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苏联演变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

　　苏联亡党亡国已经20年了，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悲剧留下了许多沉痛的教训。本文想就苏联演变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谈一点看法。
　　意识形态的变化是苏联演变的先导，其核心是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敌对势力只有夺取政权，才有可能复辟资本主义：而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只有共产党自己思想混乱、组织涣散、丧失战斗力，敌对势力才有可能夺取政权。所以，敌对势力必然首先从意识形态领域着手。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凡是要夺取一个政权，总是先制造舆论，做意识形态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这是一个被苏联东欧剧变的事实所证明了的客观的规律。
　　让我们看一看上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吧！当时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利加乔夫在后来的回忆录《戈尔巴乔夫之谜》中作了这样的描述：从1987年秋天起，在苏联的不少报刊上开始出现一股歪曲和污蔑苏联历史的逆流，“暴露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工具。极右报刊所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根据那些文章判断，过去没有一点好东西，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这块土地上毫无意义地受折磨，陷入苦海，时代的延续性被切断了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气氛。于是矛头开始对准了共产党、苏共，对准了党的历史（我再说一遍，这是艰难的，然而是光荣的历史），最终指向了人民，指向人民对历史的怀念。”利加乔夫的这一描述真实地反映了苏联当时的舆论状况。
　　值得研究的是，这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尽管是违反历史事实的谬论，为什么能在苏联社会上逐渐地成为主流思想、左右了整个舆论呢？除了历史渊源外，不能不指出，这是苏共中央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集团提出和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结果。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提出所谓“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方针。他主张的民主化，是不分阶级、不讲专政和集中的民主，这为反共势力的猖狂进攻打开了绿灯：他主张的公开性，是放手反共势力大肆渲染和夸大苏联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错误和消极现象：他主张的多元论，是允许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的言行合法化，听任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所有这些民主、公开、多元，都是“单行道”，只准发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准有人针锋相对地进行批判：只准反共势力毫无阻碍地组织游行、集会、罢工、罢课，却不准共产党进行反击。在这条方针、路线指引下，敌对势力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而共产党自己的手脚却被捆住了，只能听任敌对势力的攻击，束手待毙。利加乔夫在回忆录中曾详细叙述了这样一个令他迷惑不解的事件：敌对势力否定和攻击党的历史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苏共中央政治局对此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从未提出异议；而安德列耶娃的主张对党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分析的文章刚一发表，苏共中央政治局却立即作出反应，又是开会讨论要求人人表态，又是组织写批评文章进行反击，又是查背景力图揪出后台。用利加乔夫的话来说，这是思维的“双重标准”：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出现捍卫社会主义的反驳文章，则进行追查，予以围剿。其实，这并不会使人迷惑不解，而正好是对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最好注解。
　　苏联政局剧变过程中，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制造的舆论的核心内容是，全盘否定甚至攻击污蔑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他们说共产党不只是犯了错误，而且是犯了罪的组织，甚至“同法西斯组织一样”：卫国战争的胜利不过是“大法西斯打败了小法西斯”：他们把现实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极权社会主义”、“军营社会主义”、“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非但毫无成就可言，而且给人们带来的“只是灾难”：他们攻击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70年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迷误”。诸如此类的谬论，俯拾即是。总之，社会主义是一部“不光彩的历史”，必须与之“一刀两断”、“彻底决裂”。一时间，“告别过去”、“炸毁过去的一切”等口号充斥舆论，成为宣传的主调。
　　敌对势力全盘否定和攻击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目的是“一箭双雕”。一方面，他们通过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舆论，公开地提出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要求“把共产党排挤出政治舞台”，甚至要求“审判共产党”、取缔共产党；公开要求抛弃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们利用这种舆论瓦解与敌对势力作斗争的力量，使共产党员都成了是犯错误组织、甚至犯罪组织的一员，抬不起头来：他们利用这种舆论把社会主义搞臭，社会主义成了一个贬义词，使人民对社会主义失去信任。这种舆论一旦成为主流，敌对势力对党和社会主义发起的进攻，变成了一件伸张正义、理所当然的事了，同时使得正直的人们难以挺身而出起来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当戈尔巴乔夫等宣布解散共产党、解散苏联时，在苏联全境几乎没有出现任何有组织的抗议，更不用说有力的反抗了。这对具有90年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共产党，对具有70年历史的世界强国的苏联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了解了当时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状况时，就不难理解了。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西方敌对势力把做意识形态的工作，放在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第一条。
　　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是从全盘否定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入手，进而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在这方面，赫鲁晓夫开了恶劣的先河。他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当时就引起极其严重的后果，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事后近30年时间里，苏共从来没有对斯大林作出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和评价，致使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一直在苏联党内、国内占了主导地位。这就为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打下了思想基础。苏联的演变不是偶然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那一套也不是一下子产生的，从政治思想渊源来说，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演变，实际上从赫鲁晓夫时期已开始埋下了种子。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动乱，正是以“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与斯大林主义以及新斯大林主义的一切形式划清界线”为突破口的。当时斯大林己去世30多年了，为什么又把斯大林拿出来大肆挞伐呢？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名为批判斯大林，实为批判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相比，这一时期的反斯大林浪潮达到了十分离奇的地步，连无中生有、造谣惑众的手段也使出来了，并进而引申出去，攻击和诽谤列宁，再进而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搞得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全部成为“历史的错误”。这样，按照这些革命领袖的思想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他们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的共产党，当然也就站不住脚了。
　　斯大林代表了苏联党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时代，如何评价斯大林，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而且是对一整个时代的评价。敌对势力从否定斯大林（进而否定列宁）入手来否定党和社会主义实践，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斗争策略。这里的教训是，必须实事求是、科学地评价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警惕歪曲和丑化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及著作的出现，更不能让它自由地广泛传播。
　　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是以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为过渡，逐步地诱导群众接受他们的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张的。敌对势力在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同时，竭力宣传他们所主张的未来社会的面貌，即全面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后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将会是如何的美好。他们往往不是一下子公开说出自己的意图，而是以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作为过渡，先提出一些模棱两可的、怎么解释都可以的新概念来代替科学的、旗帜鲜明的、内容确定的原有概念，一点儿一点儿地修正和改变原有的观念，让群众在没有警觉的情况下跟着他们走到邪路上去。
　　戈尔巴乔夫就是其中的典型。早在1983年即他上台之前，他就决心要“按新的原则建设国家”，提出“我们的社会要改头换面，彻底改变自己的性质”。但是，他的主张是根据群众的接受能力逐步出台的，诱导群众一步一步地走入他所设下的陷阱。例如，在政治上，他先说坚持共产党领导，反对多党制；后来又说“多党制不是原则问题”，再接下来宣布“宪法任何一条都可以修改，包括第六条”（即规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那一条），再到“不要像魔鬼害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最后宣布取消共产党领导，实行多党制。在经济上，对所有制结构，他先是说要坚持公有制，接下来主张不分主体与补充的多种经济成分的“混合经济”，进而宣传“非国有化”，最后才宣布实行私有化，消灭公有制；对运行机制，他开始时只讲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然后提倡抽象的、不讲以哪种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最后宣布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必须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思想上，他从声言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吸收摆脱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遗产”，再到批评“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的活力”、“列宁没有完整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最后宣布马克思列宁创造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过时，必须抛弃，如此等等。有人说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多变，其实这只是他的一种伎俩和表象，而他要达到的目的则是一贯的。正如他在1991年11月不打自招供认的：“应该改变制度，我当时（指他上台不久作者）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作好准备，就这样提出问题，那将一事无成。”难怪在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以后，戈尔巴乔夫说：“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己经实现，我感到安宁。”
　　苏联演变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这是一个花费了惨痛代价获得的、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教训。
　　在苏联演变过程中某些知识分子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但对知识分子应该作具体分析
　　毫无疑问，对于苏联亡党亡国、向资本主义演变这一历史性事件，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的指导思想（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具有决定作用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整个演变过程中，某些知识分子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毕竟，文章是知识分子写出来的，舆论是那些控制舆论工具的知识分子造出来的。苏联有那么一些知识分子（人数相对来说不多，绝对量却不少，而且能量极大），一心信仰以“自由、平等、博爱”相标榜的资本主义，起劲地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充当了攻击党和社会主义、鼓吹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急先锋。这种状况使得一位研究苏联改革问题的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得出结论：知识分子是苏联社会里拥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三大集团之一。
　　笼统地讲苏联知识分子拥护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为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这是不对的。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总是从属于某个阶级，服务于某个阶级，为某个阶级“鼓与呼”的。他们是依附于“皮”上的“毛”。离开了“皮”的“毛”，即所谓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那是不可能存在的，世界上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本质上看问题，应该说，在苏联，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知识分子是大多数。在剧变过程的恶劣条件下，不仅有安德列耶娃那样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来捍卫党和社会主义，而且有大批读者来信表示支持。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苏联，的确有一批知识分子在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站到了资本主义一边，成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先驱者”和鼓吹者。
　　那么，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会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的呢？
　　尽管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就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但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意识形态又有相对独立性，资产阶级思想并不会随着其经济基础的消失而立即消失，它们还会在各个领域顽强地表现出来。思想战线上两种意识形态、两条道路的斗争远没有彻底解决，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表现得十分激烈。更重要的是，在苏联的实际工作中出现了许多重大失误，使得一批知识分子转到了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去了。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吸取的教训。
　　第一，在苏联政局剧变过程中起恶劣作用最大的知识分子，
　　大多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成长起来的，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占据了党政机关、舆论阵地的领导岗位。在这一批知识分子中间，之所以有相当数量的人积极地反共反社会主义、鼓吹资本主义，显然与他们成长的环境、条件有关。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提出的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在苏共党内不仅没有受到批判和抵制，相反，却得到蔓延，乃至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例如，全盘否定斯大林，这实际上是为攻击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打开了缺口；“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这一超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甚至成为党的纲领性目标；否定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思想，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核恐怖理论，成为推行“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理论基础；如此等等。赫鲁晓夫这些修正主义观点，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思想来源，也是公开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想的先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公开报告和秘密报告，把党和人民的思想搞乱了，思想教育也开始名存实亡。可以说，赫鲁晓夫时期为苏联今日的演变，打下了思想基础。可想而知，在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中，出现相当一部分从思想深处来说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人，是不奇怪的。这就可以理解：当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为什么许多人会毫无抵制地接受并积极加以宣传，从而迅速成为党内的指导思想：为什么他们在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公开性”的气氛下，很快就转到了党和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追溯一下历史，是可以看清楚的。
　　第二，在苏联社会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从斯大林时代起，一直受到社会的重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支重要队伍，他们如果与工农相结合，全心全意为工农大众服务，毫无疑问，他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但如果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个人主义的，他们脱离工农，只是为个人谋取私利，他们就会感到资本主义也许对他们更为有利一些，会自发地倾向于资本主义，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他们凭借所掌握的技术、知识，有可能进入远比工人、农民优越的上层，进入统治阶级。遗憾的是，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忽视了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形式上是正规的，内容上却是教条的，不解决实际问题，形同虚设。知识分子中间个人主义思想泛滥，不少人失去了理想和信念，只顾追求个人物质利益而全然忘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精神状态极易卷入资本主义的漩涡。大卫？科兹对此有一段论述，他说：苏联一些知识分子在政局剧变中的表现，“背后还有着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由于对外开放，知识分子们发现，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他们的同事在差不多所有的方面都享受高得多的生活水平。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西方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比较而言更有特权，这种看法一般来讲是正确的，尽管经常有所夸张。莫斯科的知识分子经常向西方同事抱怨自己的物质生活只比蓝领工人好一点或差不多或一样，以此作为社会不公正的证据。怀有这种心态的知识分子容易对社会主义制度反感，而对于资本主义却心驰神往。
　　第三，还得看一看国际环境。苏联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包围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技术上、军事上占有优势，在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思想处于主导地位。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帝国主义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其中最重要的手段是思想渗透。而知识分子又是与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最多的一个阶层。在这种国际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里产生一些崇拜、拥护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在对外关系中推行“三和”路线，不讲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把所谓的“全人类利益”、“全人类共同价值”放到首位，忽视了西方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这就大大加剧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价值观对苏联知识分子的影响，使他们产生了亲西方的情绪。有了这种情绪的人，在选择走什么道路的时候，很容易站到资本主义那一面去。
　　当然，这决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里知识分子注定是反社会主义的。从苏联的实际情况看，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充当反共反社会主义急先锋的只是少数（绝对量也为数不少），但是当他们掌握了舆论工具（有的直接占据了党政要位），他们在意识形态、思想政治领域所起的作用就极为恶劣和巨大。这种情况表明，在爱护、信任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聪明才智的同时，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密切联系工农大众，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这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