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枫：如何看待中苏论战与“九评”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十年间，中苏之间发生了一场“大论战”，其中在1963年至1964年论战高潮期间，我们党相继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史称“九评”。今天要正确认识和评价已过去半个世纪的这一大事件，最要紧的是先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在这方面邓小平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邓小平采用一种朴素地叫作“回头看”的方法，即以实践的检验为依据，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运用今天发展了的观点去重新认识和评价当年的事情，这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邓小平以这种方法，深刻总结了这场论战的经验教训，为我们党处理相关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苏联1991年“819事件”后，苏共在几天时间内就彻底崩溃了。国内不少人出于义愤，要求公开刊文批判戈尔巴乔夫，认为“九评”是正确的，强烈要求肯定“九评”。当时党中央要求中联部尽快就此拿出意见和看法。笔者时任中联部研究室副主任，分管国际共运和理论研究工作，直接参与了相关报告的起草工作。中联部当时就是以邓小平新时期的这些思想和原则为指导，以《关于如何看待“九评”和国际共运大论战问题》为主题，直接向中央领导报送了报告。这份报告的基本思想是，认为我们反对“老子党”是对的，但不能肯定“九评”，决不能再搞意识形态争论。随后中央迅速采纳了中联部的意见。当年中联部提出这些看法和意见的主要根据和考虑是什么呢？现据相关同志的回忆和个人的理解做些阐明。
　　
　　反对“老子党”，“我们是反对得对了”
　　邓小平在如何对待这场“大论战”问题上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大论战”实际上包括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个是党和国家关系上反对“老子党”和“指挥棒”的问题；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论问题，即“九评”所争论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等这类问题。邓小平认为，在前一问题上我们是对的；在后一问题，即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上，“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今后不能再搞了。
　　必须充分肯定反对苏共大党、大国沙文主义是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对国际共运独立自主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苏共推行“老子党”“指挥棒”，仍想控制中国，后又将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层面，还出言不逊，伤害了中国的民族感情。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与戈尔巴乔夫举行“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会谈中强调，中苏关系恶化“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但他同时又指出，“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很显然，邓小平是将“党和国家关系”问题，与“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严格区别开来的。
　　在反对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人们透过当年毛泽东气吞山河的激烈言词，看到的是他在外来欺负面前，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主义气概，这是值得肯定和自豪的。但这决不意味着要对意识形态争论本身持肯定态度。
　　
　　意识形态争论，“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虽然上世纪60年代国内外形势和主客观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苏间的意识形态争论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但今天回过头来看，应当说压根就不该搞，对谁都没有好处。这是新时期邓小平所一再强调的。这体现在：
　　就意识形态争论的性质而言，邓小平认为“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既然对世界的变化没有搞清楚，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搞清楚，就很难说那场论战的性质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了。所以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强调说：“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邓小平彻底否定了“论战”这种方式，提出了今后“不搞争论”的重要原则。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他强调：“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这就从实践和理论的高度，彻底否定了以“论战”形式解决党际间分歧的正当性、可行性和必要性。
　　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我们党在大论战中的“真正错误”在于“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1983年11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谈到“九评”时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是在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还是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主要是这个问题。”邓小平这一谈话非常透彻和彻底，意思是说我们的错误不在个别观点、个别问题，而是思想方法错了，因而是带全局性和根本性的。这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党的对外工作早已否定了论战的“反修”性质
　　我们党曾经同世界上89个共产党有党际交往关系，“大论战”中将大多数党视为“修正主义的党”而与之断绝交往，到“文革”结束时剩下不足10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对外工作通过拨乱反正，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要求，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包括“大论战”时期的“左”的错误。1977年我党决定邀请南斯拉夫铁托访华，恢复两党关系，称铁托为“同志”。随后华国锋回访，考察团组去南考察。接着将国外大批称之为“修正主义的”党改叫“老党”并逐渐恢复党际关系。20世纪80年代改变“一条线”战略，我们认为东欧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并恢复党的关系，直至1989年5月中苏两大党也通过高层会谈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互称“同志”。这一切表明，我们党对外的实际工作，早已抛弃了大论战的错误做法和“九评”中的错误结论，不再把当年那场论战视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了。
　　
　　新历史条件下不能肯定“九评”，但它并非一无是处
　　邓小平早就指出，“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我们对国际共运的政策是“左”的，大论战总的指导思想也是“左”的，“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总体而言我们不能肯定“九评”。
　　肯定“九评”会动摇我党否定“文革”的正确结论，不利于党内思想统一和安定团结。我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指出，在中苏论战等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日益深入到党内。由于在论战中对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做出了一些“左”的错误判断，再用这些判断来观察和分析我们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从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由批国外的赫鲁晓夫发展到“揪中国的赫鲁晓夫”，从而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在“文革”中许多当作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来批判的东西，其中有的直接来自“九评”的一些结论，有的是从这些结论推衍出来的。因此肯定“九评”，就会动摇我党否定“文革”的正确结论，不利于党内思想统一和安定团结。
　　肯定“九评”不利于坚持改革开放，与党的基本路线相背离。“九评”对苏联和南斯拉夫当时为搞活经济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甚至把企业要注重利润，向国外学习管理经验，向国外贷款和取得援助，经理“控制”企业，企业间可以竞争，允许私人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存在，等等，统统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九评”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任何改革开放。如果肯定“九评”的上述观点并进行争论，就会不利于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可能引起思想混乱。这与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是相背离的。
　　肯定“九评”与当前国际形势相悖，不符合我国现行的对外政策。“九评”是在当时国内外特定的环境中写成的，已不符合当前我们所处的国内外形势，许多思想和观点是与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相左的。“九评”所强调的是战争不可避免，似乎世界大战很快就会打起来，这是不符合当今时代主题和目前国际形势的。“九评”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等，也是不符合我们现行的对外政策的。若肯定“九评”，同我国家关系要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党际关系要遵循“四项原则”都是不相符合的。
　　当然，所谓不能肯定“九评”是就整体而言的，并不是说“九评”一无是处。“九评”批判苏联大党大国沙文主义，强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要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反对“老子党”和“指挥棒”，仍然是对的，至今具有积极意义。“九评”批判赫鲁晓夫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批判他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强调要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等观点，仍然是站得住脚的。但问题在于，当时论战总的指导思想是“左”的，是站在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去批判“修正主义”的，所以即使是正确的观点也不能同我们今天的认识相提并论。
　　对外不搞争论，但对内必须“划清思想界线”
　　戈尔巴乔夫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给苏联东欧带来了灾难，而且给我国坚持社会主义造成了严重冲击。我们如果听任不管，会直接影响和威胁中国。我们如果要管，却又管不了，因为如何改革这是苏联的内政问题。报告根据邓小平思想采取内外有别的做法，终于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对外要遵守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不干涉苏共的内部事务，不能再像“九评”时期那样开展对戈尔巴乔夫的批判，再搞意识形态争论。早在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曾明确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但是对外不搞公开论战，决不等于我们赞成或支持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和做法，更不等于中国的改革要仿效苏联，而是恰好相反，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必须同戈尔巴乔夫的思想路线划清界线。邓小平强调，“只要中国社会主义红旗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将始终站得住”。他强调：对内要教育党员和人民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界线，要认真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线，警惕和抵制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与此同时又不要因此而干扰和动摇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尽快使中国发展起来。
　　对外不再像当年发表“九评”文章那样公开批判戈尔巴乔夫，避免了上世纪60年代的“大论战”的重演。对内与戈尔巴乔夫错误路线划清界线，避免了苏联东欧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这样就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在苏联东欧发生了“大挫折”，但在中国却开创了“新局面”。国际媒体普遍评论说，邓小平“挽救了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
　　中联部的这份报告在苏联“8？19事件”后不足一个月的9月17日就上报给中央了，不久就获得了中央领导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