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晖：对“万岁”口号之我见

　　读了张素华先生的文章（以下简称“张文”），有几点看法，略述如下：
　　一、我所撰《四千老干部》一文中有关五一口号事，并非是张文所说的是“郭文所谓”，即并非我的杜撰，而是转引当时中直机关第2组第15期简报所载陈友群同志的发言。他作为朱德同志的秘书，身处党中央机关，应是知情人，其对“万岁”口号的史实的发言，想必言有所本。此前，关于此事，在理论界史学界也多有论辩，可供读者比较辨识。
　　二、今“张文”亦言有所据，如所据档案属实，可供识者参酌。但据他考查的结果，也同时可证明，“万岁”口号正式纳入党中央的五一口号，是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并默许的（档案上只有他对其他口号的仔细修改，未见他有只字对“万岁”口号的修改或否弃），表明喊“万岁”是经他批准同意的。
　　据张文，本来中宣部（胡乔木）最初所拟的口号是“毛主席万岁”，还比较简单朴素；经刘少奇精心审改，加了不少装饰词，改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奉上“伟大领袖”的徽号（比林彪后来恭奉“四个伟大”要早20年左右）。对此，毛泽东不置一词，欣然默许。对照他在建国前夕纪念党的生日时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开头所讲的：“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国家权力和党最终都会“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也就是说，共产党也不可能“万岁”；可不到一年，就同意在五一口号中喊自己“万岁”，自我否定了原先的历史唯物主义论断。
　　这里不妨对照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严厉斥责个人崇拜的任何表现的：
　　马克思在给德国政治活动家威廉？布洛斯的信中说：“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想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原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
　　不久以后，恩格斯也写道：“马克思和我，我们一直反对公开宣扬个人，只有为了达到某种重大目的才可例外。我们尤其反对那些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对我们个人所做的宣扬。”
　　我们党的八大批判个人迷信，也放弃这个口号和在党章中删去“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规定。这是正确决策。但在文革前后，毛泽东借口“不崇拜马克思不得了”，直言不讳地主动地要求全党对他本人“搞点个人崇拜”。基于此，说“万岁”口号是他自己加上去的，即使史实不确切，似乎也合乎历史逻辑，并非完全“客里空”。
　　三、在革命时期，作为革命党，党的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拥戴毛主席而呼“万岁”，未可厚非。记得1949年我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和前不久还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的地下党员，参加开国大典，从心底为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欢呼雀跃，在会后游行经天安门城楼时，我和全体清华师生一起曾激动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也对着扩音器高呼回应：“清华的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说明那时领袖和人民群众还是心心相印、平等相待的。
　　当然，在刚解放初，十三兵团文工团来清华演出时，带领师生在大学堂里第一次喊出“毛主席万岁”，多数群众还是有迟疑的。虽然大家都拥护共产党，也赞赏、崇拜共产党干部的廉洁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但受过民主自由教育的师生，对这种带封建性的口号是心存疑虑和不习惯的，有的教授和同学还对是否应当喊万岁进行过辩论。后来经过学习和潜移默化，才慢慢习惯起来。
　　四、问题在于，建国后，作为执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要经全民选举产生的。在我国是经建国前夕的全国政协选举，1954年以后是经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当然这种选举只是表面形式，谈不上民主选举，领袖人物是终身制，直到他去世才不再“万岁”了）其所制定和宣示的对国家和人民有约束力的口号、政策，也是应当经人民选出的代表机构的通过或确认的。五一口号是党中央基本政策的宣示，而当时我们党是以政策治国的（而非以法治国，而且多数情况下政策高于法律），故五一口号（包括“万岁”口号）具有政策指向性和事实上的法律效力，意味着全国人民都须遵循。
　　基于此，未经政协或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其职权相当于全国人大），仅由执政党中央以“五一口号”方式将这种宣扬个人崇拜的口号政策化、法律化，要求全国人民都呼喊党的领袖“万岁”，其合法性更是大可商榷和质疑的。
　　五、问题还在于，这种个人迷信的口号，诱导人们盲从领袖的绝对权威，竭诚拥护和贯彻他晚年所倡导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理论、“左”的路线政策和种种违宪侵权行为，在各种反复折腾的政治运动中产生了严重后果。发展到后来，这个万岁口号已不再是人们出自内心的情感呼唤，而异化为必须绝对遵从的“圣旨”。特别是文革中更将它法律化，具有高度的国家强制性。文革中颁布的《公安六条》（即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共有六条，所以简称“公安六条”。）其中规定“凡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这就是恶名昭著的所谓“恶毒攻击罪”。文革中如果有人不小心损坏了报纸上的毛主席像，拒绝或反对呼喊毛主席万岁，就可根据这个“恶法”判重刑甚至处死刑。不知有多少无辜群众遭此毒手，张志新、林昭等烈士就是最突出的惨案。山西有个牛小顺，为表自己的无限忠心，种小麦时别出心裁设计长出“毛主席万岁”的五字造型，但事后发现既不能对这些麦苗施肥（那会被当成是给毛主席身上拨屎尿），也不能打药除虫（那是诬蔑毛主席有病），更不敢开镰收割（那会被认为在万岁头上动刀）！这块地把他逼得全身发抖，几乎发疯，只好听它烂在田里，终究没有逃过被打成“反革命”的命运，最后在自家水缸里溺水自杀了。（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11期毕星星：《种一个“毛主席万岁”》）类似的荒唐悲剧可说是罄竹难书。就连创造“万岁”口号的始作俑者刘少奇，一当他觉醒过来，不再迷信最高领袖，反而批评大饥荒时期饿死几千万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得罪毛泽东以后，他就落下屈死他乡的悲惨命运。
　　六、因此，时至今日，郑重的唯物主义者和科学历史观的倡导者的职责，应当是批判这种口号，肃清其后遗的不良影响，而不是替它辩护。当然，实事求是地澄清某些史实也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