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在陈独秀学术研讨会的发言

　　第一次发言：我想讲两点看法，第一，我们谈论历史时最好不用“左”和右这样的名词，最好不带或少带个人感情的色彩。研究历史，首先应当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从史实出发，着重于弄清事情的本来面目。为陈独秀正名，也应当以这样的心态并从这样的目的出发。我们不同意以往那种对陈独秀的武断的批判，但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因此就简单地把“左”或右的帽子再反扣到当时国民革命实际的指导者俄国人的头上去。第二，苏联和共产国际当年是不是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也许是。但历史地看问题，简单地把苏联和共产国际当年所做的一切都归结为民族利己主义，可能也有欠公道。有一点恐怕还是应当承认，俄国共产党人当年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在用阶级斗争的眼光认识问题的，他们并不完全是基于自己民族的立场，至少在许多人的主观上是这样想的，他们把苏联等同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了。同时，我们对共产国际与苏联也不能完全等同看待。共产国际是世界共产党，它的任务是世界革命。从世界革命的角度，许多人相信苏联是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不保卫它保卫谁？当年不仅俄国人这样看，作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的中国党其实也这样看。这是当时特定历史的背景，研究历史问题时绝不能忽略不计。否则我们就可能简单地把许多问题都归结为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都会带有自己的民族色彩，甚或带有民族主义的倾向，但共产党人首先认为自己是阶级中的一分子，然后才看重自己的民族属性。这一点应当有所了解。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能够理解，他们当年主观上首先想要保护的，还是苏维埃政权，即共产党的领导和制度，然后才是一个民族国家，比如俄国或中国。只有了解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三四十年代苏联党同中国党闹了那么多矛盾，最后还是选择了支持中国共产党，而没有去支持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国民党的政府。总之，在分析历史问题时，我们可能应当尽量不要用我们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评断历史上的是非与对错。
　　第二次发言：我想必须对上次的发言做一个补充的说明，因为可能有些同志误解了我的意思。好像我改变了我的看法，本来是率先起来为陈独秀洗刷右倾罪名的，怎么现在反过来又替给陈独秀戴上右倾帽子的俄国人和共产国际说话来了？第一，我当然认为以往对陈独秀的评价是不公平的，扣给陈独秀的帽子是错误的，这也是我写《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认为必须为陈独秀摘掉“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原因。但是，我不认为为陈独秀摘掉帽子，就得把这样的帽子戴到别人的头上去。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是从历史的角度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客观地分析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而是过分情绪化地看待陈独秀所受的冤屈，很可能会形成新的笔墨官司。因为事情很明显，如果我们今天说陈独秀如何如何正确，如何如何英明，客观上就意味着说当时那些与陈独秀意见不同的人如何如何错误。表面上看，我们好像只要指责苏联和共产国际就可以了，实际上当年与陈独秀意见不同的远不止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包括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毛泽东、任弼时等，也都与陈独秀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分歧。结果是我们开陈独秀的会为陈独秀鸣不平，人家开其他人的会为其他人打抱不平，各唱各的调。而如果我们能够历史地看问题，我们就应该可能发现，许多事情当时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是非。当年的共产党人自然都是相信自己是从革命的立场出发，张三李四都一样，只不过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别，各自的理论、经验水平不一罢了。所以我不赞成过多地纠缠于什么“左”和右，不赞成给陈独秀戴政治帽子，也不主张给历史上其他人戴这样的帽子。第二，说苏联是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是基于“工人无祖国”这个共产党人的观点。尽管我们今天可能不赞成这样的观点，但它在当年毕竟是影响着共产党人的一个历史的概念。你看看早期的共产党人，包括陈独秀在内，有几个是真正在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谈革命的？1924年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公开地替苏联驻军蒙古辩护，甚至主张让外蒙古实行民族自决？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喊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甚至准备调动红军牵制当时的国民政府？还不都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认识和政治情结。这并不是共产国际强迫的。陈独秀表示反对意见，中共中央还要把他开除出党，以显示自己的国际主义立场。我们一定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环境中和当时的思想水平上来考察。苏联的问题也是一样。一方面，它有民族主义的问题，因为它的国家，即使它自认为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也还是建立在俄国这个民族国家的基础上的，它的成员自然会带有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感情，或者如列宁所说的，带有太多的俄国色彩。但另一方面，作为共产党人，它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它看不起中共，是因为它认为中国没有像样的产业无产阶级的基础。但即使如此，它在同国民党打交道时，也还是要借助中共的力量，去占据国民党的核心机关，去掌握国民党的领导权。国民党到头来也只能被共产国际列为同情党。为什么？因为与阶级合作的国民党相比，中共到底还是更符合苏联共产党人的阶级标准。第三，对于民族利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问题，我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历史地看问题，要设身处地站在当事者的角度来看问题，不能只是从我们今天的感情出发来批判过去。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在它成为执政党之后，都有一个如何处理革命与外交，即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而且往往是外交的需要最终会占据上峰。如果说在援助他国革命的问题上过多地考虑了自己国家的外交需要就是民族利己主义，那么不独苏联如此，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1954年日内瓦会议我们要求越南党划界停战，1970年中美实现缓和我们从反对越美会谈转到劝告越南与美国停战谈和，类似的情况还有许多。试想，如果我们只会简单从革命的角度来讨论这种问题，我们到头来是不是会把自己挤到死胡同里去出不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