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清代“改革”论溯源

　　《清史稿》录有满清定都北京那年用顺治帝名义颁布的大赦天下诏书，劈头就说：“缅维峻命不易，创业尤难，况当改革之初，爰沛维新之泽”（见世祖本纪一，顺治元年冬十月甲子，即1644年11月8日）。
　　可见，“改革”、“维新”二词，并且作为同义语，还在满洲入关后的头一个摄政王多尔衮，代年仅六岁的姪皇帝，发布的第一份诏书中就提出了。赦书全文，不厌其详地逐项列举必须减免的前明军民负担名目达百余，时时插以谴责，如“小民困苦已极”、“致民倾家荡产”、“诬罚良民最为弊政”云云，可知满洲征服者打出“改革”旗号，针对的是导致遍地民变的晚明弊政，而以“咸与维新”的许诺，争取包括绅民乃至曾经“被流寇要挟”的士民人心。
　　但多尔衮标榜“改革”、“维新”的意义不止于此。其父努尔哈赤，由明朝边疆小臣，乘中原内乱而叛明称雄，办法便是在关外纠集满蒙汉诸族，组成所谓满洲八旗的军事联合体。核心以血统为纽带的满族贵胄，文明既低，人数又少。多亏汉军八旗的范文程等教导，这班以劫掠起家的武夫，始知夺取明朝天下的诀窍在于“以汉制汉”明廷“以夷制夷”传统的反向策略。
　　于是，在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叛军大败之后，满洲权贵首先在技术上向敌人学习，夺取明军自西洋引进的“红夷大炮”，并靠俘获的工匠改制得性能更先进，命名为“红衣大炮”。其次利用明朝降军“为王前驱”。同时多方争取明朝官绅为虎作伥。除了洪承畴，替满清入主北京后设计“改革”方案的，更多的是在明末崇祯朝一度失势的“阉党”，如冯诠之流。前述多尔衮在北京颁布的大赦诏，极力挑动“明国”四民的憎恨胜朝腐败情绪，便出于相继迎闯王又降满洲的亡明无耻文士手笔。多尔衮曾收回强迫明人剃发易服令，后又严令被征服各族“留发不留头”，同样出于自称孔子信徒的一个山东儒生的上疏。此人姓王，提醒多尔衮如不“易服色”，将使少数的满洲八旗征服者，因外貌不同，遭到人口居多数的汉人和其他士民的攻击。
　　随着多尔衮骤逝（顺治七年十二月），满洲八旗内讧，“改革”词语似乎从满清官方文献消失。然而多尔衮生前确立的“以汉制汉”方针，改变了么？没有。顺治亲政，颇重“以史为鉴”。有回他与汉族大臣，讨论历代皇帝谁可做楷模，便否定唐太宗，而推崇明太祖。于是“清沿明制”，由此成为“祖训”。除了顺康年间鳌拜专政，曾将满清帝国取向拖回满洲八旗贵胄共和的失败尝试以外，自康熙亲政到乃子雍正、乃孙乾隆，三朝凡一百三十年，由中央集权的满汉双轨制体现的“以满驭汉”准则，非但不曾削弱，反而通过越来越频繁的文字狱在意识形态上不断强化。
　　奇怪的是“维新”字样，在满清顺康雍乾四朝销声匿迹一个半世纪之后，于嘉庆四年初（1799年2月），突然重现于满洲第五代大君的诏书。刚摆脱太上皇乾隆帝控制而得孤行己意的嘉庆帝，一面声讨权相和珅犯有弥天大罪，一面安抚满朝文武，说是只要忠于今上，便不咎既往，“咸与维新”。
　　从此，先见于《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再见于伪古文《尚书》“歼厥渠魁，协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就成了晚清六世一百十年官方文献引用日频的儒家经典套话。
　　难道当时朝野，竟无有识之士看破满洲大君重提“维新”祖训的隐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