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双全：试论胡适与周作人抗战时期的人生抉择

　　〔摘要〕作为都对中国文化影响甚大的一代宗师，胡适、周作人在抗战时期却作出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抉择：胡适出任中国政府驻美大使，为抗日战争尽綿薄之力；而周作人则堕落为文人汉奸。其原因有三：一，二人的抗战主张不同：胡适坚持理性的抗战；而周作人却坚持“中国必败论”、“日中同命运”论。二，二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同：胡适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而周作人却平和、消极，甚至麻木、颓废。三，二人对待政治的态度不同：胡适是不甘寂寞的政治家，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周作人则是一位始终希冀摆脱政治的纯粹学者。
　　〔关键词〕胡适周作人抗战人生观政治个人主义
　　胡适、周作人都是对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影响甚大的一代宗师。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共执牛耳，名震一时，成为一代青年追崇的偶像。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曾对斯诺说过，自己年轻时，“非常钦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楷模”。1郑振铎曾将鲁迅和周作人一道并列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坛上“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2此后长达二十年，胡、周二人为宣扬民主、自由、科学、个人主义的新思想并肩战斗，而且彼此之间保持着非同一般的信赖与推崇，直至抗战爆发，胡适还曾致书周作人，劝其南下。然而，在交织着火与血的民族生死搏斗的紧急关头，他们却分道扬镳，作出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抉择：胡适受命于危难之际，充当了国民党政府的“只能拼命向前”的“过河卒子”，3毅然出任中国政府驻美大使，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尽綿薄之力；而周作人则腆颜事敌，为虎作伥，堕落为汉奸群体中最具有名学者、名作家声望者。反差如此之大判若云泥，发人深省。本文拟对个中原委，作一粗浅探讨。
　　一
　　导致胡适与周作人在抗战时期作出南辕北辙的角色抉择的逻辑起点是二人对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同观点：胡适对抗战的态度虽然有一个从低调到抗战的转变过程，但是其基点却是理性的抗战主张；而周作人却始终坚持“中国必败论”，并进而发展为“日中同命运”论。
　　勿庸讳言，胡适对抗日的认知态度经历了一个逐渐调整、转变的过程：“九一八”事变后，胡适曾一度竭力唱“低调”，反对对日作战，他甚至说过：“宁愿亡国，也不愿主张对日作战。”41937年7月，胡适仍主张对芦沟桥事变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向蒋介石建议：“外交路线不可断”，并推荐高宗武去负责进行。8月，胡适跟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等后来沦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卖国贼们来往密切，成为“低调俱乐部”的一个活跃分子。胡适之所以“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盖一是认为敌强我弱，中国抗战的准备不足，倘战事一开，中央十年来积蓄之军力及沿海各省的一切都将毁于一旦，故力主忍耐，待十年后，方可不惧日本。二是认为芦沟桥事变以前，日本帝国主义挑起的一个又一个事端都是以中国政府的妥协让步作为局部事件解决的，芦沟桥事变仍可循例处。可是，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大大出乎胡适的意料：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继续扩大对华战争。另一方面，大片国土的沦丧，非但未能动摇中国民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瓦解他们的斗志，反而更大程度地唤醒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激情，增强了他们同仇敌忾抵抗侵略者的勇气。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军民表现出来的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使胡适在抗日问题上的态度“全变了”，认清了“和比战难百倍”。9月8日，他对高宗武说：“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我们对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者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好处。”南京失守后，他不再主张和平，连电政府主张“苦撑待变”。同时，胡适能将中国的抗战放在全世界民主力量抗击法西斯主义的国际战略格局中考虑，认清了中国抗战得道多助的有利形势。1938年8月，他在《在远东局势中美国能做些什么》一文中说：“假使我国真的危险到了极点的时候，至少俄国和美国是不能坐視的。我国若被征服，对于俄、美立国原则、历史习惯、经济利益等等均不相容，我们这次可以说是为世界而战，至少是为民主国家作战。但我们自己要先咬牙苦撑，不要先打算盘。苦撑一年、二年、三年，甚至如坂垣所说的十年，几年内忽然来了一个帮助，就好象穷人一旦得着爱尔兰的大香滨马票，岂不痛快。”尽管胡适的抗战观有过于依赖外力（俄、美）之弊，但他终于认清了并坚持了中国必须也能以弱抗日的原则、立场，故而能在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作出不会被历史忘却的贡献。
　　返观周作人，在抗战问题上则与胡适大相径庭。平心而论，周作人青年时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也曾高唱过“民族主义”，对于20世纪上半叶作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之一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乏警惕、抨击、反对的言论。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日本军舰带领奉军入侵大沽口，周作人认定“日本是真正的帝国主义国家”，号召人们起来进行“坚韧持久的排日运动”。第二年，李大钊牺牲后，他在《日本人的好意》一文中揭露了日本反动文人对革命先烈的污蔑。11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周作人应北京大学学生会之邀作《关于征兵》的演讲，力主“修‘武备’”对付“日本的侵略”，并要求追究当局“无抵抗”而“失地”的责任。121933年3月4日写给俞平伯的信中，他嘲讽国民党政府将华北拱手让与敌寇：“大抵幽燕沦陷已属定命，而华夷之界则当在河不，非当也，乃是决定的必在河哉，古人所谓天堑然则当指此耳。”13外则不惜与世界为敌，欲吞噬亚东，内则敢于破坏国法，欲用暴烈手段建立法西斯政权。”14然而，周作人深感比起帝国主义列强，中国的国力实在瞠乎其后。对抵抗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的结局十分悲观。他不首肯一味鼓吹“民气”，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辈的“气节”为民族干城、国家屏障的高论，告戒国人：“徒有气节而无事功，有时亦足以误国殃民，不可不知也。”15周氏进过水师学堂，深知现代战争中海军的重要性，而“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161935年周作人多次谈到岳飞与秦桧、刘永福与李鸿章，弦外之音是：“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为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17因此，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他很关注明末清初那些遗民的著作，感到中国“风雨如晦”，似乎到了明季，早有了亡国之后作遗民的思想准备。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周作人固然尚未投怀送抱，腆颜事敌。但他却根据“文化决定论”的逻辑演绎中日关系的归宿。1935年，周氏开张了“日本店”，连篇累牍地大谈日本文化。一向视日本为第二故乡，且与日本存在亲戚之谊的周作人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蚕食鲸吞中国之际，大谈“中国与日本现在是立于敌国的地位，但如离开现时的关系，而论永久的性质，则两者都是生来就和西洋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18“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19总之，循着周作人思想演变的轨迹，其原有的一点民族精神逐渐消磨殆尽，彻底的民族失败主义情绪使他对抗战前途作出十分漆黑的预测，对国家、对民族完全失掉了信心，从否认奋起抗日的必要和可能，进而鼓吹“日中命运一致”，最终不免附逆投敌，自钉于历史的耻辱柱上。
　　二
　　抗战时期对人生道路的不同抉择，归根结底源于胡适、周作人二人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的不同取向。
　　胡适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纵然青年时负笈海外，啃了多年的洋面包，然其知识结构仍然是中西掺杂、新旧并存。在他的内心深处，儒家政治哲学中“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态度、“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进取精神和西方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历史使命感赋予了他改造社会、以自己的实践性人格履行对社会的道德义务的精神动力。他说过，“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20胡适一生不遗余力地倡导个人主义的人生观，这种他称之为“健全的个人主义”就是他在五四时期向青少年号召的那样：“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21他将中国古代“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说加以改造，提出了“社会不朽”的信仰：“大我”（社会）是由无数“小我”（个人）组成的，“小我”是要死的，而“大我”是永恒的。“个人虽藐小，而他的一言一行都在社会上留下不朽的痕迹。”22因此，“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231922年他为《努力》周报作发刊词《努力歌》，宣布“天下无不可为的事，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也都说‘不可为’，那才真是不可为了。”“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241936年1月，胡适针对周作人叫他“少管闲事”的劝告说：“我是一个‘好事者’；我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我相信种瓜总可以得瓜，种豆总可以得豆，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信仰已成一种宗教个人的宗教，虽然有时也信道不坚，守道不笃，也想嘲笑自己，‘何苦乃尔！’但不久又终舍弃此种休假态度，回到我所谓‘努力’的路上。”25同时，胡适又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忠实实践者，他自称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一以贯之地为自由主义的理想奋斗不息，力求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同整个黑暗、暴乱的社会相抗衡。《努力》谈政治“止了壁”，26《新月》因“倡人权”被撤职查办，《独立评论》因揭露“华北自治”的阴谋而遭查禁，《自由中国》因鼓吹民主自由而遭查封，这一切都不能阻止他“沉而再升，败而再战”，“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正是这种以国家民族为重，积极进取，锲而不舍的人生态度使胡适能够成为抗日营垒中的一名优秀战士。
　　而周作人的处世态度却平和、消极，甚至麻木、颓废。早在20岁时，“人生无常”的宿命感就笼罩在周作人的心头：“世界之有我矣，已20年矣；然20年以前无我也，20年后亦必无我也。则我之为我，亦仅如轻尘栖弱草，弹指终归寂灭耳。”27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一切竞争皆可省”，一切为国家、民族、社会以致个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诚然，五四时期，周作人也“凭了少年的意气，有时候要高谈阔论地讲话”，28然而，一旦面对着严酷的现实，他便终于退回明哲保身的甲壳去。反动当局对于言论自由的武力镇压，进而还有他敏锐地感觉到不觉悟的群众的“愚民的专制”促使他哀叹道：“中国现在政治不统一，而道德却是统一的，你想去动它一动，便要预备被那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南南北北的人齐起作对，变成名教罪人”，29他因此怀疑“教训之无用”，30也即思想启蒙的破产，哀叹“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否定了五四时期他自己及同代知识分子所鼓吹过的理想。他在反省新文化运动追求的对“物质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方面是自由的发展”的“人的生活”的目标时说：“我至今还是尊敬日本新村的朋友，但觉得这种生活在满足自己的兴趣之外恐怕没有多大觉世的效力。”31周作人欲将“人的生活”彻底地个人化，即变成纯粹个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而拒绝一切将其社会化的努力。因此，周作人从一度参与过改造社会的呐喊，很快便转向仅仅关怀个人的自我完善，即彻底的“个人主义道路”上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最重要的是“救出你自己”，所谓知识分子“觉世”、“救世”的历史使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等等，在周作人看来，也都是“痴人说梦”。他甚至说，五四时期的年青人（当然包括他自己），“忘记了自己的责任，都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真是科班怜悯者”。32这样，“个人”的“独立”与“自由”成了他的唯一追求，而这追求又完全化为个体性的“生活的艺术”，即周作人所谓的“禁欲与纵欲的调和”，“微妙地美地生活”，33或者说，“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
　　34其实，周作人骨子里渗透着一种虚无主义，他曾供认道：“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着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35周作人从极端的个人主义世界观出发，拒绝了中国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传统理念，以为“思想”与“行动”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思想”是理想主义的，而“行动”在现实中总是表现为“群众性的行动”，天生地带有极大的“非理性”。既然“行动”必然导致“思想”不同程度的异化，那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切断“思想”与“行动”的联系，把自己的行动局限在纯精神的思想领域内，即“还思想于思想者”。36质言之，周作人的价值观不过是仅仅关心小我一己的世俗利益而已，因此之故，即使北平沦陷，他还在幻想能“现实主义”地抓住自己和妻室儿女尘世的“幸福”，丝毫不顾及身后的褒贬毁誉。当1939年元旦突发的枪击事件发生后，自感连生命都受到了威胁的周作人卖身投敌、沦为汉奸文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对待政治的不同态度，是胡适、周作人二人抗战时期选择了不同人生归属的又一重要原因。
　　应该承认，胡适主要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学者，但同时他又不甘寂寞，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胡适曾自称“已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寻着我的终身事业”，但又“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37胡适多次讲一生以哲学为职业，以文学为娱乐，而政治只不过是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是“我的歧路”。早在1917年从美国留学归国时，胡适就“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从思想文艺的方面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基础。”38然而，“五四”时期，他发现“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斗争’与‘赢余价值’”，终于“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391920年当周作人提倡新村运动时，胡适明确表示反对，指出那不过是“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找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40胡适自称的“第一次公开的谈政治”是1921年8月5日在安庆中国大学演讲《好政府主义》，针对无政府主义思潮，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有政府主义”的政治主张，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始终对政治抱着“不感兴趣的兴趣”。1922年，他创办《努力》周报，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公开提出以建立“好人政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以“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府”为政治改革的基本原则，把“好人出来和恶势力奋斗”作为政治改革的唯一目标。终其一生，胡适与中国政治和政界人物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他在政界军界财政界外交界等各方面都有许多亲朋好友、门生弟子，如他与宋子文关系密切，与蔡元培为知己，同陈布雷、蒋百里为挚友，长期游刃有余地周旋于这批党政要人之间。1930年底，蒋介石召见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的胡适“垂询大局”，胡适由此便与蒋介石建立了直接的政治关系。1932年，他创办《独立评论》，著文批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宣扬人权、法律、自由，曾遭到国民党的文字围攻和文章查禁。不久，胡适却迅速地倒向蒋政权，在“攘外必先安内”等政治立场上与蒋介石基本一致，甚至不惜与蔡元培、宋庆齡等人的民权保障同盟相决裂。抗战既兴，胡适被聘为国民政府国务参政会参议员，并临危受命，担任驻美大使，往来奔走于欧美各国，为中国抗战尽忠尽职。胡适称：“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万不得已，我只得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411946年6月，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终究不甘寂寞，总想染指政治，曾为蒋介石重登总统宝座积极效力。胡适晚年在台湾主办《自由中国》，鼓吹民主自由，针砭时政，或明或暗地遭到了“思想围剿”。严格地讲来，胡适虽然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政治活动家，他更多地是作为一介书生在参政议政，或如“票友”一样在政坛上“客串”了一把，然而其对政治的关切和执着有目共睹。姑且不论胡适一生政治议论和政治活动的是非功过，其社会责任感的强烈和坚韧，却是不容置疑的。出任驻美大使时，胡适曾去信夫人江冬秀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42正是这种把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高度自觉，使胡适能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积极主动地承担起自己的职责，无愧于历史。
　　而周作人一生基本上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青年时代孜孜矻矻，勤奋攻读，最后如愿以偿，成为著名高等学府的研究教授，此后一直在学校供职，沉缅于学术研究和教书生涯，差不多一生都是在书斋中度过的，始终希冀摆脱开政治。但是，正如陈独秀所说：“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43大学毕竟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之塔，因此，周作人在几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也曾大声疾呼地批判过封建主义的黑暗，抨击过北洋军阀的暴行，甚至也揭露过国民党政府的罪恶，希望改良腐朽的政治。但是，经历了《语丝》杂志被查封、在“三一八”惨案中遭通缉、李大钊遇难、蒋介石“清党”等等社会变故之后，周作人原先改革社会政治的热情日益消沉，其“浮躁凌厉”之气业已消失。1928年，他发表了《闭门读书论》一文，提出了“苟全性命于难世”的良方“闭门读书论”，开始了其十年的“隐士”生活，他认为：“除非你是在做官，你对于现时的中国一定会有好些不满或是不平，这些不满和不平积在你的心里，正如噎膈患者肚里的‘痞块’一样，你如没有法子可以把他除掉，总有一天会断送你的性命。”那么“有什么法子可以除掉这个痞块呢”？他开出的药方“就是闭户读书”。44次年，胡适因“人权问题”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压迫，周作人劝胡离开上海，回北平“仍做一个教授，当系主任，教书做书”，“‘这个年头儿’还是小心点好”，“我想劝老兄以后别说闲话。”45周作人就是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形容的那种“躲在象牙之塔里面”、不问时事的“文学家”。但是，“象牙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就免不掉还要受政治的迫害。打起仗来，就不能不逃开去。”46果然不出鲁迅的所料，“七七”事变后，更严酷的政治考验着周作人，他真正感觉到“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据说，周作人也曾有过南下的打算，但是，因为他对中国历届政府无论是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均感到失望，相信“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把中国政治和抗战前途看成一片漆黑，又怕鲁迅的“党徒”对他不利，难免产生“易地皆然的泄气感”，47且自恃“日人不会为难他”，48因此只有“苦居”，“平安无事，一动不如一静”。49在外国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周作人仍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彻底放弃社会责任感，犹可心安理得地去作一介“顺民”。殊不知，日本殖民当局欲“借重”其在五四时期树立起来的名望与资格，以求从精神上征服及奴役中国民众，利诱与威逼双管齐下，终于使主观上幻想与政治决裂的周作人半推半就地堕落入最可耻的汉奸政治的泥潭之中。
　　中国近现代出现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总的说来，游离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其生活方式、思想旨趣、政治立场多有共性存焉，然身逢中国社会激烈变动时代，受时代洪流的冲击、裹胁，因各自的人生观的底蕴、价值观的取向、考察形势的视野和角度的不同，他们之中的各个个人，扮演的角色亦各自不同：或能顺应历史潮流，在特定时期站在进步力量一边，于国家、民族作出一定的贡献；或迷途忘返，自甘沉沦，最终堕落为千古罪人。胡适与周作人在抗战时期对人生道路的不同抉择，实可作一发人深省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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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于《江淮论坛》2004年第6期。有改动。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