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启舟：苏联解体二十年祭激荡幽深现代路

　　1991年12月25日晚，镰刀锤子旗从克里姆林宫楼顶徐徐降落，这降下的不仅仅是一面普通的苏联国旗，而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国度悲怆的失魂落魄。苏联在“七十古来稀”的前夜最终没能高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家格言而走入了历史的记忆深处。代表革命的红色与代表革命光芒的黄色所组成的苏联国旗最终被无情而又肃穆的黑色现实所扯落。今年，我们迎来苏联离世的第20个春秋，而社会主义中国正是与“老大哥”唇齿相依而又似曾相识、若即若离的国度。基于此，我们应选择缅怀“老大哥”，祭奠“老大哥”，逝者已去，生者奋起，为了铭记那段峥嵘岁月，更为了明日的征程，笔者写下如下的鸡零狗碎，权当对“老大哥”逝去的祭奠。
　　著名学者梅特兰曾说到，历史是一张无接缝的网。（参见（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序言第2页。）纵向历史的发展更是如此，历史的传承与衔接断不可一刀两断。突变一般只是发生在较肤浅的表面，而延续与缓慢的变异则发生在深层次上。现代与传统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破旧立新不是全盘否定传统，实现空中楼阁般地现代化，没有传统优秀基因的支持，现代化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与此同时，不能果敢的清扫传统的深层污垢，现代化就会成为难以下咽的夹生食品。
　　俄国从传统的沙皇专制主义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所耗时间之短，举世罕见。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接踵而来，“从二月到十月，俄国社会几乎是处在一个急剧‘激进化’的连续过程中”。（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73页。）虽然如此，但我们不会否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社会变异论”也论证了这类历史事件发生的合理性，著名全球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认为：“每一种社会制度趋于腐朽且将被新的社会制度所淘汰的时候，率先发生转变过程多半不在中心地区的富裕的、传统的和板结的社会里，而是发生在外缘地区的原始的、贫困的、适应性强的社会里”。（（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迟越、王红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2页。）由此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得出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同时我们也就不必纠缠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物质基础问题，还间接说明了列宁“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8页。）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历史的基本史实告诉我们，一国的现代化重要的不是物质基础，或说物质基础不是最为重要的，物质的东西在进入更高社会发展形态中比较容易实现。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后，苏联的高速发展与物质的快速生产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但深层次的不易察觉的残余，或者冒传统之名的残余的长期存在才是最为致命的。俄国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之一就是扫除以沙皇专制主义制度为代表的农奴制残余，为现代化的到来铺平道路，由于历史进程的诡异，这个历史任务传承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承担了本不该属其的历史责任。正如冯绍雷先生所言，俄国的革命是一种超“常规”的革命。（参见冯绍雷：《20世纪的俄罗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3435页。）正因如此，十月革命之后，俄国从资本主义现代化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就充满了传统的惰性因素与现代化进程的冲突与矛盾（参见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第153页。）。
　　1917年3月2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只是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不是以其为代表的农奴制残余彻底结束全部历史进程的标志。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所要“革”的不仅是资产阶级的命，更是以沙皇专制制度为代表的农奴制残余及其游魂的命。社会主义革命面对农奴制残余，实现了摧枯拉朽式的扫除，表现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然而，以暴力迅捷著称的社会主义革命摧毁的更多的是表层的农奴制残余，社会主义革命扫除了旧有统治，却没有扫除沙俄的专制之遗风；社会主义革命废除了村社制度，却未能阻止村社成为俄国式集体主义传统之模板；社会主义革命废除了地主土地私有制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却没有实现俄国千百万农民富足之渴望；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封建等级和特权，却并未实现全体公民平等之追求。诚如有学者所言，“苏联所继承的俄国社会是一个传统结构老化，但其势力却牢固掌握控制权的社会”（钱乘旦等：《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1页。）。社会主义革命未能完成的使命，后来苏联也一直未能直视并解决之。历史的真实正是作为现代化的推行者，身染传统鄙陋而不自觉，身处传统余孽而不奋起。用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审视历史，农奴制残余在20世纪的苏联一直若隐若现，游魂于苏联上空。所谓“苏联模式”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更是农奴制残余及其游魂与俄国现实政治的杂糅。没有人会否认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巨大历史成就，1922年后的苏联在现代化的整体性变革中迈出了一大步，没有这种坚实的步伐，二战之中成为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主力是远不可想象的，可惜躁动的苏联最终没能走太远，以列宁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将苏联带入了现代化整体性变革的入口处，但后来者却没有成功实现苏联现代化的整体性变革。现代化的道路对苏联而言，生硬中夹杂着苦涩。1991年的巨人轰然倒塌，震惊的不仅是苏联，更是整个世界。20年后的再回首，回归理性与客观，巨人的痼疾久远而凝重。与历史的基因要素相比，斯大林、戈尔巴乔夫等个人的作用虽直接但却略显单薄。
　　从历史上看，并非所有的国家现代化在每一个阶段都会取得成功，对于像苏联这样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传统型大国，其现代化过程就显得特别艰难曲折。“现代化需要社会所有主要领域产生持续变迁这一事实，意味着它必然因接踵而至的社会问题、各种群体间的分裂和冲突，以及抗拒、抵制变迁的运动，而包含诸种解体和脱节的过程。”（（以）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沈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页。）因而，作为现代化的推动者，需要整合各种利益冲突，调节结构层次矛盾，衔接传统与现代，实现和谐现代化。苏联现代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对同样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有着相似历史经历、仍身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苏联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的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