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儒学与中华文明重建

　　本文为作者著作《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前言”。
　　今日中国正面临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值此特殊时期，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今天遭遇的真正挑战决不仅仅是如何建立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富国或军事强国，而是正确理解中华文明在未来人类文明之林的位置。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决定未来中华民族能否永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为人类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决不是它是否有强大的综合国力，而主要取决于中华民族能否建立一种新型的、有独特价值和意义的文明。
　　我深信，文明的重建是今日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岁月里，中华民族曾经历过无数次被侵略和蹂躏，无数次分裂和动荡，它之所以能历经风雨而不衰，不是我们的先辈擅长打仗，也不是由于中国的国力自古以来一直比别国强大，而是由于我们的文化价值理念。文化绵延的逻辑与政体不同，其中最值得我们拾起的历史经验是：早在250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起，我们的祖先就为我们的民族确立了先进的文明理念，并将此理念置于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需要之上，作为指导后者的根本精神。这些理念体现于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中，体现在儒家关于“道统”和礼义的一系列表述中，体现在儒家夷夏之辨、王霸之辨、人禽之辨等一系列学说中。中华文明之所以历千年风雨而不亡，与儒家为它所奠定的一系列先进的文化理念是分不开的。
　　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先辈们曾以包容宇宙、吞吐六合的气度来铸造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他们本着“为万世立法”、“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胸襟，把握中华文明在新世纪的基本框架和理性化发展路径，一次次开创中华文明的千秋伟业。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交通、通讯手段的极大便利，使得地球上任一角落发生的事情可能在瞬间传遍全世界。今天的世界格局已与古代不同，而世界上多种不同的文化相互冲突、交融异常激烈。今天的中国人应当需要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走出“落后挨打”的历史悲情，再次拿出广阔的胸襟和恢弘的气度，在全世界色彩纷呈的文化之林中找到中华文明的正确定位。
　　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彷徨、迷茫和徘徊之后，历史已经回到了这样的起点：需要理解一个未来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在文化理想、主流价值、制度架构上所具有的主要特点，它对人类其他文明所可能具有的示范意义和积极作用。我们深深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不是仅仅是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上的复兴，也不是“综合国力”或“软实力”这类术语所能比拟的，而是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的诞生。这个新型文明形态，尽管在工业化、市场经济、政治和法治等诸多方面与今日主导世界的西方现代文明多有类似，但终究是一个本质上与西方现代文明不同的文明形态，体现在核心价值、组织模式、生活方式、行为样式等多个不同方面。这些，正是本书探讨的核心所在。本书正是带着这些关怀，展开了一系列有关儒学与现代性的专题研究。
　　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中华志士仁人被欧风美雨所折服，彷徨于西方现代文明样式与中国传统文明样式的十字路口。除了那些在东、西方文化价值中间持极端立场的人之外，人们遭遇的更多的是迷茫和困惑。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一系列西方文化价值，究竟是不是普世价值？如果不是的话，究竟为什么？能否从理论上作出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很多热爱传统文化的中国学人（如现代新儒家学者），同样在上述西方文化价值面前缺乏自信，不得不试图在理论上竭力调和中西方价值观。也有许多民族主义者反对西方人将自己的价值强加于己，他们标榜国情，但却缺乏有力的理论武器来论证为什么中国文化中不应该接受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等价值？在今天的东亚地区，常见一些人一方面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西方价值自我标榜，企图证明自身所在地区或国家优越于“中国”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却又困于西方文化冲击所带来的激烈社会矛盾而不能自拔。
　　本书代表作者站在儒家立场，对未来中国现代性图景的一种全方位思考，触及到未来中国现代性之文化、制度、政治、法律、社会等若干重要方面。我的主要立场或可表述如下：基于我对中国文化习性的理解，我认为未来中国社会在社会整合方面的基本特点与西方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治人而非治法，靠贤能而不是制度立国，以伦理、德性为本而不是以权利、自由为本；在核心价值上仍然以仁、义、忠、信等为主，而不会以民主、自由、人权为主（尽管不会排斥后者）。因此，法治、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等植根于西方社会历史和文化土壤的西方文化价值，并至少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文化的习性。这是我理解未来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不同之处的基本思路，贯穿于本书各章节之中。我在本书论礼的那部分说明，为什么自由过去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尽管这不意味着中国文化不崇尚它；为什么从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看，礼治比法治在中国文化中更重要。我在本书论民主的部分试图论证，虽然未来的中国需要发展民主，但是以党争和大众运动为特色的民主政治不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政治的核心或基石，以修德、尊贤和选能为特色的儒家式精英政治（贤能政治）仍将是未来中国甚至整个东亚政治文化的核心或基石。本书论行业自治与理性化的部分，试图从社会整合方式上来说明，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决定了，未来中国社会的理性化发展，不可能象西方那样以人权和个人自由为核心、走一条基于个人主义的形式主义道路。本书论市民社会的那两部分，是对洛克、黑格尔等人以来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一个回应，即未来中国市民社会的道路问题。本书认为，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会长期存在一个社会空间自治与理性化的任务，这一传统并不是西方独有的，在中国历史上素已有之。但是未来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不可能也没必要走西方式的、与国家对抗的道路，而是如何在国家的有效领导下来实现自治和理性化。本书讨论文化特殊性与普遍性部分，与多元现代性相讨论相呼应，为在多元现代性视野下建设中国现代性的具体讨论提供重要的文化理论基础。
　　本书内容也可这样来概括：从多元现代性视野入手，从若干不同角度透视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分别探讨了儒学与法治（及礼治）、民主、市民社会以及文化理想等之间的关系等重要课题；借鉴西方文化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哲学等多方面成果，尝试以跨学科式方式探讨儒学的现代意义。比如：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文化的习性，说明为什么在中国文化中有“礼大于法”的传统，以及为什么中国文化更适合于贤能政治而非大众政治；从文化理论特别是文化模式理论来分析为什么自由主义未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以及为什么在关系本位的东方文化土壤中，民主和党争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从现代政治学理论出发，总结20世纪包括新儒家在内的大批学者在儒学与民主关系研究中的重大理论误区，重新阐明儒学对未来中国政治制度建设所能发挥的特殊功能；从918世纪以来欧洲市民社会发育史来说明为什么欧洲市民社会的道路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以及为什么在中国，社会空间的自治与理性化需要依赖于文化道德精英的主导；从中国史学传统等出发，来分析儒家传统中不泛有益于社会自治以及行业自治等与现代性相接的积极成份，由此说明儒学对于现代人人性尊严的保护及其全面发展的积极作用。本书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现代学人特别是现代新儒家学者在儒学研究上的成败得失进行了剖析，对于其中由于对西方现代性的误解而走过的弯路加以总结，试图对于儒学的现代意义及未来方向，作出新的探索。
　　现代文明和历史上一切文明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以现代性为基础构成的，但这不等于现代性一定带给我们想要的文明。这是因为现代性本身问题就很多，尤其在非西方社会遭遇的问题更多。易言之，现代性在很多国家特别是中国迄今为止并未定型，它去向何方恰恰早已让我们无数人伤透脑筋。本书的基本预设是：基于其过去的历史传统及今天的规模，未来的中国有可能建成一个独立的文明形态即“现代中华文明”，并象古代那样把它的影响力辐射到周边甚至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在它的主导下建成现代意义上的“东亚文明”。这种新型的“文明”，将会在核心和主流价值、制度架构、社会整合方式、宗教及精神传统等诸多方面表现出与西方现代文明相当大的不同来。尽管它与西方现代社会并不是完全冲突和对立的，甚至有很多共同的方面和共享的资源，但是在一系列异常重要的方面与西方文明相比也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优劣之处。毫无疑问，这个新型的“中华文明”或“东亚文明”，是以中国或东亚自身特有的现代性为基础建成的，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探讨中国现代性的样式来说明一种新型的“中华文明”形成的可能性及意义。本书试图揭示，要在中国建成这样的新型文明，必须破除民族主义的樊篱，必须复兴儒学等固有的精神价值传统等，必须实现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必须重铸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必须确立未来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必须贯彻落实真正意义上的贤能政治和由文化道德精英主导的社会整合，必须明确地反对霸道、重建王道。在此，我极不希望人们误以为我的观点来源于民族主义情绪，恰好相反，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回答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应当如何克服自身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自我整合，从而为人类世界尽自己应尽的职责。为此，我在书中表达了自己对现代儒学发展方向的基本看法，试图说明儒家传统对于中国未来建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意义。
　　全书由若干专题构成，每个专题虽自成一体。全书共八章，围绕着七大主题，大致结构如下：
　　主题对应章标题
　　道统儒学与文明理想“重铸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
　　儒学与全球文化“从多元现代性到中国现代性”、“文化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
　　政统儒学与法治礼治“文化模式、文化心理与儒学”
　　儒学与民主政统“儒学与民主关系再思考”、“关于‘三纲’与民主是否对立的争论”
　　儒学与行业社会“王霸之辨、行业自治与儒学”，“市民社会与现代儒学使命”
　　本书各章虽相对独立，但希望读者明白全书主旨是明确而一致的。其中第1章“从多元现代性到中国现代性”代表研究范式的转向，从第2章到第5章分别从制度、政治、行业、社会等不同角度探讨中国现代性的具体内容，最后一章（即第6章）则为全书各章提供了必要的文化理论基础（包含本书章共同的理论前提）。以下略述各章具体内容：
　　导论“重铸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从夷夏之辨看”。从现代社会结构特征及人类文化发展之新局出发，探讨未来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说明儒家“夷夏之辨”对于重铸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所具有的异常重要的意义；
　　第1章“从多元现代性到中国现代性”。介绍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等人所倡导的“多元现代性”（multiplemodernities）理论，及社会科学界对于东亚现代性研究迄今所取得的成果，以此说明儒学对于中国现代性建设之意义。
　　第2章“文化模式、文化心理与儒学：以礼为例”。从文化心理学有关成果特别是其中有关东亚文化模式的理论出发来论证为什么中国文化适合“礼大于法”的传统，以及为什么“个人自由”等西方价值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从而说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土壤及其现代意义；
　　第3章“儒学与民主关系再思考”。借鉴西方政治学理论，对现代新儒家在儒学与民主关系上的理论误区加以澄清，说明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制在中国文化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儒家贤能政治思想在现代政治制度方面的特殊价值；
　　第4章“王霸之辨、行业自治与儒学”。以中国古代史学传统等为例，说明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是儒家传统中尊重人的尊严且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重要内容。并借鉴狄百瑞等人的汉学研究成果，来说明儒家传统中所包含的行业自治与理性化传统之强大现实意义；
　　第5章“市民社会与儒学现代使命”：从欧洲市民社会中世纪末叶以来漫长的演化史，来说明西方市民社会发展道路与中国之不同，从而说明在非西方的中国文化土壤中建设市民社会的主要困境，儒学在今天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和特殊使命，即如何为社会空间的自治与理性化服务；
　　第6章“文化是普遍性还是特殊性的？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论之争研究”，通过系统评述20世纪以来西方人类学史上博厄斯（F。Boas）等人领导的文化相对论思潮，以及斯图尔德、怀德等新进化论者对他们的批评，来说明文化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的关系，以及如何在文明多样化、现代性多元化的时代视野下来建构中国的现代性和新的中华文明；
　　附录“关于三纲与民主的讨论”。
　　我深信，与同人类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文化传统一样，儒学只有在不断地回答时代新问题、迎接现实新挑战的过程中才能复兴。数千年来，儒学之所以能永葆青春的活力，是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总是能从它的源头出发，找到对于文化的方向、人性的进步、生命的价值等的丰富启迪。历史上如此，今天何尝不是。因而，今天儒学复兴的主要任务，决不是简单地“复古”，而必须从儒家的精神传统出发，分析今天这个时代一系列根本性问题的症结，说明未来中华文明的希望和出路在何方，以及未来中国学统重建之路。儒学能不能复兴，不取决于我们把它人为地拔高，而取决于我们能从传统儒学资源中发掘出多少鲜活的思想，对于理解今日中国的出路真正有启发意义；还取决于通过读经典，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能激发出多少意义深远的思想灵感。今天，儒家传统能不能被“激活”，依赖于我们在深入体会和理解经典的过程中，对于理解中国现代性能获得什么样的新的启迪。空谈如何改造儒学，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往往流于形式，变成一部分学者体系建构的个人嗜好，反而可能伤害到儒学的现代发展之路。因而，今天我们需要从儒家的精神传统出发，告诉人们希望在何方，在荒凉的精神世界中发现精神、道德与信仰的种子，让流浪已久的灵魂回归家园。只有当今天的儒家学者能回答我们时代的一系列重大课题，给中华民族指明一条通向进步的康庄大道，让中华儿女重新找回安身立命之本，为中华文明开辟波澜壮阔的事业前程，儒学的复兴才不会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