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愚昧与开放

　　1840年6月，英国船舰40余艘和4千余名士兵到达中国广东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双方打打停停，浙江定海于7月初失陷。1841年元月，广东的大角、沙角炮台又被英军攻占。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慌忙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1万7千余人开往广东，与英军作战。
　　此时已古稀之年的杨芳是湖南提督，距广州最近，所以在3月初率先带领大批湖南兵勇进入广州。他是贵州松桃县人，行伍出身，曾是林则徐部下，早年从军参与镇压湘黔苗民起义，升守备。嘉庆年间，随军清剿川楚陕三省白莲教起义军，又参与镇压河南李文成起义，升甘肃提督。道光初年，历任直隶、湖南、固原提督；在平定张格尔之役，用计生擒张格尔，战功卓著，被封三等果勇侯，加太子太保衔；不久又因平定彝族起义而晋封一等果勇侯。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任广西、湖南提督。就在他进入广州之前，虎门炮台失守，关天培牺牲，英舰驶入省河，广州城直接在英军的炮火威胁下。这时，琦善已被革职，即将押解去京，关天培战死，而奕山、隆文尚未到任，杨芳以参赞大臣的身份主持了一个短时期的广东军务。杨芳武功赫赫，以善战闻名，所以他一到前线广州，当地民众如大旱之望云霓，据说所到之处“欢呼不绝”，当地官员也认为他是一道可以倚靠的“长城”，甚至已被解职、但仍居广州的林则徐还特地出面为这位老部下祭旗。
　　但3月6日，也就是杨芳到广州的第二天，广州城附近又有两座炮台被英军攻克。时人梁廷鰓写的《夷氛闻记》记载，杨芳看到夷舰上的大炮总能击中我，但我却不能击中夷；我方炮台还是在陆地固定不动，而夷炮却处是在“风波摇荡中”的舰船上；我主夷客，种种条件都大大有利于我而不利于夷，但夷炮威力远在我炮之上，认定“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于是广贴告示，“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作为制胜法宝。他将这些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命令一位副将在木筏上掌控，以马桶口面对敌舰冲去，以破邪术。此事，《粤东纪事》也有记载，杨芳初到广州，“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3月18日，英军进犯，杨芳的这些招术自然完全无用，筏上副将仓皇而逃，英舰长驱直入，杨芳急将部队撤回广州内城，匆忙与英军“休战”。但在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却文过饰非，反称自己如何用计巧妙、英勇退敌。然而，杨芳在难得的休战期间并不积极备战，而是白天热衷于购买西洋钟表和其他洋货，“夜则买俏童取乐”，有时地方巡捕买不到“俏童”，便只得“将女子剃发，装跟班送进”。
　　在杨芳一个多月的主持军务期间，实际与英军没有进行过什么较大的战斗，4月14日，奕山、隆文与新任的两广总督祁贡同时到达广州。奕山等实际也“不知兵”，仍依靠杨芳出主意。几仗之后，清军大败，奕山等于5月末与侵略者求和，签订《广州和约》。在求和谈判中，杨芳很是积极，曾亲至城上与英方讲和，对英方要求悉数答应，按期交付了他们索取的“赎城费”洋元六百万元。所以《粤东纪事》说，自杨芳到广州之后，“未打胜仗，鬼子之毛，未拔一根”，而“至今兵临城下，开库求和，欺君辱国，贻害无穷，此杨芳之大罪也。”
　　对杨芳的所作所为，当时就有人以诗讥讽道：“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功。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芳名果勇愧封侯，捏奏欺君竟不羞，试看凤凰冈上战，一声炮响走回头。”（《平夷录广东感时诗》）还有人作对联嘲笑琦善、杨芳、奕山和广东巡抚祁贡道：“琦侯爷痛哭龙牌，杨参赞广收马桶，奕将军潜师赴敌，祁宫保出示安民。”（《入寇志省中联语》）
　　不过，以马桶、尤其是妇女溺器等作为破敌法宝，并非杨芳的发明，而是颇有些年头的传统。其实，杨芳还算“文明”的，因为他并未如传统那样直接以妇女下身面对敌阵。
　　明万历年间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巡抚李化龙奉命征剿。据李化龙编撰的《平播全书》记载，当他用火炮轰击敌阵时，杨应龙令数百裸体妇女排立高处，手拿箕器，“向我兵扇簸，而贼锋厉，我兵即以狗血泼之”。在他的记载中，此法似以普遍，因“贼凡遇我兵放铳，即令妇人脱去中衣，向我兵以箕扇之”，果然“炮不得中”。他找到的破解之法是“军中即斩黑狗血洒之，法立破”。
　　明代大思想家、哲学家方以智向来注重方术，所以又被认为是明代的科学家，他的《物理小识》对此事亦有记载。方以智同时还记述崇祯八年张献忠围攻安徽桐城时，守城官军在城上架炮，张献忠逼迫妇女“裸阴向城”，城上火炮顿哑，但官军立即“泼狗血、烧羊角以解之，炮竟发矣”。方以智认为，这也是自古以来凡铸剑、铸钟、炼丹等都不许妇女在场的原因。据《流寇志》记载，张献忠在围攻安徽滁州时将许多妇女斩首，裸体倒埋坑中，使其阴部露出向城，结果城上大炮不是一放即裂就是哑不能放。守城官军立取民间粪器挂在墙头，于是“炮皆发”、“贼大创”。后来，李自成进攻开封时，也以“阴门阵”攻之，守城官军则以僧人裸体站在城墙破之。
　　清乾隆39年，山东王伦白莲教之乱围攻临清城，被守军所败，《临清寇略》详记战事中也有类似做法。由于其来有自，杨芳在鸦片战争中自然仍用此法宝。甚至几年后，太平军可能也用过此法。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回忆了小时家中女佣阿长的故事，阿长对他说，长毛占城时“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此事使年幼的鲁迅“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因为“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
　　直到20世纪初年义和团时，团民也认为女性身体是污秽之物，攻打不下教堂归因于教堂内许多妇女赤身裸体或手拿秽物站在墙头、或骑在炮上，破坏了神拳的法术。当他们火烧教堂或一些店铺延烧到附近民房时，则经常归因于路过的妇女或出门泼“秽水”的女性。因此对女性外出有种种“以防污秽”的限制和规定，有时严禁外出，有时准许外出但必须头戴红布或轿盖红布，有不少不知者无辜被杀。但由女团民组成的“红灯照”，却有避秽去邪的神功。
　　这种女性具有破邪魔力的观念，来自传统对妇女的深深歧视。在国门大开已久的20世纪初，义和团还坚信此点。而在国门尚未打开的19世纪中叶，杨芳在鸦片战争中以“粪桶妙计”御敌便不足为怪了。相反，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的，却是在此背景下林则徐、魏源能“睁眼看世界”，进而提出“师夷长技”；而他们因此被指为“溃夷夏之防”、有失国体而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愚昧排外、坚持“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观念仍主宰世道人心。据时人记载，由于被“夷”所败，不要说“师夷”，连谈海外之事都成为禁忌：“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林、魏的“师夷胜夷”主张，当然更是“犯诸公之忌”而“举世讳言之”。
　　“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化开篇的种种遭遇，也预示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