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华新：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14，迟浩田）

　　伟大国家的分水岭
　　在一个巨大的冤案发生后，当局企图用强力掩盖事实真相，人民有理无处讲的时候，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大脑知识界、公众的喉舌新闻界该怎么办？
　　在这个节骨眼上，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知识界整体表现，是区分一个伟大国家和普通国家的分水岭。同样，执政当局内的健康力量是否意识到民心不可侮、民意不可违、民气可用，能否成功挫败体制内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腐朽势力，还冤案本来面目，给正义一个公道，以此为契机推动政治改革，也是向人民证明政权合法性、向历史展示制度生命力的一个关节点。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就属于这种情况。“四人帮”把持的《人民日报》4月18日发表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公然诬蔑参加“四五”广场运动的民众是“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一个当年决心解万民于水火的政党，竟然走到了它赖以崛起的人民的对立面，党内清醒一点的领袖人物也相继栽在几个跳梁小丑和一个无上权力手下。中国会不会因为这些“帽子”、清查、批斗和棍棒、手铐、监狱，重新回到万马齐喑的局面？几亿“哑巴”能不能继续容忍几个“骗子”绑架一个伟大民族，长时期漂离世界文明主潮？
　　血腥镇压后重归于寂的天安门，无声地拷问着党内外有识之士的良知和血性。在北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秦川顶住北京市委吴德要求清查师生参与广场活动的压力，大包大揽地说：
　　“北工大一个有问题的学生也没有，要处分就处分我！”
　　秦川的表态传到中宣部，昔日同事暗暗称叹。秦川此前任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副处长，就是因为在庐山会议后竟敢把彭德怀的万言书推荐给全国妇联作为形势报告材料，被康生赶出中宣部的。一年后，1977年秦川出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后，人民日报老记者余焕椿离开京郊小汤山“五七干校”，回报社参加对“四人帮”势力的清查工作。因种种原因被打入另册的干校校友们众口一词，叮嘱余焕椿将天安门事件列为报社清查的首要任务，因为它牵连到许多人的人身自由和政治命运，牵连到人民日报的声誉。
　　更多的普通百姓，把天安门诗词悄悄藏匿起来，以只有自己才知道的文字顺序重新排列，在抄录诗词的纸上缠上丝线，胆大的就在同学之间、同事之间秘密传阅。在1976年的多事之秋，广场留存的火种在民间无声地传递。
　　天安门事件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甚至是1949年以来中国政局演变的一次大盘点、大结局。对它的重新评价，不仅涉及中央和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名誉，而且对执政党和现行体制也将是一次深刻的清理、清算。党有没有这种自我否定、自我革新的反省能力，有没有痛定思痛、重手疗沉疴的承受力？中国在闭关锁国“窝里斗”几十年后，还有没有除旧布新的希望？
　　党内外呼声交集
　　“四人帮”被抓捕当天，10月6日午夜，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在唐山抗震救灾前线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紧急飞回北京，接管人民日报。余焕椿第一次见到这位后来的上将、中央政治局委员，印象中
　　“他并不高大魁梧，但面部表情极具魅力：既有军人之严峻，又有文人之儒雅，说话时总带微笑，很有亲和力。”
　　刚进人民日报时，通讯员按照部队习惯，为迟浩田到食堂打饭送到办公室。报社老同志不干了：“多大的官啊，摆这种官架子！”议论传到迟浩田耳朵里，他立即自己走进食堂，与报社同事共进工作餐。渐渐地，大家混熟了，亲热地叫起“老迟”、“迟政委”。
　　余焕椿把干校同事们的想法向迟浩田作了汇报。迟浩田微笑点头，说这同他们的工作部署完全一致。
　　于是，余焕椿等人马不停蹄，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查清人民日报鲁瑛等人奉“四人帮”之命在天安门事件前后的欺骗报道情况，写成清查报告《“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
　　在毛泽东死后继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虽然在伟大的10月与叶剑英元帅结盟逮捕了“四人帮”，但华本人作为“文革”受益者，无意根本改变毛泽东的政治路线。10月26日，华国锋给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指示说：“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凡是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就在1976年12月到1977年，还继续枪杀了史云峰、李九莲、钟海源等一批对“文革”提出异议的青年。这时候，临时客串人民日报领导职务的军人迟浩田表现出非凡的勇气，拍板决定上报人民日报的这份清查报告。
　　出生于胶东贫困山村的迟浩田，自称“一个经过炮火硝烟洗礼，经过生与死考验的老兵，一个战争的幸存者，一个在妈妈百般呵护下成长起来的热血男儿”，还以他本人的名义郑重地写了一封信：
　　中央宣传口并报
　　华主席、党中央：
　　在揭批“四人帮”控制人民日报搞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报社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我们觉得这一问题有必要向中央反映。现将人民日报运动办公室材料组整理的《“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送上，请审阅。
　　迟浩田
　　1976年12月10日
　　当时主管全国宣传口的耿飚看到材料后，高兴地说：
　　“天安门事件可以平反了。”
　　体制外也在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而呼号于街头。1977年1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人在长安街刷出大标语，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制造陷阱，暗中促成李冬民与另一个为王洪文鸣不平的人见面，企图把他说成是“四人帮”余党。李冬民随即以“反革命罪”被捕，关押近2年。
　　1977年清明节，天安门纪念碑周围贴出很多怀念周恩来和庆贺粉碎“四人帮”的诗文，以温和的方式唤起人们对一年前广场的回忆。北京人、知识界和全国人民心头的悬念，正如“五四”一代老作家冰心后来给人民日报“丙辰清明纪事”征文写的那篇散文标题《等待》。冰心这样描绘自己和老伴吴文藻1976年焦急地等待女儿和孙子辈从广场集会回来：
　　“谁也没有开口，但是我知道他也我一样，一颗心已经飞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那里不但有我们的孩子，还有许许多多天下人的孩子”
　　中央高层有人说话了。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为抓捕“四人帮”立下大功的叶剑英副主席，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重要意见：
　　“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文革”前的中央副主席陈云在书面讲话中提出：
　　“我认为绝大多数同志到天安门去是为了悼念周总理。需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以“大刀周仓”自居的老干部王震在会上不仅为邓小平复出慷慨陈辞，也力主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是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然而，会议简报拒绝刊登陈云、王震的发言。华国锋在总结讲话中虽然松了点口，承认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恩来“合乎清理”，但坚持不肯改变整个天安门事件的定性。华国锋说：
　　“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如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
　　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日报呈送中央的材料如泥牛入海，直到迟浩田1977年10月调离人民日报也没有任何回应。尽管华国锋同意悄悄释放了许多广场被捕民众，但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不再后退。
　　迟浩田回到部队出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1989年首都戒严期间担任戒严部队总指挥。而他曾经领导的《人民日报》则在头版发表国际新闻《内梅特总理说：匈牙利面临动荡潜在危险，不准动用军队解决国内问题》，新闻里说匈牙利人认为：
　　“斯大林模式的一个最可恨的特点就是肆意动用武装力量整治本国人民。我们应当最坚决地同过去的这种做法决裂。”
　　颇有点报纸与当年的老领导隔空对话的味道。
　　风波过去，“迟政委”同人民日报同志的情谊仍在。2002年12月25日，迟浩田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录制的人民日报历史访谈节目，第二天提笔给已在总编辑任上退休的李庄，表示“心情激动，感慨万千”，对新闻界老朋友“敏捷的思维、响亮口述，十分敬服”。
　　很多年之后，余焕椿和同为人民日报老记者的妻子蒋涵箴在博客中深情地写道：人民日报曾经有过一位政委，代表党和人民收复那个失去了十年、已被“四人帮”蹂躏得不像样子的宣传阵地。迟浩田则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对人民日报“浓厚的民主气氛”十分激赏：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无论是编辑还是记者，在宣传口径、文章修改、版面安排上都能平等商量；报社看不到森严的等级，听不到官长称谓
　　“他们叫我老迟，很有味道。”
　　余焕椿感慨万分地说：
　　“这样的观察，这样的判断，这样的评价，只有对人民日报有深切了解而又无偏见的人才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