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盛：公开性与苏联解体

　　公开性是戈尔巴乔夫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公开历史真相与现实问题、公开重大政务活动与决策进程、鼓励无禁区的批评。一些人认为，公开性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是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这种判断或许不无道理，但过于简单。苏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确实是失败的，但否定也可分两种情况：一是彻底否定，即根本就不应该搞什么公开性；二是部分否定，承认公开性在原则上是对的，但在操作方法与进度上出现了失误。如果忽略这些重大的不同，只是得出笼统的否定认识，不利于从苏联解体中吸取真正的经验教训。
　　一
　　根据本文的判断标准，一些否定公开性的人实际上持的是“彻底否定”态度，因为他们在评判公开性的时候并不是采用“虽然但是”之类的评判框架，而是直接批判公开性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打击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按此逻辑推论下去，当然就是不应搞公开性。那么，不搞公开性的苏联政治社会生活是个什么样？那些否定公开性的人可能不愿意触及这个问题，但了解苏联发展史的人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即历史问题不允许讨论、现实问题不允许揭露，媒体上主要是歌功颂德，批评也要划定区域。这一切本来就是苏联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根本特征，在赫鲁晓夫时期曾经有所松动，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重新被固定下来，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仍是如此。那些否定公开性的人之所以不愿意触及“不搞公开性之后”这个问题，是因为苏联的这些做法实际上是搞愚民政策。这不但在道德、义理上说不过去，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也是不赞同的。只说不能搞、不应搞，却不告诉人们“不能”之后怎么办，这就是一些人反对“公开性”的难处，也是其妙处。妙就妙在其主张实际上是墨守成规、钳制自由，却有了一个怕搞乱思想、怕导致国家民族动乱的“义正词严”的前提。
　　那么，是不是不搞公开性苏联就会避免解体、万事大吉呢？这可能是一些彻底否定公开性的人想得出的结论。但如果深入探究当时苏联的发展状况，就会发现苏联的解体自有其深层次根源，不能笼统地归咎于公开性。事实上，如果当时苏联继续推行限制历史反思、禁锢新闻自由的政策，同样无助于阻止苏联发展的整体下行。苏联的问题在勃列日涅夫统治后期已经十分严重，经济结构严重畸形、劳动效率低下、被西方抛在科技革命的后头，乃至西伯利亚开发带来的石油红利逐渐减少。如果媒体上继续报喜不报忧、全国上下继续陶醉在社会主义形势一片大好、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的梦幻中，这就如同闭上眼睛在悬崖上行走，很难想像这对阻止苏联形势的全面恶化会有任何好处。
　　有人或许寄希望于领导人会“静悄悄”地解决问题，在外界对问题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把问题解决掉了，有什么必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形势不妙的真相来陡增烦恼呢？这种烦恼，就让“忧国忧民”的领导人独自承担好了！但问题是：领导人有没有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觉悟呢！如从勃列日涅夫的例子来看，他是没有的，他统治苏联长达18年，仅次于斯大林，是典型的好喜不好忧。认为当时苏联什么都好，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说苏联不好的人他都认为是精神病，许多政治异议分子因此被关进精神病院。
　　或者，即使领导人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觉悟，但他有没有这种能力呢？在苏联史上，有这种觉悟的人还有真有一个，那就是继勃列日涅夫继位的安德罗波夫，他作为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对苏联的各种问题了如指掌，上台后也大力采取了整治措施。可惜天不假年，他仅仅执政一年多就逝世。有人可能惋惜，要是安氏多活几年，苏联可能就不是后来的样子了！笔者对安氏的决心与整治心存敬佩，但不认为他能够扭转乾坤，即使他上台时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年轻。他所采取的整治措施实际上还是加强劳动纪律、反对贪污腐败等老一套。相信经历了多年改革经验的中国人就会明白，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效率低下的苏联经济不可能有根本改观，而不从权力体制上建立对官僚的约束机制，任何反腐都至多取得短期效果。
　　进而言之，即使领导人既有主观上的觉悟与能力，但客观上官僚集团的强大制约也可能会使其功亏一篑。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了一个建立在特权与腐化基础上的强大官僚集团，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和实际权力的把持者，反对一切有可能触动他们奶酪的改革举措。勃氏尚在世时，柯西金有限的改革就是在他们的反对（当然还有勃列日涅夫的暗地支持）下无果而终的。在强大的官僚集团面前，即使贵如总书记，除非是采取像斯大林那样的独裁手段，否则就如同面对风车的堂吉诃德，即使你真想改革，也不一定真能落到实处。考虑到这一点，我想即使安德罗波夫再活长一点，他的改革也不一定能走更远。
　　二
　　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想到通过公开性来推动改革，恰恰就是因为遇到了传统官僚集团的强大阻力。戈氏是1985年当上总书记的，但到了1986年苏共27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仍然是“勃列涅夫时期”的人。这些人中大部分都对改革政策持怀疑和抵制的态度，包括戈尔巴乔夫的副手利加乔夫，最终成为保守派的代表。由于保守派势力遍布苏共，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一开始就举步惟艰。27大后，苏共中央打算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为改革框架制定具体的蓝图，但在保守派的阻挠下，这次全会的会期接二连三地被推迟，最后直到1987年1月召开。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想到了搞政治改革，搞公开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实行‘公开性’原则，可以激发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促使人民积极投身于苏联的改革事业；扭转苏联不正常的社会精神状态；由下而上地对保守势力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从而推动改革的前进。”（张屹峰：《论苏联改革中的“公开性”原则及其实践》，《学术探索》2004年第11期，第102页。）
　　1987年6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通过了《苏联全民讨论国家生活重要问题法》。该法规定了应当提交全民讨论的国家生活重要问题的基本方面、原则以及基本程序。1988年6月28日，苏共又作出《关于公开性的决议》。该决议强调：“坚定不移地扩大公开性是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性质，显示它面向人民，把个人同社会、国家、集体的一切事业沟通起来的必要条件，是在全民监督所有社会机构、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活动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不遭扭曲的有效保证。”
　　戈尔巴乔夫搞公开性的初衷是好的、方向也是正确的，但在操作上确有不当，那就是速度太快，使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一下子陷入到混乱状态之中。看多了中国矿难新闻的观众都知道，当一个在黑暗中被埋得太久的矿工被人从地下救出来的时候，他的眼睛一定要先用布蒙上，只能慢慢去适应外面的光明，因为其中有个适应过程问题。原来的苏联社会是封闭式的，报纸报道的都是好消息，教科书的苏联历史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人民没有批评政府的自由。实行公开性之后，突然一下子情况都变了，报纸上突然充满问题，斯大林由英明领导人变成了无恶不作的暴君，各种各样的批评也不再限制。这种突变是长期处于专制、封闭社会下的人们不可能一下子适应的，没有一定时期的适应过程，包括对适应能力的培养，所谓思想混乱自然不可避免。
　　这里补充一句，思想混乱可能用得并不恰当，这里只是暂借那些否定公开性的人的提法，所以加上“所谓的”一词。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每个人有思考的权利，思想本来就是不一样、多元化的，不能把这种情况说成是思想混乱，更不能因为所谓的思想混乱而要求思想一律。事实上，在实行公开性后的苏联，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原来的一系列的社会主义神话在真相被揭露后破灭，多数人的政治信仰丧失，整个社会不再有精神上的维系。多元的思想与存在主流的社会信仰并不相矛盾，像民主、法治、宪政、宽容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应该作为主流的社会信仰而存在，但在这一主流之下，并不反对个人的其他甚至异见思想的存在。事实上，后者的存在本是前者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个国家是必须要有某种主流社会信仰存在的，没有这种信仰，就是没有精神的民族。公开性的操作不当，正是使苏联彻底丧失了这种精神。虽然这种精神原来就不多了，但在公开性之前，彼此之间尚都不揭开那层虚伪的面纱，还能够自我欺骗一番。当这层最后的面纱被公开性吹走以后，自我欺骗已无可能，所谓的“思想混乱”就不可避免了。加上政治改革的整体失序，思想上的“混乱”就演变成政治上的混乱，加速了苏联走向解体。
　　三
　　这种公开性上的困境，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问题。世界上并不乏压制新闻自由、不允许批评政府的国家，但一旦放开批评，也少见前苏联那种所谓“思想混乱”的状况。这其中的缘由，很大程度上在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构建问题。
　　在现代民主国家，选举被认为是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来源。只要某一领导人被选上台，或是某一政党通过选举成为议会中的多数，他便拥有治国的合法权力。即使民众期间有所不满，上街抗议示威，他也不用担心被赶下台。而越是民主不稳的国家，所赋予选举的合法也就越弱，街头政治甚至可能成为更换政治领导人的一种方式，如当前泰国的红衫军示威所展示的情况一样。
　　尽管在社会主义作家的经典文献中，选举甚至是普遍选举被接受为组建新型国家政权的方式，但总体言之，选举是被作为“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加以批判的。特别是像苏联这样的国家，它本来是少数革命精英夺取政权的结果，不是通过选举上台的，更加倾向于抵制选举在建构政权合法性中的作用。而苏联原来作为所谓正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其认识与实践又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认识与实践。
　　就本源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是它的意识形态，即最终建立一个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但在现实中，由于这样美好的社会总是遥不可及，用来作合法性来源无疑有画饼充饥之嫌，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往往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强化自己的合法性：
　　一是通过对第一代领导人的神化，而后面的领导人则通过继承自然取得相应的合法性。继承的方式有多样，有的是党内继承，或通过秘室斗争，或通过党内的更替机制，有的则是家族内继承，如北朝鲜的例子。
　　二是通过对政权能力的建设，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要求不断发展经济、给予民众各种物质上的福利。
　　这两种方式常常是被杂合在一起的，不过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强调的重点可能不同。但这些强化合法性的方式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人总有的缺点，第一代领导人事实上并不是在政治、实绩、道德上都完美无缺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刚刚立国、往往没有建立有效权力约束与监督机制的情况之下。要把第一代领导人神话化，就意味着要掩盖他的缺点，同时往往夸大他的成绩。而且，要保证这种合法性来源，就意味着要把这种掩盖一直维持下去，用新的谎言去掩盖旧的谎言。
　　其二，政府施政不可能没有错误，而要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能公开，至少是不能全部公开这些问题与错误，像毛泽东那样坚持“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一旦让人民明白了自己国家的真正状况，明白问题不只是“一个指头”，政府的合法性就会被相应削弱。
　　行文至此，相信读者已经明白公开性对当时苏联政权所造成“创伤”。当苏联人民意识到斯大林实际上是一个暴君、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的苏联仍然问题重重的时候，他们对苏联政权的信任自然会降到最低点，政府的合法性也相应地降到最低点。只要丧失了合法性来源，任何政府都会显得脆弱不堪，除非它向一个军事独裁国家转变，依靠强力来维持自己的政权。
　　四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可以不搞公开性呢？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就必须完全垄断资讯，人民不但必须接受政府对于历史的解释，也接受政府对于现状的描述。但在现代社会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各种交流工具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资讯已不可能由政府完全掌握。除非是文革前的中国和现在北朝鲜，在一个完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但那样的后果已经显而易见，那就是经济落后、民生受损，其对政权合法性的损害同样重大。
　　当然，政府也可能在适度开发的情况下，保持对基本资讯，特别是涉及其合法性来源的资讯的垄断，如禁止超出“框架”范围讨论重大历史人物与问题、不得传播、讨论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与弊病。但这种垄断只可能在所谓的主流媒体上做到，只可能在表面上做到，即使是口耳相传，人们也能够逐渐得知真相，并对政府宣传、主流媒体形成强烈的不信任感。如此一来，政府的合法性同样在丧失，只不过可能过程相对较慢，同时也较不容易觉察而已。但也正是由于不容易觉察，也才更危险，爆发出来时破坏性才更强。
　　要避免这种情况，最终走向公开性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选择，关键在于掌握好进度，以与整个社会的适应能力以及政府的合法性转型过程相匹配。关于社会的适应能力，也就是前面提及的被救矿工如何适应从“黑暗”状态到“光明”状态的问题。对一个社会与公民来说，在从新闻钳制走向舆论自由的过程中，理性与批判可能同样重要，宽容与真相应该都成为追求的目标。只要这样，一个社会才能慢慢适应从“黑暗”到“光明”的过程，才能避免过度地算历史帐，避免激发不必要的悲观与破坏情绪。
　　至于政府的合法性转型，即由那种把意识形态、领导人神话与政权能力作为合法性来源，转变为现代社会中通行的把选举作为合法性来源。如果民众确信当前政府及领导人是由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时候，这就是最为可靠的合法性来源。在苏联的例子中，后来戈尔巴乔夫在与叶利钦的较量之所以屡处下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仅仅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出来的总统，而叶利钦却是俄罗斯选民通过普选直接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后者在合法性上更占优势。至于苏联共产党，也由于没有及时适应选举政治，最终在各级选举中均失去优势，最终失去政权。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确实有一个重大失职，那就是没有注意把苏共由于依赖传统合法性的政党转变为一个通过选举来获得合法性的政党。这种失误，不但导致了苏共的垮台，也导致了他的最终下台。
　　在选举赋予政府与领导人合法性的情况下，第一代领导人的历史功过已与他们没有关系，政府与领导人的能力表现当然仍是有影响的，但这种影响不在于选民会走上街头抗议，而在于下一次选举他们将会把选票改投他人。这对任何一个执政的政党来说都是痛苦的，但只要它做得好，仍会有在下下次选举中重头再来的机会，这比那些最终在街头政治甚至动乱中赶下台、甚至像苏共那样彻底垮台的政党来说，又要好上多少倍呢！
　　总的来看，公开性是一个大方向，而社会的适应能力与合法性来源的转变则是推行公开性必不可少的前提。对苏联以及类似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公开性不搞不行，但搞得太快了同样不行，如何适度地把握、推进公开性，考验着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