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emeGill：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符号政治

　　随着苏联政权的崩溃，俄罗斯新的统治者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何处置那些体现苏联时代的符号？如何采取措施与过去切割？然而关键是需要一种新的叙事。尤其是当政治发生剧变时，新的叙事就更为必要了。在叶利钦时期，由于采取强烈的反共姿态，最大程度地否认苏联时代对俄罗斯的经历有任何积极的贡献，结果，以此为基础的叙事受到俄罗斯社会诸多派别的反对，引发了激烈的政治争论。新的叙事应该在全面研究苏联历史、对苏联时期作出有意义的阐述的基础上形成。这种有意义的、具有连贯性的叙事，能够为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提供合法性的长期基础。
　　令笔者饶有兴致的是，政权更迭能够导致一种需要的产生，即与政体相关的符号之改变。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中的那种政府更替，通常并不涉及国家官方符号国旗、国歌和国徽的改变；但在政权更迭的情况下，这样的改变通常会出现。而在发生政权剧变的情况下，即新政权在政策、价值观和立场方面与其所取代的政权截然不同时，这种改变更是必不可少。在此时刻，新的国家符号就会推出，1917年的俄国和1949年的中国便是明证。
　　当诸如苏联这样具备包罗生活各个方面的符号体系的政权垮台时，对新符号的需要就会立刻扩展到社会公共领域的所有角落。由于人们不再使用旧政权的术语，语言便发生改变，“同志”一词的停止使用就是明显的例子。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官方桎梏不再约束艺术创作，艺术也发生了改变，而那些在苏联时期曾处于地下状态的艺术表现形式则已经迅猛地迸发出来了。国家假日亦重新安排，要么将旧政权的节日赋予新的含义，要么设立一整套不同以往的新节日。礼仪同样也改变了，在新形势下那些与旧政权相关的礼仪或被废止，或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同样重要的是城市的改变。在苏联时期，尤其是自1935年起，莫斯科被打造为一座样板城市。其城市重建旨在将“野蛮的俄罗斯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灿烂前景的象征。莫斯科的大片地区予以重新规划，市中心则成为苏联政权和灿烂前景的双重符号。巨大的新公共建筑拔地而起，而大量的公寓街区一直延展到城市周围的郊区，成为市内急剧增加的人口的住所。体现城市建筑与社会主义未来联系的最为突出的符号，就是在战争结束后不久（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早期）建造的七座〔尖顶〕摩天大楼。
　　随着苏联政权的崩溃，俄罗斯新统治者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何处置这些体现社会主义理想的符号？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旨在与过去进行切割。许多地方被更名，以消除与苏联的联系。苏联符号（如国徽）被从建筑物上拆下。许多苏联领导人塑像被从原地移走，置于专门的公园废弃纪念碑公园内。一些苏联时期的建筑物，特别是一些工人住宅被拆掉了。不过，苏联国家的众多符号仍然存在于莫斯科。与苏联时期相关的地名仍然可以见到，如安德罗波夫大街。苏联国徽依然悬挂在许多建筑物之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家杜马开会的大楼也是如此，而红星依然高悬在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之上。莫斯科还保有五六座列宁塑像，一些其他领导人的塑像也没有拆掉。苏联时期的大部分建筑物丝毫未损，其中一部分建筑物还进行了一些维修。莫斯科市拆除旧建筑、代之以仿古建筑的做法被称为“重建历史建筑”，这对苏联时期建筑的整体影响不大，后者依然留在原地。当然，列宁的遗体也仍然在红场的陵墓之中。
　　莫斯科这种新旧混杂的情况呈现出当代俄罗斯占主导地位的符号体系的特征：苏联符号在后苏联的城市景观中依然十分突出。那么，这种符号混杂的现象为何存在？
　　其关键是需要有一种新的叙事。因为当政治剧变发生时，新的叙事就成为一种需要。笔者所指的叙事是要讲清楚三个基本事实：
　　第一，现政权的性质和所代表的力量。
　　第二，新政权取代旧政权的方式和原因。
　　第三，新政权统治下的国家走向。
　　这样的叙事对以下问题提供了基本解释：政权存在的原因是什么？该政权想做些什么？它还为政权提供了合法性和理论基础的来源，表明了其所代表的力量所在。不可避免的是，这种叙事的塑造者主要是政治精英，但其产生的过程包括精英与民众的互动对话。因此，叙事的形式和形态展现出这种互动的功能，民众的参与是其成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并非所有的政权都拥有一种在政治生活中居于正式地位的清晰叙事，但那些通过革命行动产生的政权的确要设法编撰这样的正式叙事。
　　苏联的叙事既高度发达，也无所不包。它主导了苏联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原因在于它将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整合为一个单一内涵的信息单位，成为一种元叙事（metanarrative），即占据中心地位的叙事，它将各种不同的叙事整合为一种高于一切的信息单位。由于元叙事无所不包的特性，它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反映：官方讲话和决定、艺术品和形象、建筑形式（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莫斯科）、甚至还包括普通公民所使用的语言。
　　元叙事表述的主要形式是符号。符号是一种能够将复杂的思想加以简单展示的形象要素，通常将极为详尽和复杂的形象因素简化为简单的形象因素。例如：
　　“无产阶级”一词并不是只指工人阶级，而是包含了有关工人阶级本质及其世界历史使命的所有内涵概念。
　　政治招贴画和艺术品上的形象承载了政权价值观的政治信息。工人农民被赋予特定的形象，以强调其具备的特质。而且这些形象会不时发生改变。
　　首都的建筑旨在传输有关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的形象和国家的全能性质。只要试想一下苏联时期莫斯科市中心的那些纪念碑似的多幢建筑和斯大林在战后兴建的七座尖顶摩天大楼，人们就能明白。
　　礼仪活动被用来反映政权所寻求代表的新价值观，如新生儿的起名仪式、婚礼和葬礼等，均表达了挥别过去和走进辉煌新时代的意义。
　　当然，每个人对所有这些符号的解读并不一致。符号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含义。对此，下文将再予以阐述。
　　1991年苏联政权崩溃的部分原因在于元叙事遭到侵蚀，而元叙事无所不包的特性凸显了其制造的思想真空。并非仅仅是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的事实本身寻求对两者之间差异的强调（请注意叶利钦强烈的反共行为以及他表达尽量远离过往共产主义的意愿），这足以制造出有关创立新叙事体系的需求，但苏联元叙事在公共领域享有的支配地位意味着这种元叙事一旦终结，其缺位就能够凸显其创造的思想真空。显然，对于新的国家叙事的需求为新生的后苏联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但是，还没有任何能够解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符号体系业已支配公共领域，甚至未能在公共领域取得引人注目的地位。
　　其原因何在？
　　在叶利钦时期，未能形成连贯叙事体系的主要原因是任何一项叙事内容都会引发政治争论。叶利钦倾向于采取反共的战斗姿态，在最大程度上否认苏联时代对俄罗斯的经历具有任何积极贡献。以此为基础的叙事必定会受到俄罗斯社会诸多派别的反对，尤其是那些对苏联时期有着较好印象的政治派别的反对。考虑到这些反对行动与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相关，所以不同政治立场之间绝无调和的可能。随着普京继任总统、共产党政治力量的式微和总统对苏联时期所持有的不同态度，这个政治问题不复存在了。但即使这个政治问题已经消失，一个完整叙事体系的出现依然受到自1991年以来的那个问题的阻碍。这个问题在叶利钦时期呈现出极端的状态，即如何将苏联时代整合入一种有意义的叙事之中。这样的叙事也许根本不存在，因此后苏联体系在思想上的合法性也根本不存在，于是对前不久的历史及其与当下的联系缺乏任何解释，这显然涉及对苏联在俄罗斯发展过程中的地位的评价。这个有关思想连贯性的基本问题在直接相关的政治问题消除之后仍然存在。
　　为何这样做如此之难？
　　有两个问题使得将苏联经历整合入一种具有连贯性的国家叙事之中变得复杂起来：一是苏联经历的性质，二是苏联解体的固有意义。毫无疑问，苏联经历是一种复杂和多面性的现象。当革命性变革发生在俄罗斯之时，新型的政权和文明应运而生，苏联时期是一个取得巨大成就和造成重大苦难的时期。将农民为主的农业社会改造成技术和工业超级大国、实现高速城市化、消除文盲和建立高质量的教育体系、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为征服太空的先驱和将苏联的强大力量投射到世界各个角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也是大多数苏联人引以为傲的事情。但是，与这张彰显巨大成就的清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显示惨重代价的清单。如内战和20世纪20年代初的饥荒、农业集体化、30年代的“大恐怖”、战争初期的受挫、40年代初对一些民族的强迁和40年代末的饥荒和大清洗中数以百万计生命的丧失；迫害和剥夺自由、苏联历史多个时期的经济困难、审查制度和对异见思想和活动的镇压抑及大面积的环境恶化等等，这些都是对所取得的进步付出的代价。这些显示加分和减分的清单表明，任何对于苏联经历的评价都必然会陷入冲突，特别是在苏联政权之下成长起来的许多人仍然健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下文将予以探讨。只要评价出现冲突，将苏联经历整合入一种具有连贯性的国家叙事之中的做法就会问题重重，争议不断。
　　另一个使苏联经历整合入一种具有连贯性国家叙事之中的做法复杂化的因素，是苏联解体所具有的涵义。正如针对苏联时期的任何评价一样，对这个事件的评价同样存有争议。一方面，共产党人认为苏联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却毁于叛徒之手。另一方面，其他政党认为苏联由于内部矛盾而呈现出不可持续性。那么，苏联解体是回归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回归之路是经由西方经历之路，还是植根于独特的俄罗斯之路，抑或通过历史进程打造出一条崭新的道路？苏联解体是反映了不幸的帝国崩溃，还是使俄罗斯人摆脱了苏联其他民族束缚的事件？最重要的是，叶利钦身边的人将俄罗斯国家的创建视为对苏联及其所代表的一切的断然否定。考虑到1990年代总统及其支持者大力宣传这一观点，包括事实上全盘否定苏联经历，将苏联经历整合入一种具有连贯性的国家叙事之中的做法注定会十分困难。叶利钦继任者的处境依旧，因为即便是并未像叶利钦那样喋喋不休地抹黑苏联形象，对苏联现实的自相矛盾的评价依然清晰可见。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俄罗斯精英和民众的个人经历。1991年事件并不是由外部集团推翻内部集团，而是苏联精英的某些派别被其他派别所取代，其中后者得到了社会上更广泛的支持，并试图通过不同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诉求来寻求合法性。这样，1992年1月执掌大权的俄罗斯精英与苏联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他们都在苏联体制内工作过，因而已经向苏联投入了相当数量的人力资本。当然，正如叶利钦及其最亲密的支持者所表现得那样，他们并非不能大动干戈，摈弃苏联时代价值观、观点、看法和做法。不过，并不是所有前苏联官员都能像叶利钦那样与过去切割，即使是那些已经作了切割的官员也不能完全摆脱苏联的全部影响。在每个人身上，无论是精英还是普通民众，苏联的影响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一部分人而言，全盘否定苏联就是全部否定他们自己毕生打造的一切。在持有或不持有这种感受的人们看来，他们成长阶段的正面情感都寄生于苏联的巨壳之中，虽然这个巨壳并非尽善尽美，但他们每个人的经历也不都是负面的。在这里，有关政治记忆本质的问题便出现在人们面前。
　　政治记忆将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保存和重建过去，为评判过去和现在提供了基础。记忆有两个维度，一是个人记忆维度，它来自个人的直接经历；二是集体记忆维度，它指在公众中流传的形象，通常由官方推出（或至少受其影响）。个人在其个人记忆中缺乏集体记忆所包含的主题方面，倾向于接纳此类集体记忆。而且，即使在有关个人记忆包括了所涉及的集体记忆的情况下，个人记忆也会受到集体记忆的修改。记忆本身也可以存在严重的自相冲突的现象。由于选择性遗忘和记忆的原因，对于过去的解释和理解会存有差异，并对同一事件赋予不同的含义和重要性。这样的差异性可以存在于上文提到的不同记忆维度个人记忆维度和集体记忆维度之间，也可以存在于同一个记忆维度之内。个人记忆因个人的不同经历和反应而出现巨大的差异，并对集体记忆内容产生影响。记忆过程的核心问题是遗忘问题，所以社会记忆和个人记忆的形成有赖于在何处划出遗忘和记忆的界限。个人所经历历史的多样性使得关于记忆和遗忘的取舍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对某些人是需要遗忘的事件，而对另一些人则是需要记忆的事件。造成这两种不同情况的原因，是个人的不同经历以及认知和回想的多重层面。记忆基本上属于情感范畴，而非智识范畴；它是经历和感受的结果，而非推理的结果，因而具有强烈的个人性质。再者，记忆不是线型和连续性的，而是间断的和选择性的；人们拥有的记忆是局部的，而非整体的。结果，记忆通常既不是完全正面的，也不是完全负面的，而是兼有正负两种情感。一些人可能记住正面的东西，另一些人可能记住负面的东西。基于苏联时期巨大成就与深重痛苦混杂的特性，记忆和遗忘之间的界线在形成连贯性叙事能力方面显得十分容易识别，这是因为这样的叙事需要一种可用的过去。这意味着虽然有关苏联的政治记忆在俄罗斯社会中十分强烈，但这个记忆既不是整体性的记忆，也不是单一维度的记忆。这个记忆呈支离破碎状，甚至是千差万别的大拼盘。
　　来源：俄罗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