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清代捐班的“花样”

　　犹忆六十年前初到上海，总闻上海人好说“花样经”，日久始悟那指捣鬼术，却不明词源。因我的家乡也属吴语方言区，却罕闻有人将“花样”挂在口头。以后习史多年，颇读满清正野史料，才知“花样”并非苏锡话或宁波话，而是直接取自北京的满清官场习语。
　　《清史稿》选举志七捐纳篇：“捐纳官或非捐纳官，于本班上输资若干，俾班次较优，铨补加速，谓之花样。”
　　捐纳官当然是花钱买官。前文已述，满清处入关已沿袭晚明体制，准许汉人捐银谷换取贡监功名或亲属封典。但向政府捐钱输谷，便可买到中央政府郎官（正副司长）以下，地方政府道员（地级专员）以下的中低级文官实缺，当始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与三藩内战开始之际。当时称作“暂行事例”。但内战军费猛增，黄淮决口导致南粮北运中断，而旱涝地震造成哀鸿遍野如不救济将化作暴动，于是清廷越来越广开捐纳。
　　较诸明朝，满清更倾向以例释法，而康熙帝和他的子孙，更追求集权于君主个人，因而皇帝率先破例，言出法改，暂行事例化作祖宗成法，正是理解清代保守主义居上风的关键。
　　所谓捐班花样，也与康熙十三年开文官捐同时。初破例就在朝廷引起争论。有趣的是争论双方都属于皇帝表彰的清官。前揭汉军于成龙，起先是极力抨击“满汉宰相”卖官的，但他攻倒同为汉军旗人的河督靳辅并取而代之，却发现他的治河方案是幻想，而河工积弊已经不可收拾，于是掉头大讲治河困难唯在经费，出路必在“暂开事例”。他的转向惹火了小清官陆陇其，以为捐班已使“正途为之壅滞”，假如捐班官员依仗有钱，加捐以先得实缺，那末科甲出身的进士举人或熬资格得贡生的“正途”人员，岂非出头无日吗？“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如此危言耸听，激怒了大清官于成龙。他已位居总宪，即都察院左都御史，是陆陇其的顶头上司，立即“议他个死罪”，还好皇帝原谅陆某初作言官，不懂事，给假了事。（参看《清史列传》陆氏本传，《榕村续语录》本朝时事等篇。）
　　那时康熙帝正在学习汉文化，尽管面对朝廷满汉南北党争，屡称“汉人顷险，可恶已极”，却对汉军汉臣关于捐班是否背离道学家强调“名器不可假人”的争论，自有解释。他统治中叶以后，曾明斥汤斌、熊赐履等都是“假道学”，也将高士奇、徐乾学、王鸿绪等汉大臣当作佞臣逐出朝廷，唯独相信李光地忠君亲上，或存道学体统。他曾因开捐纳，对李光地如此说：“纳捐亦非好利也，一免钱粮便至三千馀万，若爱惜钱粮，何如少免？”李光地当然称颂皇上圣明，私下却讽刺皇上：“大概以为免钱粮是大事，足以救百姓，开捐纳是小事，原与百姓不相干。算来免钱粮却是小事，开捐纳却是大事，此事须细讲方明。于今科甲，果然个个要钱，且举人进士用银子买，也是暗地里的捐纳。也未必一止了捐纳，天下便治。”（前揭《榕村续语录》卷18治道。）应该说，李光地看穿了康熙帝自欺欺人的矛盾，既要卖官敛财，又想讨好百姓。然而这不恰好反证他本人是两面派吗？当面迎合皇帝，背后恣意批判，甚至说捐纳徒损国体。然而正是此人，通过阿谀奉承，假冒为善，成为康熙中晚年政坛的不倒翁。那另当别论。
　　且说由康熙到其六世孙同治、光绪二朝捐班的“花样”。史实见《清史稿》，不妨做一回文抄公。前揭《清史稿》选举志七：
　　“康熙十三年，知县得纳先用、即用班。三十三年，户部议行输送草豆例，台臣请增应升、先用捐。乾隆年，事例屡开，唯双月、单月，不论双月选用及双月先用，不论双单月即用等寻常班次。盖是时正途诠补，未病壅滞，无庸加捐花样，纳资者亦至是而止。七年，部议鼓励江省赈捐，各班选用特优。”
　　“道光年，增插班间选、抽班间选、遇缺、遇缺前等名目。”
　　“咸丰元年，省遇缺、遇缺前，而增分缺先、本班尽先。三年，复增分缺间、不积班。九年，先后奏设新班遇缺、新班尽先、分缺先前、分缺间前、本班尽先前、不论班尽遇缺选补等班。”
　　“推广捐例，又有保举捐入候补班、候补捐本先用例。花样繁多，至斯已极。”
　　以下更多新增捐班花样的陈述，就不再抄了。仅看上引“花样”，已可窥见由康熙到咸丰凡六朝，官职（不包括功名、虚衔、封典等）的买卖是多么兴旺的营业。这里无法对引文述及的每种花样逐一诠解，留待真想了解近代史为何物的读者去勘察。
　　关于清代捐班，以后还将提及，但写到这里，有几点愚见不妨一说。第一，捐班是清帝国官僚体制的一大资源，到晚清可说是主要资源。第二，至迟从康熙中叶起，满洲八旗子弟已成寄生族群，所谓科举取士也难以制造维系帝国体制所需的能干官僚，因而帝国不得不从世职、科甲以外的异途汲取人才。第三，囿于传统和“祖制”，满清寻求异途人才，只能乞灵于中世纪的市场机制，即权钱交易。第四，满清列帝实行捐纳，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缓解天灾人祸导致的突发性财政困难，并非为了寻觅异途人才，或许雍正帝是例外。第五，因而直到晚清，民间才学识兼备的人士，仍然多半鄙视捐班，不惜耗费生命追求正途出身，这心态史至今缺乏系统研究。第六，清代的捐班，包括常捐即捐贡监、虚衔、加级、记录和封典等，大捐即借口赈灾、河工、军需等开例的实官捐，出资捐输者主要是土豪富商或在职乃至已革官员，无不把捐资作为交换权力的条件。第七，清代的捐班于是成为腐败官僚的同义语，即使正途出身而被迫输银补缺的官员，也无不痛诋捐班体制。第八，贯穿全清一代而渐成主流的捐班制度，至迟在乾隆晚期已成为满清帝国的自杀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