。这样玩政治，有点象猜哑谜，最接近的是仇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的相互追杀，玩得心惊肉跳，没什么规则和程序可讲。传统政治，厉害也就厉害在这个地方。
　　秦用法家，二世而亡。接着，黄老之学和儒家先后成为汉家的首选，汉武帝独尊儒术，用汲黯的话这叫“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有点嘲讽的味道；到汉宣帝训斥太子时，就明确地宣示为“霸王道杂之”这一经典政治原则了。
　　于是，作为利益集中体现的政治游戏，成为皇帝的禁脔。皇帝特选的帮办们当然要参与其中，为皇帝玩游戏出谋划策，让游戏玩得高明一些。所谓高明，就是让天下人不仅对皇帝坐天下心悦诚服，还感恩戴德：“天大地大，不如万岁爷您的恩情大！”“陛下圣明，臣罪当诛！”“吾皇万岁、万万岁！”
　　这也不能说整个一阴谋，儒家帮助设计和推行这一阴谋，因为弱小而无助的农民们，要没有皇帝从上面给他们洒下雨露阳光，青天大老爷为他们作主，遇到土豪劣绅的欺男霸女、灾年荒岁的颗粒无收，他们还真是没辄。至于到底是谁养活谁，草民们如何弄得清？自古就要交皇粮，有坐轿子的就有抬轿子的，这些天经地义的“传统”难道会不合理？谁又有本事把它翻过来？中国百姓根本不必知道什么黑格尔，生活每天都在教育他们“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皇帝加儒家的专制，还是好于皇帝加法家的专制。作到帝王师的儒者瞅着机会就给皇帝讲天人感应、讲舟与水的故事，让皇帝有所忌惮，也慈善一点；皇上父仪天下，皇后母仪天下，如此天下一家春，社会也就和谐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也不妨说就是“大家长的政治”。政治除了有不可公开的“阴”的一面（阴谋？），还有可以公开的“阳”的一面（阳谋？），孙中山的比较现代的说法，就是“管理众人之事”，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但是，参与这场游戏的人一多，游戏的设计就麻烦了，穿帮的危险就增大了，以皇帝为中心的同心圆就要分出内外层。最为内部的圈子是皇帝最宠信的几个人，只有他们掌握最高权力和最高机密。不过，对他们，皇帝不仅拥有最后的裁断权，还要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处处留一手，这是韩非子早就告诫过的。所以，传统政治之所以不公开、没规则，更不必讲什么程序，关键在于政治的高度集权和一二个人说了算。这是传统政治最大的两个特点，从这两大特点自然生出神秘性。皇帝也怂恿一些人为他指天画地、装神弄鬼，搞什么谶纬神学。
　　当然这并非没问题。关乎天下安危、万民祸福的大事，只一二个人说了算，那更多的人就不放心，于是乎，凡有可能或自认为有能力的人都想影响这一二个人。中国历史上不停地上演剧情差不多的一齣戏，就是外戚、宦官们的干政甚至夺权篡位。玩得好，可以象曹操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象魏忠贤成了权倾朝野的九千岁；玩到极致，也有自己当上皇帝的，象王莽、杨坚，武则天、慈禧也可划入这一行列；玩不好，轻者打入冷宫，重者流放灭门，更是比比皆是。
　　即使皇室的嫡长子世袭制拥有政治的合法性，围绕皇位的争夺，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的事，也多了去了。
　　政治成为最高风险的大赌博。即使你说这是飞蛾扑火，飞蛾们也照扑不误。诱惑实在太大了，大到超出你的想象力，总之是“想什么有什么”，“不怕想不到、就怕做不到！”如果谁在这方面想象力差，想一下我们省交通厅长们的前腐后继，也就略知一二了。
　　这种政治的溢出效应，就是为民间文学、说书唱戏，源源不断地提供素材，让平头百姓以这种方式理解政治的性质、分享政治的戏剧性，也教育百姓认同当朝，顺便培养百姓的想象力。
　　那平头百姓能否玩政治？历史告诉我们，陈胜吴广到了“今亡亦死，举大事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的份上，才决然地进入到政治的大戏中。不过，命都豁出去了，这就不太象“玩”政治，甚至连“赌”政治都不象，是被逼到绝路上去了，抱着绝路逢生的一线希望。所以，传统社会，要谋取政治大权或去分一大杯羹，如果没有祖宗罩着，不是世家出身，就只有豁上命了，象那些梁山好汉，先造反、后招安，也算干值了。这就是在中国搞政治的条件。
　　至于学而优则仕，利用科举制向上爬，是最安全也最荣耀的。但在李世民看来，不过是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用今天的行话，叫进入体制内。个别人考的好或干的很，也能成为皇帝的亲信，进入皇权的核心圈。
　　到了近代，外侵内乱，革命党兴，满清皇朝也玩不灵了，玩不灵还要玩，结果玩大发了，两千年帝制都赔进去了，科举在这之前就废了。于是革命政治代替了皇帝专制的政治，西方自由民主的口号也被革命者喊得震天响，革命的政治成了每个老百姓都要参与的事情，连阿Q都要革命了：
　　造反，造反了！我手执钢鞭将你打！阿Q一边唱一边高声大叫：我要什么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尼姑，和尚动的，我动不得？可高兴了没三天，看到阿Q已经怯怯的赵太爷结交了革命党，不再把他放眼里了，阿Q才悟到结识革命党的重要。城里认识的那个革命党被砍了头，他认识的就只有假洋鬼子了，于是去见假洋鬼子，话还没出口，就被喝令滚出去。赵家遭劫，阿Q被作为盗贼捉拿，稀里糊涂地被就被枪毙了，临死也没把圆画圆。从此，“多谈风月，莫论国事”成了世人心照不宣的政治禁忌。
　　鲁迅真是了解国情，“革命”是要“结识”革命党并听革命党号令的！你和党的关系或者叫人脉比你革命的愿望和行动重要多了，可不能听自由民主听多了，就想按自己的愿望来革命，或对革命说三道四，那是无组织无纪律，是小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可是延安整风的一大重要内容。跟革命更要跟组织、跟人，这成了中国现代革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话说回来，在中国这样一个向来讲“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国度，再加上近代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当然，凡是想干成大事业的政治家，都要搞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还要讲纪律和统一，否则别想得天下。
　　“旧”民国也好，“新”中国也好，广大的百姓被动员起来参加打天下。那坐天下呢？文革似乎以“大民主”的形式让百姓坐天下了，结果呢？“黑五类”还有后来的“走资派”不用说，保守派和造反派都先后被政治玩得不是死，就是伤了。还敢再关心“国家大事”吗？
　　文革中，我亲眼见到一位造反派头头在刷一条大标语时，一激动不知为何将“打倒刘”，写成了“打倒毛”，“毛”字还没写全，就让他的战友们扭倒在地了。在现代中国，“大民主”与“大专制”必定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种专制，你叫“无产阶级专政”也好，叫“领袖专政”也好，一个意思。
　　三行进在崎岖山路上的中国现代政治
　　真正让政治变成谁愿意玩，谁就去玩的一款游戏的，是现代民主政治。
　　如果说，前现代社会的政治是寡头政治、黑箱政治，现代民主政治就成了大众政治，成了可以参观、旁听的议会政治。大众政治而又议会政治，什么意思？就是大众通过精英代理其从政。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民主政治不撘界，它需要的是家长制的管理。市场经济需要民主政治，其一，产权的个人化、多元化和等价交换，给世人带来了法律上的平等，他们进而在政治上要求以民主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志，票决、协商；其二，这两者之间还能互斥互补，互为对方设定界限，互为对方矫正不足。
　　也可以说，市场经济催生出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呼唤着民主政治。
　　过去皇帝的金口玉言，在现代社会变成了宪法，它给予并保障着每个公民的权利，又为政党政治的游戏设定了框架和规则。
　　从过去不可分割的政治权力，到民众有了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这是人类政治最大的进步。现代社会多元取向，多数人不必再把当大官看作人生最好的出路，看作最光宗耀祖的事了。对赚钱感兴趣的可去经商，对娱乐感兴趣的可去从艺，对政治感兴趣的就去组党，搞选举、拉选票，不管是出于韦伯讲的“志业”，还是你想捞政治的好处从政当然有好处，就象经商有好处一样，同时也有成本、有风险，至少你不能怕辛苦，也不能怕被曝光，因为你是公共人士。
　　公共人物最无神秘感、神圣性。你不就是个子不高还有点花的萨克齐吗？你给我握手？我还不给你握手呢！把老萨气得回骂一句。你虽然贵为总统，也就是回骂一句，还能怎样？按我们的标准，被起诉的以色列的总统、德国的总统，多大点破事？要么被赶下台，要么进了监狱。
　　当然，你如果带头守法，又有能力，内政外交搞得风生水起，你就会赢得民众的尊敬，还会载入史册；如果是法国总统，没准儿死后还能入先贤祠。虽然法国先贤祠里更多是思想家、艺术家和学者。
　　中国的政治也在变。搞政治的也要显示自己开明民主、与时偕行了。
　　如果说中国传统政治关系主要在皇帝、官僚和百姓这三方之间展开，那么，近代以来的政治，成了中国的统治集团、外国特别是那些有实力的国家，与中国民众这三方的关系了。于是，中国的政治集团大都要与某个大国暗通款曲或公开靠拢；另外，既可以给中国民众讲外国人的事，更可以代表中国民众正告外国人。
　　当然，中国不是一个政治集团，同一政治集团也非铁板一块，政治集团之间有博弈，外国和中国民众对他们也可选择。无论谁最后胜出，中国的统治者们都面临一基本任务，那就是既要维护民族利益，又要适应世界潮流。这也不那么容易。有时候看起来维护了当下的民族利益，却可能背离了世界潮流，顺应了世界潮流，可能带不来民族当下利益的最大化。那些“根本的”“长远的”利益，人们又往往看不见、摸不着。
　　所以，就此而论，同样是搞政治，在中国比西方难度要大。谁予不信，可以一试，至于如何比，也是你的事。
　　话说回来，中国的民主也要培育，一下子搞不了，正如小农经济一下子变不成市场经济。所以，孙中山理性地提出政治“三段论”，即军政、训政和宪政。由于内外部的双重作用，老蒋在台湾一边戒严一边发展经济，持异见的人士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搞政治活动，要求结束一党专制，到了小蒋，很快就转型到宪政下的民主政治时代了。“黑金”、“枪击”一类的把戏玩不灵了，也就没人玩了。
　　在大陆，毛和老蒋一样，也希望靠他的和党的绝对权威，带领全民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不管如何蛮干胡搞，整肃了五十万右派在先，插红旗拔白旗在后，也就没人敢说个不字了。于是，有了满天放卫星，接着也就有了三年大饥荒。等全民稍微缓过点气，靠三自一包吃上饭了，毛又祭起阶级斗争这个纲，让全国上下都折腾，群众运动成为运动群众，直到发动文革，十年浩劫，终于物极必反，过渡到邓小平的新权威。
　　邓提出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大陆的政治这才有了一个新的解读：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力量，都是政治上要依靠的力量；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就是在这一语境下有了根本改善的。
　　从理论上说，凡是参与发展的阶层，都可以玩政治了，但是，搞经济可以不争论“姓资”“姓社”，政治和意识形态则两说，这里吃得开的一向是“宁左毋右”。谁要越出官方划定的界限，被扣上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你就要大触霉头。最厉害的就是89风波了。平定风波，也是老办法，在最权威的老人家里就决定了；后来，重新启动改革开放，也是靠了这位了不起的老人。这就是当时的国情。无视国情，或声称国情不变，非盲则愚。
　　所以，我才说：中国的问题，直接是政治，间接是文化。把文化问题归结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想得太简单了。在传统中国，文化与政治高度整合，支持威权政治的文化源远流长，深厚的很。
　　试看中国文化的两类符号，一是建筑符号，紫禁城的宫殿处处昭示皇权的至高无上，谁住进去谁就会找到当皇上的好感觉；二是语言符号，至今我们的一些儒生还在提倡大家长的“父爱”意识、老百姓的“良民”意识、还有“畏圣人、畏大人之言”等等。
　　每个家庭都需要家长，家长也不能借口民主平等了，当甩手掌柜的。私域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所以，我主张把“生活文化”与“政治文化”区别开，要改造的首先是家长制的、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的生活文化，仁义廉耻、尊老爱幼，完全应当在生活世界发扬光大。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合理区分，可我们的现实是，该分化的没有充分分化，不该分裂的倒率先分裂了。而这与政治继续在操控一切、主导一切是分不开的。政治包揽的多，政治的风险就大，时下全民都在议论“要不要革命”的政治了！这是我们政治的红色幽默，还是政治的反讽？
　　中国随着小平的去世而结束了英雄或威权时代，进入凡人或平民时代，认清这一点很关紧的，不然，不搞政治民主，不让政治运作进入阳光下，讲程序、受监督，还希望一二个人在黑箱中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那黑箱只要透入一点光亮，不是立马成为政治丑闻，就是流言蜚语满天飞！
　　至于有人高看德国法学家施米特，把他强调政治就是明确敌我的理论，与毛泽东关于革命首要问题的说法关联起来，似乎英雄所见略同；以我之见，也不过指出了政治本来就有的一个方面，但把这一个方面扩展为整体，恐怕问题就大了。毛本人早就把他当年湖南的革命经验推广到国际上，并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结果如何呢？这种国际政治理论，我们还要继续吹捧吗？
　　整个社会的结构都在变，有人却不想让政治模式变，还说大陆“现在的民主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真不知这些人的良知跑哪里去了！
　　过去说，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现在也可以说国际政治同样影响国内政治。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国内基本的政治原则越来越接近了，尽管无论中外都多少要搞双重标准，民族利益与其宣传的价值观也未必完全对号。
　　如果维护本民族利益、关心国内民生天经地义，那么，我们到国际上要民主，就更应当在国内保障个人权利、实行民主政治，这才说得过去。在今天，如果谁还一脑袋“宁与友邦，不为家奴”的满清意识，那他被中国民众抛弃，不会是很迟的事。
　　广东的乌坎事件算是较妥善地解决了，那更广大的其他地区呢？中国民主政治的道路还很长，同志仍须努力，但能否给出一个类似孙中山三段论的说法，让执政党内外都知道下一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小平当年给出了中国经济的三步走，现在大陆的政治领袖们，为什么不可以给出一个政治的三步走呢？
　　要真正为民族负责，是时候了！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