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学统的迷失与再造

　　Moonriver，
　　Widerthanamile，
　　Imcrossingyouinstylesomeday。
　　Oh，dreammaker，
　　Youareheartbreaker。
　　Wregoing，
　　Imgoingyourway。
　　每次听这首《月亮河》，心中就泛起波澜，它唤醒我对现代中国学统的梦想
　　现代中国学术是用西方学科范畴和学术概念解构中国古代学术传统（儒家学统）的产物。这一形成过程的特征，使它带上了一种先天的后遗症：由于用西方式知识眼光解读传统学问，导致以修身、践履为本的中国古代学统的丢失，进一步导致现代中国学人在精神上无家可归；由于用东方式功利心态接受西学，又导致对以认知主义为本的西方学术食而不化，难以超越其表面观点，上升到学统高度、在精神旨趣上与之同步。因此，现代中国学术的一个致命问题就是学统的迷失既丧失了儒家学统，又不能在中国文化中建立起西方式学统。具体表现为：学人在学术参预中找不到安身立命的终极归宿，感受不到无穷无尽的意义之源，学术研究为过于功利的目标所主宰，乃至成为满足当下现实需要的工具。
　　所谓“学统”，我指一种独立的学术传统，包括一门学问所具有的独特的运作逻辑、意义世界和研究范式等。今天我国大学和教育体系中所有的学科几乎都是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模仿西方的基础上新建立的。多年来，我们似乎是不假思索地投身于其中，学习其有用的观点，执著其相关的问题，关心其实用的价值，但却很少上升到学统高度，从根本上反思其存在的终极意义或合法性基础。所谓合法性基础，包括一门学科作为一种独特话语的内在逻辑，一门学科对于参与者提供什么样的意义世界，其根本精神或最高理念究竟是什么这些本是决定一门学科能否存在的最重要因素。很多人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学科，往往是关心其实际用处，不问其根本基础；深陷其具体问题，不疑其终极意义；迷恋其现实作用，不究其合法性根源。
　　首先，我们发现，现代中国人虽曾一窝蜂地去学习西学，但是对于西方学术传统根本精神的理解却往往停留在隔靴搔痒的地步。比如我们都知道，西方学术的精神源头是认知主义，以满足好奇心为主。以西方哲学为例，两千多年来，有那么多人在这片神奇的海里前赴后继、死而后已，是与哲学这门学科对一种超出实用关怀之外的宇宙真理的追求有关的，也与哲学这门学科内在地具有的、“把论证进行到底”的思辨精神和彻底的理性主义有关。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能理解一些现当代西方大家的精神世界，包括：他们心目中哲学的神圣感，他们对于自身生命意义的理解，特别是他们如何在哲学思辨中找到永恒和不朽、庄严和崇高。这种哲学的思辨精神，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超越一切实用功利的关怀，绝不是为了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群体的利益服务。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阅读和研究西方哲学，往往不能从其根本精神上来接受它，而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想要从中找到救国救民的途径，或借以满足其人生或社会需要。这样一来他们从一开始就偏离了西方哲学这门学科的基本路径，使得哲学工作者不能像它在西方那样，给研究者带来无穷无尽的人生意义，成为实现其精神升华和灵魂不朽的途径，更不能以浩气如虹的自信来与西方哲学家对话，当然也不能在中国真正建立起哲学学统。
　　其次，从国学的角度看。我们知道，近代以来以文、史、哲等现代学科及其范畴重新整理中国古代学术，根本动机是为了与西方接轨，但是少有人问过这样做对国学自身是不是公平；更少有人思考，国学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什么；而更致命的问题还在于，这样做是不是传承和发展国学最好的方式。诚然，国学在历史上本来并非一个独立完整的学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到，以儒学或儒、道、释为主体的国学传统，以治学方法上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我曾在有关地方概括了古人治学方式与今人的最大不同：
　　（1）熟读、玩味：古人从小将经典反复背诵，背得滚瓜烂熟；经典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古人的生活中，融解在他们的血液里，构成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2）自化、自得：古人主张研读经典一定要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绝不可脱离人生经验追求所谓纯客观的意义，人格的完善和境界的提升才是理解经典的根本保证；
　　（3）修身、笃行：深造自得的境界来自炉火纯青的功夫，古人主张治学与做人不分。历代儒者在修身和践履方面的功夫源远流长，代代创新。我曾从结合现代人在精神和心理生活中所广泛存在的问题，试图从如下九个方面来讨论古代修身传统的现代意义：
　　守静静心养心，恪守平静；
　　存养忙而不乱，涵育性情；
　　自省戒慎恐惧，每日三省；
　　定性看淡荣辱，处变不惊；
　　慎独尽心知性，莫见乎隐；
　　治心操存舍亡，求其放心；
　　主敬忠信笃实，修己以敬；
　　谨言深沉厚重，谨言慎行；
　　致诚反身而诚，尽性立命。
　　然而，古人在治学方面的这些方法在今天的学科体系中几乎已被完全抛弃。今日治国学则出于学术研究的功利需要，撰写出具有“知识创新”意义的作品，对经典的理解必须具有高度的“客观性”，符合严格的逻辑论证标准；没有人要求他们以上述方式来读经，更不把修身、践履和做人当作治学的首要目标；于是相应地，经典没有办法融入他们的实际生活，经典与他们的人生实践及生命意义相分离。由此就可以理解，今天之所以出不了国学大师，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抽空了国学的意义基础，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因此，今天谈论国学的复兴，建设国学、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等学科，如果脱离了这些传统，应当在何处寻找其合法性基础呢？
　　即以“中国哲学”这门学科为例，今天，怀疑这门学科的合法性已有“中”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之毒”太深的嫌疑。然而，关键从来都不是中国哲学这门学科“是否可以成立”，而是“是否已经成立”的问题。实际情况是，我们一方面抛弃了古代功夫传统，忘记了古人塑造生命意义的方式；另一方面也没有真正进入西方哲学学统，不能在精神层次上与西方思想大家齐平。那么，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的合法性基础究竟是什么，就不能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它标志着，我们虽然通过引进、移植建立了中国哲学，但是这门学科迄今为止并未真正找到自己的恰当定位，这实质上是哲学这门学科的学统问题。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很多学科领域同样存在。我们可以同样的方式追问中国伦理学、中国政治学、中国历史学、中国法学、中国经济学、中国社会学等一系列其他学科，追问它们存在的合法性基础究竟是什么。因为，我们进入一门学科，并不仅仅是为了学某种知识，也不仅因为它有用，对于打算在这门学科中无限深入地探索下去的人来说，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门学科存在的终极基础是什么？它的话语世界对于进入其中的人意味着什么样的人生意义？它在什么样的意义上给研究者带来灵魂的升华、生命的永恒和精神的不朽？
　　学统的迷失，不仅导致学术研究的范式摇摆不定、难以成型，而且导致一个民族的学术失去了尊严和光辉，如此下去将不可能对人类学术的进步有实质性贡献。今天的中国学人该清醒了，不能再迷失在学科的泥潭里不能自拔，也不能指望将中国学术的基础奠定在实用功利或民族主义的沙堆上。提醒人们走出误区，正视学统迷失的严重性，正是我多年来深刻关心的问题之一。
　　学统迷失的后果包括：
　　一是知识分子找不到自己人生的真正定位。他们对于自身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没有确定的认识，所以很容易为各种社会潮流所吸引，可以不时变换职业，包括弃学从政、下海经商、盲目出国等等；
　　二是急功近利、情绪浮躁、贪图虚名、人格低下等。无论是前些年学界讨论的人文精神失落问题，还是近些年学界炒作的一些学术丑闻，与其说是当今学界堕落的象征，不如说反映了当代中国学人因不能安身立命而焦躁不安的普遍现状；
　　三是民族主义盛行。尤其在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有关的行业，近年来民族主义极其盛行，轻易否定西方同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西方人的正常学术批评过于敏感。另外，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往往不自觉地把证明中国文化“伟大”当作一种目的，在与西方学者的交流中急于希望听到西方人说中国好，等等。
　　四是对自身学术研究的范式缺乏自我反省和批判的能力。民族主义导致人们苦心孤诣地试图从学术上寻找能“救中国”、“国家富强”、“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这样做诚然情有可原，但很少有人认识到：如果学术丧失了普世价值和永恒基础，将永远无法与西方学术真正对话。
　　衡量学统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是追问学者们：你们安身立命的终极归宿究竟在哪里？这个归宿是指一种学问给学人所能提供的意义基础问题，这个意义基础不可能是纯粹民族主义诉求，也不应是任何满足当下现实需要的功效，而只能是普世、永恒的价值理想，能让学者从中体验到人性自由、升华的乐趣。因为如果没有普世永恒的价值，只有当下功利的效果，只能让人获得一时的满足而不能长久，此其一；其二，功利的效果，不能让人性由超越走向永恒，藉升华走向不朽。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所犯的历史性的错误包括：迫于亡国灭种的威胁从事学术，所以深陷于实用功利的泥潭；出于中西结合的动机改造国学，以至掏空了生命意义的根基。
　　以牟宗三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学者，由于没有认识到西方学术传统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差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术所应有的，不能混淆，竟错误地认为中国古代学术有“道统、政统”而无“学统”，认为只有逻辑、数学和科学才代表“学统”。这种观点导致一方面抬高宋明理学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把儒学变成了一种知识之学，费尽心机地研究儒学与西学之间的所谓“存有论”意义上的结合。这体现了有良知的现代中国学者在接触西学不长的条件下，对西学的本质即西方学统了解不够，盲目套用西学范式研究国学，反使儒学在新时代失去了生机与活力。一种以弘扬国学传统为宗旨的现代儒学运动，却导致了摧残和毁坏国学的不幸后果，走到了与初衷背道而驰的道路上去，这一历史的教训难道不值得汲取吗？
　　固然，我们不可能、也无必要全盘接受中国古代学统或西方的学统，但是误解甚至严重歪曲中国古代学统和西方学统中一些最重要的精神，是否是今日学统危机的根源之一呢？《学统的迷失与再造：儒学与当代中国学统研究》一书以本人近十余年来部分儒学研究成果为基础，围绕儒学与当代中国学统的关系重编而成。该书试图分析导致现代中国学统不能牢固确立的根本原因，其中既包括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学统”，也包括对儒家的“学统”。本书第一部分比较集中于前者，第二部分与后者有关。正如书中显示的，这两种学统紧密交织在一起，并且正是在儒学与现代学科，以及中学与西学的混杂、混乱和混战中，出现了今日所见的学统问题。具体来说，第一部分讨论现代中国学统如何在儒学与西学冲击下迷失，说明现代中国学人在精神上的居无定所和无所适从，以及当今中国学统的重建之路；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国外的一些儒学研究，试图对于儒家学统的现代重建，及其对现代文明的可能意义有所探讨。
　　下面，我以自译的《月亮河》部分歌词来结束本文：
　　月亮河，
　　宽于一英里；
　　总有一日，
　　我会优雅地穿越你。
　　啊，
　　你是我梦想，
　　我为你心碎。
　　无论你到哪里，
　　我都把你追随。
　　（方朝晖著，《学统的迷失与再造：儒学与当代中国学统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方朝晖著，《儒家修身九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