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南泉：夭折的戈尔巴乔夫时期（下）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在某些领域和某个阶段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些改革政策及措施得到了实现。但从整个改革过程看，进行得并不顺利。不少情况下改革处于“空转”状态。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并在这个时期发生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
　　有关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失败的原因与对苏东剧变的关系问题，至今仍是普遍关注并有不同看法的问题。
　　失败的客观因素阻碍机制对改革的影响日益增大
　　阻碍机制（）是在斯大林体制模式下长期成长起来的、在各个领域让人感受到的、实实在在存在的种种阻力，已经形成一种十分顽固的机制。
　　由于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并没有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发生根本性的触动，因此，这一机制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产生影响，但并不突出。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进行根本性体制改革时，情况就不同了，阻碍机制对改革所体现的阻力开始强化并发展到政治冲突的地步。
　　改革刚开始时，“党领导层的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人，总的来说是承认有必要进行局部改革的”。这是因为，这些人在那时认为，“这些变革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单一的权力、单一的所有制和单一的意识形态。”而当改革深化时，特别是从准备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起，这些人意识到改革的观念发生了大的改革，与此同时，他们对改革的“抵制也加强了，这种抵制马上显露了自己的布尔什维主义本性，即不能容忍异己思维。”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1987年）首次提出了“阻碍机制”，从会议的报告来看，阻碍机制是指过去长时期内在理论、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组织等各个方面形成的一种阻碍社会前进的机制。后来，他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30至40年代形成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起作用，相反，阻碍作用不断增长。这一机制在政治方面，表现出这样一个奇怪现象：有教养的、有才干的、忠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可能性，不能利用其实际参加管理国家事物的权利。经济中的阻碍机制及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切后果，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和各级官僚阶层的“不断繁衍”，这些官僚阶层在整个国家、行政乃至社会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从政治关系看，由于苏联政权具有经过周密安排的职务上的等级制度，加上有一个保证国家对经济活动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集中领导的系统，从而产生党和国家的职能实际上的相互重叠，难以分开，所有大权都集中在由上面任命的、不向人民汇报的行政领导阶层手中。从经济关系看，称之为全面所有制形式的国家所有制是苏联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但这种所有制只把劳动者看作是劳动的体现者，而未能成为它的主人。从社会关系看，由于整个政治经济体制是以庸俗的社会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的思想为依据的，因而对各个社会集团和阶层的利益不相同的观点持轻视和隐讳的态度。
　　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过程中，改革遇到的阻力是多方面的，表现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正如戈尔巴乔夫所指出的：“阻碍机制具体体现在反抗，而无所事事，漠不关心、懒惰散漫、不负责任和经营不善也是一种反抗。”（〔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在苏联，从领导到学者，在公开场合一向否认苏共中央领导层存在一个改革的反对派。但实际上，据各种材料来判断，中央领导层在改革问题上的矛盾不仅存在，有时还表现得很尖锐。中央领导层中的保守势力对当时苏联改革的认识是这样的：改革是整容修理，是粉饰门面，是对现有机制的某种“小调整”，现有机制虽然运转不灵，但总还是在运转，而新机制会带来什么却不清楚。对保守主义者来讲，改革步子迈得大些，对旧体制作根本性的改革，对社会主义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反思，就意味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放弃社会主义。
　　在改革的一开始，矛盾是非本质的，只是表现为对改革的速度、范围等看法不一。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分歧的性质也逐步发生了变化，这突出表现在改革指导思想上的差别。戈尔巴乔夫等认为，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必须对社会主义一些重要原则进行再认识，这就必然涉及斯大林问题。另外，为了解决人的问题，发挥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又必须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而另一些人则采取各种形式反对这样做，认为这会引起思想混乱，否定社会主义。他们还认为会从公开性的瓶子里放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妖魔来。
　　改革也必然涉及权利再分配，因此，往往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抵制。很多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害怕根本性的改革而失去权利。在苏联，经过几十年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已是根深蒂固，纵横交错，本身就是进行根本性改革的重要障碍之一。另外，行政管理机关臃肿，人浮于事。当时苏联平均每67个工人中就有一个管理人员。在过去的旧体制条件下，逐步形成了庞杂的管理机制，习惯于行政命令的工作方法，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泛滥，往往不能切实有效地进行工作和解决问题。而这次根本性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大大精简行政管理机构和裁减行政人员。
　　另外，人民一方面赞成改革，另一方面不少人在等待着看看改革能取得什么结果。在当时苏联产生这种情况，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人们一开始没有很好地弄清楚已开始的改革的实质和意义，特别不清楚改革后自己在利益、社会地位方面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所以很多人持观望态度；长期以来，苏联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已习惯于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分配，习惯于在劳动中懒懒散散，不愿受劳动纪律的约束。改革必然要求改变上述情况，而这些人并不想很快改变原来的习惯，人们还没有从头几年的改革中获得明显的实惠。
　　在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一直在大力宣传新政治思维，要求人们改变旧观念、旧意识、旧习惯，并一再强调要抛弃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遗产。应该说，改革的头几年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的进展。阿甘别基扬认为，目前“精神领域的改革正以超越的速度发展着”。但这远不能说，经过头几年的斗争，已经克服了“左的”教条主义理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雅科夫列夫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改革已经两年多了，希望对社会上正在进行的过程和新观点的性质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理解。然而，处在进步最前哨的社会科学有时却是保守主义的前哨和教条主义的保护者。
　　失败的主观因素一系列改革政策的失误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是着力及时调整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而是实行加速战略，这是迈出错误的第一步。
　　长期以来，由于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造成国民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在这种条件下，在推行根本性的经济体制改革时，必须下大决心和采取重大战略性措施来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后不久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上，在分析如何克服经济困难时，却提出了加速战略的思想。1986年二月召开苏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并通过加速战略的方针。当时戈尔巴乔夫虽然强调，加速战略不是粗放的、纯数量的和速度上的加速。但从实质上来看，加速战略的重点仍是速度。
　　加速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增强苏联的综合国力，而并不是调整经济结构，缓解紧张的市场，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苏联经济的发展政策仍是背离“一切为了人的福利”这个口号的，变形的国民经济结构是背向人的。加速战略的直接后果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更加失调，基本消费品在苏联市场上出现全面短缺，加上价格上涨，卢布贬值的情况下，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就引起抢购风潮。这种经济状况，使广大群众感受不到经济改革带来的实惠，从而对改革持消极态度，逐步失去信心。
　　苏联一些学者在总结戈尔巴乔夫头几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普遍认为，没有把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与经济改革两者有机地衔接起来，而实行加速战略，这是一大失误，并认为，在结构政策方面戈尔巴乔夫已输掉了第一个回合。
　　根据苏联经济严重畸形的特点与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改革头几年，应把重点放在解决农业问题上。但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这样做。苏联要调整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加速轻工业的发展，尽快地增加消费品的供应量，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农业的状况，苏联轻工业原料的23和食品工业原料的80都来自农业。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失控到使其对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起不到促进作用。1988年，戈尔巴乔夫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政治体制，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思路并没有错，问题是如何进行才能使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互相推动。之后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又搞得过激，一下子铺得太宽。结果是旧的政治体制被摧毁，新的又未运转起来，人们的思想倒被搞乱了。这样，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说的：苏联这艘船成了无锚之舟。它飘落摇曳，大家也随着摇晃。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的情况看，他的政治策略是一种妥协策略，利用一个极端来削弱另一个极端。在苏共二十八大，无论苏共纲领，还是他的政治报告，一方面尽量吸取激进派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吸收传统派的观点，从而保证以他为代表的主流派的纲领和主张得以通过。
　　他在政治领域中采用的妥协策略，在苏联存在各种政治势力、各种思想和流派的情况下，在社会严重动荡的情况下，对稳住他的领导地位，无疑是有用的。但是，这种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来，就会带来十分有害的作用。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使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变得模糊不清，使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和拥护者弄不清改革的方向。这样，改革的拥护者日益减少，对改革领导人信任程度降低，甚至连一些有名的为改革出谋划策的学者，也感到摸不清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底牌是什么，朝什么方向发展。
　　苏东剧变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更应看到，苏联的剧变有其十分深刻的深层次历史原因。如仅仅停留在戈尔巴乔夫改革错误这一直接原因去分析苏联剧变，只能是一种浅层次的认识。不要因为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而忽略了苏联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忽略引起质变的诱因，忽略量变背后更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
　　有人把东欧剧变的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这些结论是站不住的。回顾改革历史可以看到，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但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并未采用这一概念，即尚未被全党接受。1990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了向二十八大提出的苏共纲领草案中，才作为党的正式文件用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这个概念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人道主义与自由，强调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公有化的和高效率的经济；社会公正；真正的人民政权；高度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主张和平与合作。“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到1990年才正式形成，在苏联也仅在付诸实践之中，而1989年下半年波兰第一个发生剧变，接着东欧各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垮台。当时人们并不十分清楚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涵义。
　　有人还把东欧发生剧变归罪于戈尔巴乔夫对东欧的政策。他们把1987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讲话视为对东欧政策转折的标志。在这次讲话中，戈尔巴乔夫谈了苏联对东欧国家政策的以下一些最主要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谁也无权追求特殊地位”，“各国经济上应互助互利”，“政治上应以平等和相互负责为基础”，“各国党对本国人民负责，有权自主解决本国发生的各种问题”。戈尔巴乔夫明确宣布，东欧各国在国内建设上不必像过去那样把苏联的经验当作样板，可以从本国特点出发，制定自己的改革政策，不必遵守苏联制定的共同规律等。在外交上也不再强调一致行动。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他还首次把“和平共处原则”列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对东欧政策的调整内容无可指责。1968年勃列日涅夫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我们给苏联带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1989年，波兰首先发生剧变，共产党失去领导权，瓦文萨上台，那么是不是戈尔巴乔夫派兵镇压才是正确的呢？不镇压，就成了对东欧的出卖了呢？
　　2002年1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了《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学术讨论会。正值我主持会议，在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教授发言后，我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当东欧各国先后发生剧变时，当时的苏联、戈尔巴乔夫能做些什么？他回答：可考虑的只能做两件事：一是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二是军事镇压。而从客观情况来看，提供经济援助对当时的苏联来说是不可能的，因苏联本身经济处于极其困难状况。至于军事镇压，那是不可想象的事。这些都说明，当东欧各国广大民众起来斗争，要求抛弃强加在他们国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寻觅新的社会发展道路时，不论是提供经济援助还是军事镇压都无济于事。
　　戈尔巴乔夫在以后的著作《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中也写道：“还有人说，我们失去了东欧的盟友，在没有得到补偿的情况下把这些国家”交出去了“。但是，我们把他们”交“给谁了呢？交给了他们自己的人民。那些在自由表达意愿的过程中选择了符合他们民族要求发展道路的人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