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生态文化学说与中国的文化期许中日俄比较的视界

　　各民族国家都处在不同的生态的自然地理区域，由此形成纷繁各异的生产方式、社会构成与文化形态。“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而这些自然基础包括“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1。生产、社会与文化，组成民族国家的文明系统，文明系统的背后则藏着生态自然系统的强大支持。每个民族与国家都在确认自己的生态定位的基础上，确认文化方位，进而确认社会经济发展路向。欧亚大陆存在两个基本的生态区域，这就是欧亚大陆中心区域与欧亚大陆边缘区域，前者简称“陆心”，后者简称“陆缘”。亚欧大陆有两个主要陆缘西欧陆缘与东亚陆缘。日本与俄国，分别将自己定位为“岛国”与“陆心”，从而确认世界坐标上的文化方位，而中国是“陆缘”。
　　一、“陆缘”与“陆心”：欧亚大陆的文化分类
　　欧亚大陆是一个巨大的“生态岛”，人类的几个主要文明从这里诞生。在欧亚大陆的中心部分，绵延着一片广漠的地带。这是一个“大沙漠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这个地带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农业的基础。2马克思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中十分关注这片地带，指出这个地带的特殊的“气候和地方条件”，定了亚洲特殊的生产方式、社会风貌与精神品质。
　　在黑格尔看来，偌大的欧亚大陆存在着巨大的生态地理差别，成为形成民族个性的重要原因。这样的地理差别有三种：第一、干燥的高地与广阔的草原和平原。第二、平原流域，这里是巨川大河流过的地方。第三、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黑格尔特别提到第一种地理形态，“我们看见这一类高地在蒙古利亚人（就这个字的广义来说）所居的中亚细亚；从里海起，这些草原向北蔓延到黑海。和这相同的土地有阿拉伯沙漠”。黑格尔说的“干燥的高地与广阔的草原和平原”，即沙漠草原地带，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的“沙漠地带”，在地理位置上恰好吻合一致。
　　墨菲论说俄罗斯“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地区”，正属于这样的地理条件。“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的南部三分之一，也是其西部地区的延伸。这是一个干旱地区，它向东融入人烟稀少的沙漠地带，它那传统游牧或逐水草而居的文化，至今仍与俄罗斯文化以及印度、东南亚、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形成鲜明对照。中亚这个干旱沙漠地区的很大部分，在公元8世纪初就被穆斯林入侵者征服，后来逐渐变得与其西边的阿拉伯国家和与其毗邻的伊朗相似。”3墨菲说得对，欧亚大陆中心地区与东亚地区显示很大的文化差别，不过说俄罗斯总体文化与乌拉尔以东地区不同，却非事实。东欧平原与西伯利亚平原正是一片广袤的草原，而俄国正坐落在如此干旱与酷寒的草原之上，它处于亚欧大陆的中央地区，四顾茫茫几乎找不到真正可用的出海口，又加上它历史上曾经有过2百年蒙古入侵为主的历史，继承着伟大草原帝国的精神血脉。俄罗斯著名欧亚主义者萨维茨基就曾经强调：伟大的俄罗斯精神恰恰是在欧亚大陆的茫茫沙漠与草原上长出来的，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培养了俄罗斯的精神基因。这一切决定了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上的“中央性”文化结构与社会构造。4
　　欧亚大陆确有一个沙漠草原地区，处在欧亚大陆中央，被麦金德称作“欧亚大陆的中心枢纽”，简称欧亚“陆心”的地区。这里出演过一幕幕壮丽的历史剧目，这里是波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蒙古帝国与晚近俄罗斯帝国迭次登场，扮演主角的伟大舞台。“陆心”区具有三大特点：第一，村社形式的社会构造。“除了中央政府之外，全国（除两三个大城市不算外）都分为许多村社，这些村社构成完全各自独立的团体，各自成为完全闭关自守的小天地”。5第二，原始共有的土地形态。马克思读了法兰苏伯尔尼有关亚洲的书后说过，“伯尔尼就土耳其、波斯及印度斯坦来讲，正确地认定东方一切现象的基本形式是在于那里没有土地私有制之存在。这一点，甚至可以作为了解东方世界的真正的关键。”第三，专制主义的政治结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斯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干预，“东方专制主义”就此形成。6恩格斯则认为，村社是东方专制政体的基础，从印度起到俄国止，凡是古代村社习俗还保全着的地方，这种习俗便做了数千年来最横暴的东方专制政体的基础。7以上三点合起来，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亚洲特点的重大发现，形成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学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实为古代陆心区的生产方式与经济社会形态。
　　有“大陆的中心”，就有“大陆的边缘”。当代欧亚大陆重要的“陆缘”地带有两个，一个面向大西洋，为西欧陆地带，一个面向太平洋，为东亚陆缘地带。陆心地带有三个地理区，这是沙漠、草原与森林。陆缘地带也有三个地理区：岛屿、沿海与腹地。设使太空鸟瞰，那么岛屿之后有沿海，沿海之后有腹地，腹地之后有陆心。在中国，走到华夏西部的尽头，已接近欧亚的陆心；在西欧，走过法国、德国、奥地利与东欧，一眼望到广漠的沙漠、草原与森林，那就是欧亚的陆心。
　　这里提出“区域市场海洋”、“世界市场海洋”、“世界中心市场海洋”三个概念，“市场海洋”历史上有三个：地中海、大西洋和太平洋，后二者为“世界市场海洋”，太平洋则为当代“世界中心市场海洋”。欧亚大陆有多个“陆缘”，而朝向“世界市场海洋”的“陆缘”为“世界市场陆缘”。欧亚大陆的“世界市场陆缘”只有两个，即为朝向大西洋的西欧陆缘与朝向世界中心市场海洋太平洋的东亚陆缘，本文界定的“陆缘”即为此类“陆缘”。
　　无论西欧陆缘还是东亚陆缘，历史上都与陆心地区发生紧密的关系。冲突与融合，碰撞与和缓，入侵与同化，乃为“心”“缘”接触史的亘古主题。正如麦金德说所说，所有定居在“边缘地带”的居民都感受到“来自草原的激动力量的扩张势力”，“欧亚大陆其他的边缘地带，也像欧洲的情况一样，有着早期的入侵记录。中国不止一次地屈从于从北方来的征服者。”8需要说明，分处西欧、东亚的两个对应的陆缘地区，同样存在严重的文化差异，同样呈现尖锐的价值碰撞，同样行走于冲突交融冲突的崎岖历程。由于“陆心”的阻隔，这个冲突来得较晚，其起始之年，在中国大体算在鸦片战争的1840年，在日本则为美国“黑船”进扰日本的1853年。世界商贸精神产生于海洋市场，由此陆缘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得以风气领先，先拔一筹。现代改革由海上岸，愈往里走，阻力愈大，沿海大于海岛，腹地大于沿海，陆心大于腹地。造成这个情况，是因为马克思所谓的对现代文明发展发生抵拒作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这个“方式”总与市场方式拮抗，形成神妙的精神“气压”，愈往里走愈强烈，愈往外走，愈稀薄。
　　二、中国文化的“陆缘”确认与“心缘融和”
　　有的国家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但缺少悠远的地平线；有的国家有着悠远的地平线，却缺少漫长的海岸线，甚而全无海岸，蜗居内陆的深处。不同的生态配置启示人们，应该因势利导，确认符合本国生态条件的文化期许与国策抉择。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缘，同时位于全球最大的中心市场海洋太平洋的西部边缘。中国显然不是欧亚大陆中心国家陆心国家。封闭而少出海口的地势、干燥的气候、沙漠与草原地形、游牧的生产方式，是决定陆心文化的主要生态要素。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是农耕的而不是游牧的，中国的主体部分属于季风型温带与亚热带湿润地区，而不是干燥地区。王仁宇观察到，中国北方有一条横贯东西的降雨量线，将中国南方湿润的农田地区与北方干燥的沙漠、草原地区分隔开来。中国的逶迤的长城线，恰好与这条降雨量线重合。
　　中国有宽阔的海域与众多的岛屿。邻接中国大陆的东面，从北向南有黄海、东海与南海，处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包围之中的渤海为中国的内海。整个大陆海岸线北起鸭绿江口，南至北仑河口，长达18，000多公里，若把沿海岛屿的海岸线也计算在内，则长度超过32，000公里，为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我国有大小岛屿5，000余个，总面积约8万平方公里，最大的为台湾岛，面积35，760平方公里，其次为海南岛，面积为32，200平方公里。9
　　中国有四大沿海区与四大腹地区，成为超越日、韩的东亚顶级陆缘大国。四大沿海区，是东北沿海区、华北沿海区，华东沿海区和华南沿海区。华北地区就是古代的齐鲁地区，华东地区就是古代的吴越地区，华南地区就是古代的百越地区。显然，因为靠着海洋，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才叫做沿海地区。每个沿海地区都有重要海港成为它们的经济支持。大连、天津塘沽、连云港、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香港等优良港口成为中国各沿海区的经济中心。至今依然使用着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800公里，沟通南北，将华东、华北沿海区连成一片，近代以至当下，纵向铁路的修筑更加强了这样的南北连贯，使中国四大沿海区连成一片。
　　四大腹地区，指的是与东北沿海区相连的东北腹地区，与华北、华东沿海区相连的西部腹地区，与华南沿海区相连的西南腹地区。腹地地区远离海洋，无海洋港口可言，但是由于毗邻“沿海”，拥有长江、珠江等优良水道，即与沿海区紧密相连，因此它们区别于陆心区而成为陆缘区。至于近现代，铁路的纵横贯通，使中国腹地和沿海发生更密切的接触。现在开发西部，第一要务就是建设密集的铁路及高速公路网络，结果将使中国的沿海区与腹地区的界限最后淡化与消弭。
　　然而又需注意，中国虽是陆缘国家，却不是单纯的陆缘国家。中国古代时候由夏入清，共23个时代（春秋、战国、十六国、五代十国等都各算作一个时代），其中十六国、南北朝、辽、金、元、清有六个时代，比例近四分之一，皆为中亚游牧民族统治中原或全国的时代，也就是陆心统治的时代，其影响不可低估。
　　匈奴贵族刘渊304年建立汉国（后改名前赵），开启北方少数民族入据中国的第一个大时代，即十六国时代（304439年）。这个期间，北方少数民族（也有部分汉族官僚）建立20多个割据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时代，合135年。
　　魏晋南北朝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国的第二个大时代。游牧文化的鲜卑族拓跋部在四世纪初，于晋朝衰落之际进入山西北部，后统一北方，建都于山西大同，又迁都洛阳（494年），是为北魏（鲜卑族，368534年），开启中国北朝时代，占据中国北方长达166年。由北魏经过东魏、西魏、北齐，至北周（鲜卑族，557581年）统一中国北方，都长安，而后亡（581年），“陆心”民族入据中国北方，合195年。
　　辽金元时期（9161368年，合452年）是北方少数民族入据中国的第三个大时代，契丹族的辽国（9161125年）兴起于东北辽河流域，此后占领今山西、河北北部的燕云十六州，建都于燕京（今北京），甚为强悍，据有北方时间达209年。北宋（9601126年）至南宋（11271279）期间，中国备受北方少数民族侵扰。初有契丹与羌族的西夏国（10381227年）同时南犯。此后女真人于1038年建金朝（10381227年），1126年灭北宋，统治中国北方长达189年。1234年蒙古击灭女真，代为劲敌。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12711368年）时达97年。
　　清代是是北方少数民族入据中国的第四个大时代。1616年努尔哈赤建“后金国”，意即金朝的后继，后改名清（16441911年），继元朝之后再次统治全中国，时达267年。从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启动北方少数民族入据中原，即十六国时代到清灭（1911年），总共1607年，游牧民族统治中国北方长达千余年。游牧民族入主全中国，元、清相加合364年。
　　北方陆心文化的浸染，使中国的文化气质发生变异，使中国文明进步遭遇阻力。中国儒家主张“华夷之辨”，又说可“以夏变夷”，而不可“以夷变夏”。意指农耕的华夏文明是高端文明，而游牧文明是低端文明，文明发展可由低向高走，而不可由高向低走。然而历史的事实不是这样，北方少数民族凭借其骏马强弓的超级军事机动力量，一次次地挥师南下，占据中国，总使低端文明“覆盖”与遮掩高端文明，
　　出现惟中国仅见的文明“月晕”奇观。举例来说，拓跋北魏推行的均田制，其实质就是将中国社会变化成马克思说的原始村社、原始公用、原始专制的社会，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这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文明的退步。中国从领主封建制的庄园制退回到原始“亚细亚共同体”的村社制，自北魏始。
　　日本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情况，元朝入侵因“神风”海上台风的阻止而终止。当时满清入关，清朝文化没有完全笼罩到朝鲜，相反那个时代的朝鲜依然“慕华”、“事大”，抱持“尊明贬清”的心态，把中国夏商周秦汉隋唐宋明视为正统，而把北魏、辽、金、元、清摒弃于正统之外。10也就是这样的原因，日本与韩国民族文化中的“陆心”因素比中国少，现代化过程中阻力相对也小。
　　这就可以说，中国虽属于陆缘区，却是农耕文化型的陆缘区、多次被陆心文化覆盖的陆缘区、具有浓重陆心区性质的陆缘区。11鉴于生态自然的事实与历史的既存状态，陆缘为主，“心”“缘”融和，当为中国的生态定位与文化期许。中国的生态定位与文化期许：“陆缘为主”。中国本具文化的“本真”，但经历次“文化覆盖”，“本真”逐渐消失。中国走向“现代”，改革开放，遇到重重的阻力，其原就是非“本真”精神的阻扰与障隔。因此，中华复兴，首着先鞭就是对中国文化做一番淘洗提炼的工作，回复本真，激扬精粹，以为适应现代的需要。中国应该抛弃既往的“陆心思维”，这个“陆心思维”，就是固守已经被马克思与恩格斯批评过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近代以来以章士钊、梁漱溟、张君劢等人为代表的反对工商、反对市场、反对科技的思想。中国像一把打开的折扇，宏大的扇面（海岸与岛屿）朝向潜藏无限生机的太平洋，根根的扇骨（铁路、公路与航线）直联腹地。它理应定位于“陆缘”，充分利用“天赐”的生态良机，打开“扇面”，带动腹地，发展经济。中国应该坚定地向太平洋进发，毫不动摇地改革立国、开放立国、国际贸易立国。这样的前景已被世界看好，德山二郎著有《太平洋成为美国与华人的海》，早就说过：我过去曾以为“太平洋是以日本为中心的海”，现在观点改变了，应该说，“太平洋将成为美国与华人的海”，“华人即将超越日本，这在我的预料之中”。12
　　中国的生态定位与文化期许：“心缘”融和。由于陆心、陆缘文化的融和才有今天国土的辽阔、民族的众多，才有中华文明大花园的绚丽多彩，56个民族，56朵鲜花，朵朵娇艳；由于陆心与陆缘文化的融和，中国成为欧亚大陆文化的桥梁，成为新世纪的“丝绸之路”；由于陆心与陆缘文化的融和，才决定中国现代模式的选择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既坚定地强调陆缘的本色又兼顾陆心的特点，向陆心、陆缘同时传递稳定和合作的信号，吸取双方之长，避免双方之短，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
　　三、日本的文化定位与未来期求
　　日本善于自省，时常“揽镜自照”，看自己属于什么？由此决定做什么，说什么，往哪里走。明治维新后，福泽谕吉承认日本属于亚洲，但他否定亚洲，身处亚洲使他烦恼与尴尬。在他看来，“西洋”闪烁着文明，体现着进步，而亚洲则意味着“半野蛮与半文明”，人心猥琐、经济停滞、政治专制，身子的一半照见光亮，另一半掐在黑暗中挣扎。他疾呼“脱亚”，急切吁求“向西方文明看齐”。在他的影响下，日本决意开启蒙昧，“文明开化”。然而，毕竟在全盘西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一如中国黄遵宪说的，只是向着西方去追逐，“竟不知身在何方”。这样就有日本“国粹派”的登场，这个派别后来又演绎为“亚洲主义”。观点很明确，承认自己的亚洲身份，赞美亚洲，批判西方，回归亚洲，不能说这样的思想在其产生之初隐含合理的意义，然而最后却走到反面，在“解放亚洲”的口号下，揭起侵略的旗帜。
　　江上波夫1967年出版《骑马民族论》，主张“大陆日本论”。他指出亚洲一半是干旱地区，一半是温湿地区。形成于南太平洋与印度洋上的季风（monsoon），给中国、东南亚、印度半岛、斯里兰卡岛及太平洋西海岸及亚洲面向印度洋的部分地区带来丰沛的雨水，使这个地区成为“季风农耕区”。由于喜马拉雅山及青藏高原的自然障碍，及风力的自然自然衰减，亚洲的很大部分无法得到季风的恩惠，而成为广阔的干燥区，它包括中亚、西亚的“干燥区（沙漠）”、北亚的草原、森林区。高坂正尧尤其瞩目北亚的草原、森林区，其边界的南部贴近中国边界；东临韩国；西则跨越西伯利亚，直达乌拉尔山区，这个区域产生“骑马民族”，不是典型农耕地区，而是一个游牧世界。江上在对许多出土文物作考察之后，认定远古日本人与蒙古游牧人一样，源自草原的帝国，出身于“骑马民族”。石田英一郎提出“边境文化论”，承认亚洲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的辐射与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就不会有今天的日本文化。然而由于日本的亚洲“边境”地位又决定其文化与中国文化“和而不同”。13
　　1976年，日本学者梅原猛《日本文化论》一书出版，提出“两种文明原理”论，认为基于基督教文化与希腊文化的西方文明，是“力”的文明、攻击性的文明、愤怒的文明；而基于佛教或儒教文化的东方文明，则是“和”的文明、慈悲的文明、平静的文明。“基督死的姿态与释迦死的姿态比较，实在是生动的显示了两种文明的不同。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真是一种残虐的杀害方式，用钉子把手脚钉住吊起来，最后因大量流血而死去”，与此不同，释迦的死，是平静的死。书中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历史的与现实的比较，认为东方文明正在向西方文明挑战，而日本文明则理所当然地属于东方文明。具体可以参见卞崇道主编的《战后日本哲学思想概论》。
　　如果说上述理论带有“日本亚洲论”的特点，那么梅棹忠夫等人则提出相反意见。梅棹忠夫在日本《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中国有其《文明的生态史观梅棹忠夫文集》出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梅棹忠夫把欧亚大陆分成二个地区：温湿的海洋区与干燥的大陆区。前者是这个世界的第一区，后者是第二区。他认为在欧亚大陆的中央地带，存在着一个特殊地区，这个地区的特点是干燥，降雨量极其稀少，因此形成草原、沙漠与森林的地形，这个地区的社会精神风貌都被其地理气候特点决定。这不是一个新鲜理论，可谓马克思、黑格尔思想的复述，只是把环境的作用力量推演到极致。
　　高坂正尧发表《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成为日本“海洋国家论”与“海洋文明论”的发端。高坂正尧认为：日本是海洋国家。“海洋”决定着日本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生产方式与生态方式。给日本带来无限生机的是活跃在滔滔大海上的日本“民间商船队”，日本的“自然之力”（物力论）决定日本文化不是“大陆文化”，而是“海洋文化”，这是历史的总结，也是“未来日本的期待”。14
　　川胜平太写《海洋连邦论》（2001年）力证日本“理所当然”属于“岛国文明”，将此思想向右倾斜。他说，日本民族源流出自太平洋诸岛屿，原是海洋民族，“此后与异质的中国、朝鲜长期交流”，但又从它们的影响中走出，形成自立的文化，自具“海洋”的特色。15川胜平太主张“海洋国家”的联合，组成麦金德说的“新月形包围圈”，以“包围”与限制“价值观不同”的中国。今年来这样的思潮从学界满溢到政坛，认为日本应该联合印度、美国、澳大利亚等“拥有共同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都尊重人权和实行法治”的“志同道合的国家”，组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大亚洲”。日本前首相安倍2007年7月22日在印度国会演讲，说出这样的意思，无疑是川胜平太思想谬种流传。他的话只在印度国会获得稀稀拉拉的掌声，即便是在执政党内部也没有得到多少支持的声音。
　　四、“大陆心脏”俄国欧亚主义的文化认同
　　俄国的欧亚主义有古典欧亚主义与新欧亚主义的区别。“古典”欧亚主义并不“古”，20世纪初盛行于俄罗斯移民知识分子群体，萨维茨基、特鲁别茨科伊、卡尔萨文和维尔纳茨基等是这个“主义”的代表。其中，萨维茨基的思想很具有典型性，他沿用麦金德的理论，强调俄国是处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中央国家”，可以说全部理论都建筑在这个思想基础之上。1933年，他发表名为《欧亚主义地理和地缘政治基础》的文章，将俄国与中国作比较：“俄罗斯被称为中央国家，比中国拥有更多的理由”。杜金是俄罗斯“新欧亚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地缘政治学基础》。2008年，彼得罗夫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一书的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介绍欧亚主义来龙去脉，陈述新欧亚主义观点。
　　彼得罗夫认为，地理环境在形成俄罗斯精神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由于无法受到南太平洋季风的影响，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成为森林、草原地区，属于欧亚大陆干燥的“陆心”。这就与“欧洲”在地缘上区别开来。
　　蒙古人的十三世纪后的入侵与统治，为俄罗斯注入充分的“草原帝国”的政治血液。诚如麦金德所是说：“新的游牧民族从蒙古来到了，北部森林带的俄国作为蒙古钦察汗国或‘草原汗国’（thesteppe）的属国达两个世纪之久。在欧洲的其余部分迅速前进的时候，俄罗斯的发展却因此而耽搁和延误。”16萨维茨基不讳言这段历史，提出独到的史观：“没有鞑靼统治时期，就没有俄罗斯”，俄罗斯不应该将蒙古对俄罗斯的统治看作是“鞑靼的桎梏”，相反这是一个大熔炉，这个大熔炉锻造了俄罗斯的精神。萨维茨基在《草原与定居生活方式》一文中提出了这个关键的命题。他指出，古代蒙古精神的特点是其疆土开拓精神，这在“俄罗斯占领和开发的土地面积中也是同样的精神，同样的大陆感受”。17
　　欧亚主义理论建立在“俄罗斯东方，欧洲西方”这个思想规则之上。没有这个规则，他们的理论就失去鲜活的价值。西方与东方，一个是“法制”的，一个是“道德”的，一个是“个人”的，一个是“社会”（农民社会主义）的，一切都处在两元对立的状态之中，秉持这种“对立”，不得丝毫松懈，是斯拉夫主义与欧亚主义的共同原则。即使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物，也强烈地体现出这样的精神。他一面反对前苏联的模式，一面竭力否定容其避世的那个地方。他走的是第三条思想道路。他抱着强烈的俄罗斯民族意识，以坚定的否定态度抵制单纯的模仿与崇拜。不管是在他的祖国，还是流亡异乡，他都一身而兼三职：民粹主义者、斯拉夫主义者、欧亚主义者。他心中洋溢着浓郁的平民崇拜主义、村社复归主义与帝国复兴主义的浪漫情怀，而这一切正与“大西洋主义”相悖。18
　　中国学者董君甫撰文指出，欧亚主义确有强烈的“帝国”情节。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不是普通的国家，而是一个“帝国”。历史上有罗马帝国，俄罗斯就是这样的帝国。广袤的疆域、跌宕的历史、闪光的文化、骄人的成就，都在不断地阐说这个国家的强大与尊荣。在欧亚主义者看来不是帝国的俄罗斯是不可思议的，俄罗斯的世界心脏的地理位置已经决定了这一点，如果俄罗斯不是帝国，俄罗斯将一文不值。19
　　欧亚主义主张维护俄国历史上的三大支柱“东正教、集权、村社”。欧亚主义的宗教基础是东正教。公元988年俄罗斯人接受了拜占庭东正教形式的基督教，这是一个崇尚集权模式，政教合一的宗教。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俄罗斯则以成为东正教直系继承者而自傲。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不仅是东正教的主体，还是基督教的支柱，其使命伟大而超级，旨在以神的名义把世界统合在大俄罗斯的周围，以臻“四海皆兄弟”的圣域。彼得罗夫强调，切须恢复俄国的宗教机制，以“保障俄国道德价值国家建设、对内对外政策等等的优先方向”。20
　　欧亚主义强调国家的作用，只有强大的权威才能使俄罗斯摆脱危机，热切期望把一切历史常量动员和恢复起来，实现欧亚主义的宏大目标。彼得罗夫强调：必须建立强大的“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而且“它的领导者是独裁者”。21
　　俄国农村历来盛行村社的形式，土地平分、分配平均、集体生产是村社的基本原则，村社生产的极端低效性换得社会的高度稳定性，村社政治的高度组织化，让其成为俄国统治的社会基盘。也就是这样的原因，如此原始公社制度在沙皇的保护下，奇迹般地保留到20世纪，凝固成俄罗斯精神的重要思想元素村社主义，成为民粹主义的精神支柱，也成为欧亚主义确定进路方针的国情依据。
　　“私有化是对国有财产野蛮的分割，满足了一小撮人的胃口和需要”，22彼得罗夫认为，
　　私有化正在对俄国的文明构成真正的威胁。他仇视当代俄罗斯出现的私有化浪潮，他疾呼：“比如看一下吧国家财产违法私有化的主人们，俄罗斯金融业，掌控石油、天然气、能源和大众传媒的寡头们，还那些代表着俄罗斯‘文化’的人就足够了，而再也不需要任何证明”。23
　　俄国历来开放派与传统派（欧亚主义就是这样的传统派）并存。在俄国历史上，每当危难困顿，就会“向世界学习”，“开放”在这个时候成为主流话语，“改革”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文明也在这个时候大步跃进。俄国的改革故事不胜枚举，诸如彼得大帝的“学习”改革、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国政”改革、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斯托雷平的土地私有化改革等等。
　　然而，每当改革收到成效，危机逐步远去，神圣的传统派就会即刻活跃起来。他们倡言“纯粹的”俄罗斯精神，要求回归到过去的时代，而改革带来的社会问题与“平民”不满，则成为他们矢志“回归”的最无辩驳的理由。回归的舆论日益弥漫，改革的泡沫最终破碎。这样，俄国的历史就成为波浪的翻腾，如果说改革后的俄国是波浪的峰顶，那么峰顶过后，就是“精魂”的重新回归，谷底的瞬间来临，最后又是从头再来。在俄国，改革是“非常时刻”的“非常之举”，常态复归才属“正常”。与俄国相比，德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年俾斯麦推行改革，遇到的阻力不如俄国那么大，一切方针大计都被肯定下来，成为崛起的大国。日本也没有这样的情况，明治维新之后一直把“现代”进行到底，直追列强。
　　不过，人们又会发问，一个民族的自然生态环境决定了它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组合方式，决定了它的自有自在的发展模式，难道非得规定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挤在一条道路走向“现代”？难道德国的道路就和英、法雷同？日本先学荷兰，产生“兰学”，又学英国产生“英学”，最后学德国，明治维新后“德意志学”一时风靡，然而日本又什么时候与德国形神毕肖？人们还会发问，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是不是就是一个“经济”？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传统、人文、人的发展、社会的正义与公平又具有怎样的地位？再则，轻易地改变民族的路向，会不会失却既有的灵魂？这些问题都值得人们深思再三，省察谨行。各民族文化的产生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新欧亚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考有其存在的理由，纵有偏颇之处，毕竟未成俄国思想的主流。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人类做出过突出的贡献，至于当前，矢志于国内改革，着力于中俄合作，煌煌前景，正拭目可待。
　　结论：
　　中国、日本与俄国不同的生态前提，决定三个国家不同的文化期许与道路选择。中国属于东亚陆缘生态区，这就让中国人具有如下的文化期许与道路选择：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面向太平洋，工商立国、市场立国、世界贸易立国，而这条道路又区别于它国，与西欧不同，与俄国不同，与日本也不同。文化是多元的，发展是多线的，世界是多极的，无论陆缘还是陆心，无论西欧陆缘还是东亚陆缘，都有各自存在的理由，世界诸文化之间需要的是对话、折冲，而不是隔绝与冲突，每个国家都有权基于本国国情选择发展道路。必须承认陆心文化、东亚陆缘有过辉煌的历史，直至今天对资本市场的反思，对世界发展的建言，依然增益于人类的智慧，有利于人类的进步，而将自己的文明说成最好的文明、“终极的文明”，势必有失历史的真实。无论麦金德的“海权论”、梅棹忠夫的“两个文明区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价值观外交论”皆为思想的误导，有违世界话语的共同主题和平与发展。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2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6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页260。
　　3罗兹墨菲：《亚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5），页17。
　　418212224瓦列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页118、120、149151、149151、146。
　　567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页2324、2021、1112。
　　817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页62。
　　9南京大学地理系经济地理教研室编：《中国经济地理参考资料》（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处），页2223。
　　10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页23。
　　11陆心文化对中国本真文化的浸润，造成形同“羊肉泡馍”（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复合）的效应。这种情况北方尤甚于南方。荆楚、吴越（江、浙、安徽）、南粤及南迁族群（如客家）此种浸润性相对较少。北方文化是复合文化，而南方文化反而存续中国文化本真。宋明以降，多是南方儒家担纲儒学更新工作，新儒家如朱熹理学、阳明学派、泰州学派、浙东学派发生于这些地区不是偶然。然而，北方文化的复合性，使其具有可贵的包容、沉毅、坚强的性格，从而为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北方文化依然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与象征。
　　12东京：《中央公论》，1997年7月号。。
　　13梅棹忠夫、多田道太郎：《日本文化構造》（东京：讲谈社1972）页17。
　　14东京：《中央公论》，1964年9月号。
　　1516川勝平太：《海洋連邦論地球》，（东京：PHP研究所，2001），页73、64。
　　19赫德里克。斯密斯：《俄国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页290。
　　20董君甫：《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3日。
　　23林苏、罗天虹主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页438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