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波士顿学者论儒家（6）：《论语》、希腊哲学与现代文明

　　【作者按】这里是第二部分。
　　儒学与人类科学的重建
　　David每次跟我在一起时，只要一提到基督教，总是喋喋不休地把它痛斥一顿，说基督教会如何地武断，从来不知道承认自己的错误，如何地把耶稣从人说成了神，如何地编出很多神话来，如何地推行一些根本不现实的博爱主义。他平生最恨的两位美国总统除了里根之外就是小布什。他说小布什之所以能当选，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美国人信仰基督教的心理。
　　David认为，现在西方文明内部有一种内在的分裂或紧张，即精神价值传统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分裂与张力，科学、技术的运作逻辑与人的精神成长的逻辑“风马牛不相及”，这造成了现代科技发展与人的精神生活无法同步增长的弊病。基督教是西方文明中最大的精神价值传统，但是从根本上说，基督教这一精神价值传统追求的是彼岸世界而不是此岸生活，因而这一传统对于人类周遭环境的美化与建设缺乏足够的关注。基督教强调信仰与理性的不同。在基督教教义中，最基本的一条是“信”，即对“主”的信仰之所以是“信仰”，正因为它建立在不能用理性来把握之上。因此，我们看到，在西方世界，理性与信仰实在代表两种不同的东西，这一点往往一个生活在中国文化中的人难以有深切的体会。这种差异已构成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它所带来的张力和问题也是比比皆是。
　　但是这种精神价值信仰与科学理性完全割裂的状态，并不是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有的。David深信，希腊哲学的精神到中世纪以后被基督教异化了，今人所看到的希腊哲学也因此而常常带着中世纪以后一系列观点的烙印，但是这并不是希腊哲学以及希腊文化精神的本来面貌。比如，现代人读亚里士多德，往往只读其中一部分有利于自己观点的部分，容易把亚里士多德解释成现代科学体系的奠基人。可是很少有人能够把亚里士多德的全部思想放在一起来读，并从整体上来理解他。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来理解亚里士多德，就会发现他的思想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成为后来欧洲科学精神的奠基人，而在于他从来反对把科学与现实生活分裂开来，从来主张科学为人的精神价值生活服务。如果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除了《形而上学》还有《政治学》，除了《生物学》、《物理学》之外还有《伦理学》等，我们就能明白他一生都想让科学朝向有益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向发展，尽管他走得没有孔子那么远，那么成功。
　　David称，他之所以对儒学产生前所未有的浓烈兴趣，主要原因正在于他从儒学之中读到了一种崭新的精神，即一方面强调人的现世精神生活价值，另一方面又不像基督教那样把人的精神价值生活引向一条没有理性基础的纯粹信仰道路。在儒家学说中，我们看到，对人生价值问题的关怀与探索，总是可以诉诸理性的语言来开展，这是我们在基督教中所看不到的。儒学中没有对于神圣的盲目崇拜与信仰。这一精神也决定了儒学不但不排斥科学，他本身简直就是一门“科学”；而且，仔细研究可知，尽管在儒学史上不乏“正统”与“非正统”之争，但是与其它宗教相比，儒学的入世精神决定了它对人世间一切合情合理的事情都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而不易走到一条原教旨主义的排他道路。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特别容易接受的原因之一。
　　如何让科学、技术等现代文明的发展与人类的现实生命需求，与人的精神价值生活互相依赖，互补平衡，而不是此消彼长，难以调和，是人类面临今天的最大难题之一。儒学的高度入世精神，儒学把精神价值生活理性化的特殊取向，都是基督教所不具备的，也是现代世界所极其需要的。David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有魅力的学说！”他对儒学真是情有独钟。
　　“资本主义这只虎，需要儒学来驯服它”
　　David多次跟我说，资本主义就好比是一只猛虎，如果你能驯服它，它可以利用它的巨大能量给人类带来无穷的财富和福利；可是有谁不知道猛虎也是能吃人的，它一旦失去控制，就会肆无忌惮，给人类生活带来无穷的灾难。
　　David说，中国人搞社会主义搞腻了，现在想搞资本主义，可是如果不了解资本主义的两面性，把西方的成就简单地归功于资本主义，而后盲目地模仿之，后果将会不堪设想。他说，要知道，西方的资本主义在第二次大战前夕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出来一些人用“社会主义”来拯救了资本主义。在美国，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罗斯福，正是他用“社会主义”精神拯救了濒于灭亡的美国资本主义，尽管美国人自己常常不愿承认他所用的是“社会主义”。
　　今天的中国人来到美国，看到美国社会的福利搞得那么好，学术著作可以出版，人文教育虽不十分景气但仍有生命力，社会保险制度如此健全，税收制度如此有力，有那么多的基金会给人们提供必要的资源，穷人的孩子也可以上学这一切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功劳？按照David观点，恰恰相反，这些多数都是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弊端后才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如果真的按照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去做的话，早已把人类毁灭不知多少次了。今天的中国人，如果不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建设过程中无数痛苦的教训，只是一味地模仿西方走过的路，是十分不可取的，David如是说。
　　基督教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有没有贡献呢？当然有。但是，即使强调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联的韦伯也分明意识到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可怕性，后者恰恰不是基督教所能控制的。David认为这与基督教这一宗教的性格有关。因为基督教本质上是一个出世的宗教，一个寻求彼岸的宗教，它对人们在现世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制度体系、经济效益、社会空间等等，并不是提供直接的思考和答案。西方人把这些工作交给了“科学”（社会科学）来解答，而科学往往有自己独立于一切价值之上的超然逻辑，不依照人的精神成长的需要来思考。
　　相比之下，儒学虽然同样是一种精神价值传统，却有着与基督教及西方科学迥然不同的一些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决定了儒学除非不能生存，只要它生存一天，只要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生存一天，就不可能对资本主义所可能带来的恶果不加思考，不可能不围绕着与人性、公平、正义等相关的价值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运作逻辑，并在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发挥有积极意义的建设作用。例如，儒家的核心价值之一“义”，可以说是针对“利”提出来的。“义”虽不排斥“利”，但却承担着必须矫正“利”的使命。儒学的这一价值从开始就给资本主义注入了一剂有根本意义的清醒剂，如果它能成为资本主义伦理，还会出现韦伯心中所不能排解的、对资本主义的深深困惑吗？因此他说，“资本主义这只虎，需要由儒学来驯服它。”
　　David说，儒学的另一个根本精神是在人世间建立一个和谐的生存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虽然有制度，但主要是靠礼、仁、义、信、忠、知等一系列价值来维持的。也就是说，儒家虽然不反对制度建设，但是由于它不像西方那样把制度的理性化过程绝对化，因此，儒家的实践有可能避免制度的理性化发展违背人类现实精神价值需要的局面。这对于资本主义来说真是太重要了。基督教虽然也是一种好的精神价值传统，但是它在这方面是令人失望的。
　　David说，凡是一个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未来方向产生深深的忧虑，这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系列因素决定了它有一些自身难以突破的限度。中国能不能给人类提供一种的希望呢？中国有如此伟大的精神价值传统，如果中国人能够积极在此一传统之上来建设资本主义、塑造资本主义、控制资本主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盲目模仿西方资本主义，盲目崇拜美国，中国一定能人类文明带给一线新的希望，David如是说。
　　儒学与现代政治文明
　　David跟我说，他一直认为儒学的基本价值本质上是“民主的”，他说他曾在一篇论文中将民主政治的一系列价值需要与儒学中的价值相对比，得出二者完全一致的结论来。他说，儒学中缺少的惟一一样现代民主政治因素，大概就是“投票制度”（voting）了。然而，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环境中，人们不可能提出投票制度。“投票”对于现代民主是个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说“投票”在一切社会条件下都有效。应该把“民主精神”与“民主制度”分开来，前者在任何时代都可能需要，后者则需要不断变化。“投票”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个表征。一个人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世袭政治制度下，无论他如何具有民主精神，也不可能想出投票制度来，因为投票制度本身也有很多局限，其实可以说完全不适合于孔子那个时代的中国国情。一些人把民主制度等同于“投票制度”，这真是只见其“末”，不见其“本”，他感到太不可理解了。事实上，一个好的政治制度的根本特征是让那些真正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当政，而不是取决于有无投票制度。在美国，罗斯福当政时间再久一些，可能会对社会更有利；而里根、小布什这样的人当政再久一些，一定会把美国搞垮的。投票制度的有效性是暂时的，但是儒家贤能当政的政治理想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David又说，事实上，以儒学价值为基础的中国文化中，人们对民主比起其它文化传统的国家，比如中东伊斯兰教国家的人们，对民主更加容易接受。
　　David称，儒家不仅包含着民主精神，它还有比一般的民主理论要高明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儒家主张一个社会的基础在于教育。儒家所以提倡圣贤治国，正是因为认识到大众的非理性、盲从性和不可靠。这一点在美国体现得十分明显，美国目前每届大选的投票率只有20，多数美国人认为政治与己无干，他们平时也很少思考政治方面的问题，而只关心自己身边的个人经济利益；由于他们平时不去用心思考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遇到政治问题时常常缺乏见识，很容易被政治家们所利用，诸不知现代的政治家们个个都是深谙老百姓内心活动的心理大师。比如这次伊拉克的虐囚丑闻，其实真正的祸首是小布什，他虽未直接叫美国士兵这么做，其实他的工作作风，他的说话态度，早已在美国士兵心里种下了罪恶的种子。但是美国老百姓们事后一看小布什道歉，马上认为与小布什无干。老百姓如此容易被操纵，惟一的办法是加强教育，从而提高全民的素质，让全体公民中有见识的人多起来，那些政治骗子们的伎俩才不会得逞。
　　David还认为，儒家的精神实质与现代人权概念也是一致的，即二者都致力于保护个人的尊严，只不过保护个人尊严的方式和角度有所不同。David认为，中国社会在过去或现代出现的践踏人权的现象，决不符合儒学的精神。儒学好比是一个花蕾，本应在开出更加鲜艳的花朵来，可惜的是自从秦汉以来，法家的精神在中国起到了主导作用，极大地摧残了儒学向自己理想的方向发展。中国历代的帝王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政权，而儒学则被当成他们统治社会的工具。这才是导致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民主、法治的主要原因。
　　我个人一向认为，法治、民主等政治文明现象，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我们今天应当回答的主要问题不是论证儒学如何能“开出”这些东西的理论问题，而是儒学作为一种精神价值资源，如何有益于法治、民主这些现代性更好地发展，即儒学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现代性因素之间如何互补共存、相得益彰之类的问题。正像西方文明需要通过吸收其它文化等来不断调整自身从而有所变化一样，我们也不应该指望中国文化保持原样不变，中国今天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如何用儒学等资源来整合西方现代性因素、从而重建自己的文明形态的问题。中国现代性的建设是一个现实问题、一个实践中如何进行创造性融合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从理论上我们只要认识到儒学与民主、人权等现代性的要求不但不相背，而且是有益于后者健全发展的重要价值资源也就够了。
　　儒学与现代区域关系
　　David在跟我的大量交谈中，对小布什的一系列行为可以从儒学的立场来批判。他说，《论语》中有一个故事，有一次孔子的一个弟子要以鲁国的名义去征伐一个附庸小国，孔子就跟他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小布什的行为与孔子的弟子无异。他又说，在《孟子滕文公》中，孟子谈到古代的圣贤之君一开始地域僻小，但是他们能够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而不是动辄以武、以怒制人，结果周边国家的人民都像大旱盼甘雨一样盼望他们的到来。可惜现代的政治家们却常常喜欢以大压小，以力服人，他们天天都在发展军备，把一个国家的全部国际政治利益寄托建立更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上。
　　下边是他跟我谈到的《论语》中的相关段落：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论语季氏》）
　　David说，《论语》、《孟子》中的许多思想，足以证明儒家对于如何处理国际关系，早已提供了极好的方案，其核心大致不外是：以善养人、让人心服，才是永恒的正义，才能建永久之福祉，开万世之太平。可惜现代的政治家们个个自以为自己聪明得不得了，诸不知他们的那点见识跟古人的伟大智慧相比，实在不值得一提；《孟子》中的如下一些话，如果他们用心去读一下，也许会有助于他们正确地认识自己，处理好一系列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区以及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孟子尽心上》）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
　　David跟我讲，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被少数大资本家所垄断的产物，是打着消除恐怖的旗号而谋求石油等经济利益的不义之战。他说，“说什么消除恐怖分子，如果我的弟兄姊妹被人杀了，我也会变成恐怖分子的！”一场战争下来，非但没有减少恐怖，反而给人类带来了更大的不安宁。他又说，小布什上台以来，不仅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也刺激了法国人、德国人，乃至整个欧洲人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按照David的方案，就会像孔子、孟子所说的那样去做，把伊拉克建立一个“天堂”，这才是真正消除恐怖主义的道路。他相信如果美国政府真心为伊拉克人民着想，其实有很多渠道可解决伊拉克的政治问题，美国不需要付出很大代价，却能同时有极大的收益，但是可惜政府这帮人没有头脑，美国的老百姓们又鼠目寸光，认不清他们的实质，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2004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