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国：中共中央撤离延安问题再研究

　　摘要：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战略转变的关键。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孤注一掷的强势进攻面前，没有能够粉碎敌人占领延安的计划，因此变被动为主动而撤离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多方面综合考虑，最终决定中共中央在陕北转战而不东渡黄河，这一重大决定不仅鼓舞了陕甘宁边区的军心和民心，而且把胡宗南的几十万精锐部队吸引在陕北，为其他战场减轻了压力，也为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保卫延安；撤离延安；转战陕北
　　对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作出撤离延安重大决策这个问题，学界尚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如蒋介石为什么急于攻占延安、中共中央一开始是否准备保卫延安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随着全面进攻被粉碎，国民党实施了重点进攻，于是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这就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如据《汪东兴日记》“引言”中的说法：“毛主席胸怀大局，十分清楚地知道，敌人表面上气势汹汹，其实已是强弩之末，战争已到了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毛主席不失时机地做出了撤离延安的战略决策。”这是根据后来的战争结局得出的论断，而不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反映。无论中共中央保卫延安、撤离延安还是转战陕北，都是根据时局和形势变化作出的决策，而不是“进攻撤离转战”六个字所能简单概括的。
　　一、国民党进攻延安的背景
　　（一）胡宗南急于建立战功
　　国民党对中共的政治中心延安觊觎已久，这与胡宗南有很大关系。作为深受蒋介石信任和器重的高级将领，胡宗南在抗战中后期一直处于后方，担任防御日本西进和封锁陕甘宁边区的重任。在解放战争初期，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胡宗南拥有45万军队，装备精良，他曾经两次计划突袭延安。原因正如担任其机要秘书的熊向晖所说：“胡在抗战期间没有多少战功，想攻占延安，提高声望。”第一次是1946年5月18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要求采取“梨庭扫穴”，计划直接攻取延安。胡宗南认为：此时陕北中共的武装力量大部分抽调东渡，向山西、绥远、河北、东北挺进，兵力处于劣势，可以乘此机会实施行动。但蒋介石没有同意，他认为国共内战尚未正式爆发，目前进攻延安在军事上意义不大，在政治上时机不成熟，可能会引起国内外舆论的谴责，所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暂缓”。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不断增加进攻解放区的兵力，从1946年7月至10月间，国民党军队相继占领东北、华北、华中各解放区的105座城市，取得了表面上的辉煌胜利。为此，蒋介石被冲昏了头脑，在占领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后，宣布于11月中旬召开“国民大会”。为配合蒋介石的需要，胡宗南再次提出在11月初以突击方式占领延安。中共中央得到这个消息，11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在延安的党政军民中公开动员保卫延安（但暂不登报），一切笨重器材在一两个月内疏散完毕。”同一天，杨尚昆在中央军委礼堂传达中央决定，指出：应该告诉大家，延安这一仗是一定要的，不管是国民党打进来打不进来。中央的方针是“坚决保卫延安，坚决保卫陕甘宁”。但因兵力调动等关系，也要准备“延安保不住”。我们各机关应有准备，更坚决保证与准备第一种前途。
　　在胡宗南加紧准备进攻的情况下，延安进行了第一次大疏散，中直机关附属人员、家属、小孩共2000余人转移到瓦窑堡。在军事上，根据边区守卫部队兵力薄弱的实际，从11月1日至14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连续发出十几份电报给贺龙等人，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三个旅、杨（勇）苏（振华）纵队三个旅、张宗逊纵队两个旅从山西渡过黄河，“协同边区部队保卫延安”6。同时，中央号召边区军民团结起来，粉碎敌人进攻。最终，在晋冀鲁豫、晋绥等地部队发动的吕梁战役和汾（阳）孝（义）战役的配合下，迫使胡宗南把进攻部队调回。虽然胡宗南两次偷袭计划都没有成功，但中共中央没有放松警惕。12月9日，毛泽东会见西方记者，在回答国民党是否仍然企图进攻延安时说：“进攻延安的计划是早已定了，还要打，但我们有很大可能把进犯的军队给打垮。”虽然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国民党两次计划进攻延安被粉碎对中共中央后来作出决策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纵观毛泽东在对待国民党进攻延安问题上，他一直强调采取各种措施保卫延安，并对打败敌人进攻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
　　（二）国际环境的影响
　　国民党第三次准备进攻延安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很大关系。过去对重点进攻陕甘宁和山东，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由于国民党的有生力量被大量歼灭，兵力不足和战线太长的矛盾更加尖锐，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改取重点进攻。这当然是蒋介石采取重点进攻的主要原因，同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早在1945年12月，美、苏、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在发表的公报中涉及中国问题，“三国外长曾就中国局势交换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争。他们重新确认：他们对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信守不渝。”这个公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并促成了国共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在全面内战爆发的情况下，1947年3月，美、苏、英、法四国外长计划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其中议题之一就是讨论中国问题。蒋介石十分担心和平调停等事情再次发生，“为避免外长们又像1945年12月在莫斯科开会时那样，再提出一个干涉中国内争的公报来，蒋特意在外长会议开会的几乎同时，发动了袭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作战。”他急于以进攻延安来完全关闭和谈大门，“此时行之，对于政略与外交，皆有最大意义也。”因为在蒋介石看来，“在政治上，要拆延安之台，三国外长会议可能干涉中国问题，如能一举打垮，则苏联亦爱莫能助之。对内，目前政治指导方针，实行宪政，解放政权，而共党破坏统一，和平破裂，只有打的一途。如将延安打垮，国内政党即无所依附，在内政、外交上，必须打下延安。在政略检讨结果，须要打延安；在战略上检讨，更须要打延安。”可以说，正是四国外长会议计划召开促成了蒋介石进攻延安的行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3月23日，他在发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说：“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显然是在这个月决定攻占延安的。因为，委员长在2月16日的讲话中还表明，政府打算巩固它目前的地位，集中力量打通交通线。还有迹象表明，俄国对中国占领大连和旅顺的方针的改变，以及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建议，增加了中央政府对俄国人的疑惧，担心他们可能正策划另一次行动，甚至担心他们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承认延安。占领延安会挫败这个计划。”
　　（三）军事上振奋军心和民心
　　全面内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国统区的政治、经济陷入危机，在军事上也是如此。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指出：“去年七月至今年一月的七个月作战，已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五十六个旅，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进攻解放区的二百一十八个旅中，被我歼灭者已超过四分之一。”“蒋军兵力不敷分配，征兵不足规定数额，这同他的战线之广和兵力消耗之多，发生了严重的矛盾。”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我军撤出延安的解释工作的指示》中再次指出：“蒋胡急于进攻延安，正表示国民党当前处于极端困难情况之下（军事、经济、政治上极大困难），是为着振奋人心并借以团结内部所采取的一种行动。”
　　对于国民党面临的一系列危机，连其美国盟友也不得不承认，并对国民党占领延安以振奋军心民心的决策作了高度评价。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就说：“政府军占领延安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事件，并将满足政府的实质性需要。大使馆以前的报告提到，政府为了维持其地位，需要一个惊人的胜利。事实上，占领延安对于政府来说，代表着一种有意义的精神和政治胜利，政府现在正试图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认为延安是中共政府的首都，占领延安会被许多人解释为中共末日的开始。实际上延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挥部。”国民党进攻延安的目的非常明确，“匪军在关内有三个重要的根据地，即（一）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二）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三）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在兵力不敷使用的情况下，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按照胡宗南的说法：“国军集中兵力攻陈毅，我应乘时击破延安，我攻下延安后，可以抽调多数兵力，使用于其他方面。”蒋介石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把中共中央和其领导下的军队逐出西北地区，以便东进击破中原和华北战场的中共军队。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国民党开始部署进攻延安的计划。1947年2月9日，胡宗南召开进攻延安的军事会议，声称“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此时，国民党可以用来进攻的军队共有39个旅，包括南面胡宗南部15万人，西南面马鸿逵、马步芳部7万人，北面榆林邓宝珊部1万余人，共计23万。而陕甘宁边区部队仅有1万余人，敌我双方力量悬殊。为了研究和部署作战计划，2月28日，蒋介石召胡宗南到南京，专门研究进攻事宜。据胡宗南讲，蒋介石在下午和晚上两次召见他，都问了同一个问题，“对陕北攻击有把握否？答：有把握”。胡宗南并“希望空军主力用于西安方面”。随后，蒋介石又亲自飞到西安，召集军政大员开会安排进攻部署。蒋介石的部署是：以胡宗南部为主力从南面实施正面突破，迅速占领延安；马步芳部、马鸿逵部和邓宝珊部从西、北两面发动进攻，辅助配合胡宗南部与西北野战军作战，如不能消灭，则驱赶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东渡黄河。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况下，蒋介石采用分进合击策略，确实是非常阴险的一招。
　　中共中央得到熊向晖送出的情报后，3月6日，中央军委向各地发出电报：胡宗南指挥17个旅正向宜川、洛川中部之线急进，10日集中完毕，15日可能开始攻击22。按照预定部署，3月10日，胡宗南由西安抵达洛川，连夜召开旅以上军事主官会议，成立前进指挥所，并宣布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和具体部署：陕北地形复杂，严防共军伏击、夜袭，要携带7天干粮，拂晓进军，薄暮露营，采取“蛇蜕皮”、“方阵式”的进军方法，派前卫占领阵地，依次掩护本队前进，首尾相顾，左右相连，走山不走川，遇小股敌人即行歼灭，遇大股敌人可先绕道，吸引于延安附近围歼。由于熊向晖事先不知道具体的作战方法，当时他已经随胡宗南到达洛川，无法送出情报了。13日，
　　胡宗南部15个旅14万人从南面分两路自洛川、宜川一线向延安发动进攻。由于中共中央预计的敌开始进攻时间是15日甚至是更晚，这必然会对保卫延安的军事部署造成一定影响。
　　二、中共中央保卫延安的部署
　　延安对于国共两党来说，都具有特殊意义。对国民党来说，延安是中共的政治中心，占领延安具有巨大的宣传和象征意义。对中共来说，自从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延安逐渐成为革命的象征，被称为“圣地”，是容不得敌人侵犯的革命心脏，放弃延安绝不是能轻易做出的决定。但胡宗南的这次进攻不同于以往，它是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急于挽救危局的情况下。所以，中共中央有两手准备：一是首先作保卫延安的部署；二是在保卫延安可能会付出重大代价或影响解放战争战略展开的情况下，则放弃延安。
　　在军事上，3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对付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问题。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同日，彭德怀代表中央军委致电张宗逊、习仲勋，提出保卫延安的三个作战方案：“（1）25迅速消灭四十八旅，我主力转向关中，歼击守备之敌。（2）我主力迅集张村驿、直罗镇线，准备歼击北进或东进之一路（几个战斗）。（3）让敌深入延安、延长后，待敌困难增多时再从敌侧后歼击。以上何者为宜请即考虑并将理由说明电告。”同日，中央军委发出给保卫延安各部队的指示，要求做好战斗准备，并对防御阵地作了调整，强调：“要取得外线有效配合，内线防御须有二十天坚决抗击，才能粉碎敌人，保卫延安”。这说明中共中央为保卫延安制定的是内线防御、外线配合的作战方案，即“内外线结合，坚决保卫边区，保卫延安”。所谓“内线防御”指的是第一线防御部队顽强阻击敌人，争取更多时间疲劳敌人以取得外线配合。所谓“外线配合”指的是陈（赓）谢（富治）兵团袭占陇海路、刘（伯承）邓（小平）兵团袭占平汉路。3月6日，中央军委致电陈赓、谢富治等人：着陈赓、谢富治率四纵队及王新亭纵队主力，出敌不意，准备渡河攻占阌乡（引者注：今河南灵宝县境内）、陕县、新安等县及洛河以北区域，彻底破坏陇海路潼关、洛阳段，以确实保卫延安，救援五师，错乱胡宗南军全部部署。保卫延安的内线防御作战，“主要依靠陈谢从外线解围”。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发出致刘邓、陈谢等人的《保卫延安主要依靠外线作战》的指示，指出：“陈谢率五个旅寅皓（引者注：3月19日）渡河袭占陇海潼洛线，为调动胡军、保卫延安最好办法。你们休整务于寅删（引者注：3月15日）前结束，期于寅皓与陈谢渡河同时攻击平汉线。”指示强调：胡宗南部“主力正向宜川、洛川、中部之线急进，寅灰（引者注：3月10日）可集中完毕，寅删可能开始攻击（亦有可能延至寅删、寅号（引者注：3月20日）之间）。我现布置内线纵深防御可能迟滞十天时间，主要依靠陈谢从外线解围。估计陈谢五个旅切断潼洛必能引起变化，即使突入延安亦难持久，而陈谢在潼洛之行动又需你们积极援助。”这是根据胡宗南抽调军队进攻延安留下防守空隙而作出的部署，“此次胡军攻延带着慌张神情，山西仅留四个旅，西兰公路及陇海线均甚空虚，集中全力孤注一掷。”中共中央的目的是刘邓兵团以攻击平汉线而援助陈谢兵团攻击潼洛线，调动胡宗南进攻延安部队回撤，从而解延安之围。陈谢兵团能否及时发动攻击成为关键。3月7日，彭德怀致电张宗逊等人：“要取得外线有效配合，内线防御须有20天坚决抗击，才能粉碎敌人，保卫延安。”除了外线配合外，中央军委在内线防御方面也作了精心部署。3月8日，彭德怀为中央军委起草两份电报：令王震率独四旅、三五九旅即从延水关西渡，隐蔽集结在延长附近，准备配合教导旅在临真镇、金盆湾地区各个歼敌；令西北野战集团军主力集结张村驿及其以东至羊泉镇间。其目的是以少数防御部队诱敌深入，主力隐蔽集结，在敌人疲劳、饿饭等困难增多时，加以各个歼灭。从理论上讲，这个作战方案不可谓不周密，但能否奏效的关键一是内线阻击能够赢得外线配合的充足时间，二是外线及时出击能够调动进攻延安的胡宗南部回撤。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除做好军事部署外，3月8日，中共中央举行一万多人参加的保卫延安军民动员大会，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讲话。周恩来指出：蒋介石、胡宗南要来进攻我们的边区，这已经是第三次了。许多人以为上两次没有来，这次也许不会来了。同志们，不要这样想，这一次他是决定要来的。为什么要来？因为他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打了败仗，许多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消灭了他的大量部队。蒋介石在财产上也破产，滥出票子，人民已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和他闹。“因为这样，他想不出别的办法，他只有最后一个手段，拿进攻延安来挽救已失的人心。”朱德说：胡宗南部队要进攻延安了。我们有把握打垮胡宗南的进攻，我们一定能打胜仗。各个地方都要切实地做好坚壁清野工作，每家的粮食都要好好地埋藏起来。敌人来了找不到饭吃，找不到炭烧，困也困个半死，我们大军一到就更容易消灭他们33。中共召开盛大的动员大会，宣扬能够打败敌人的雄心壮志，这从鼓舞军心民心角度可以理解，但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组织民众撤离工作的及早实施，为后来赢得转移时间造成了一定困难。胡宗南为了解延安的情况，专门搜集了与这次动员大会有关的五则“新华社延安9日电”以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的讲话全文，认为：“从周恩来和朱德的讲话看，共产党毫无准备，和平观念很深，开个动员大会也扭转不过来，只剩下几天，来不及坚壁清野，谈不上长期作战。他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正好乘虚闪击突袭，迅速拿下延安。”这种认识也并非毫无道理。
　　胡宗南改变作战方案也给中共中央实施保卫延安的部署造成了一定困难。3月1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张宗逊等人电：“（一）西安确息，胡宗南准备伞兵千人，寅齐（引者注：3月8日）在西安集中，待命起飞袭击延安；（二）望着新四旅立即开延安，以两天行程赶到延安附近，保卫延安为要。”中共中央得到的情报是国民党伞兵准备袭击延安，而没有提及地面进攻。3月13日，胡宗南部14万人分左右两个集团，同时从宜川、洛川一线向延安发动攻击，而当时用于该线保卫延安的部队仅有教导旅和警备第7团共5000余人，双方力量悬殊，防御部队只能依托既设阵地，节节抗击进攻之敌。同时，国民党出动45架飞机轰炸延安，彭德怀急调新四旅一个团守卫延安机场，准备歼灭敌空降兵。但实际上由于考虑到陕北地形复杂，胡宗南没有实施空降兵作战，这对后来的战略部署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共中央没有得到情报，因为3月7日熊向晖把情报送出后，8日就随胡宗南去了洛川，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他的情报却送不出去了。
　　对于是否从外地抽调更多部队来保卫延安，中共中央一开始有这种想法，但在权衡利弊后放弃，因为这不仅涉及能否及时赶到的问题，而且后勤保障尤其是粮食供给也是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在3月28日的清涧县枣林沟会议上，毛泽东就说：“不能再调部队了，陕甘宁边区巴掌大块地方，敌我双方现在就有几十万军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再调部队，群众就更负担不起了。
　　虽然根据现有兵力作了周密部署，也作了充分的民众动员，但随着国民党进攻延安的步步推进，中共中央面临着守卫还是放弃的艰难抉择。3月16日，胡宗南部已突破防御部队的第一线阵地，延安处于重兵压境的危机之中，为有效地指挥作战，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驻陕甘宁的所有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约2。6万人，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保卫延安的命令：“敌以五师十二旅约八万人进攻延安，经三天猛烈攻击，突破我第一线阵地，由于我军坚决英勇抵抗，敌伤亡甚大，困难增加，颇疲劳，今后将更甚”，“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甘泉、南泥湾、金盆湾地区，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军进攻延安企图”。为此特组织由张宗逊、廖汉生指挥的右翼兵团，王震、罗元发指挥的左翼兵团，新四旅为中央兵团。该命令除强调迟滞敌人进攻外，还要求：“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中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最终，陈谢纵队渡河攻击陇海线潼洛段的计划没有实施，从外线配合保卫延安落空，这是因为中央关于陈谢纵队的使用方向发生了改变。3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邓电：“延安准备暂时让敌占去，但陈先瑞韩东山所率五师三千余人有被敌歼灭之危险，故无论如何应派队救援”。目前陈谢所部五个主力旅的行动有三个方案，（一）按原计划出潼洛线；（二）以一个旅出潼洛线，接护五师北上，主力四个旅参加平汉道清线（引者注：指平汉路河南滑县道口镇至博爱县清化镇段）作战。然后，陈谢部在刘邓所派一二个纵队的配合下，或出潼洛线，或先占同蒲线，再占潼洛线（即把占潼洛线放在最后一着）；（三）以一个旅渡河接护五师，主力四个旅即刻占同蒲线。该电强调：“无论采何方案，均须接护五师北上。派一个旅是否能完成任务，亦须考虑。”该电命令陈谢纵队的主要任务是接护五师陈先瑞韩东山部北上，并初次提出暂时放弃延安的想法，但没有形成最终决定。由于考虑到陈谢纵队一部或全部南渡黄河威胁陇海线，接护陈先瑞韩东山部北上，面临两种可能性，或者是完成任务，或者是完不成任务，反而有可能造成陈谢纵队被阻隔在黄河以南无法北返之虞。而陈先瑞韩东山所部依靠自身力量，经过与敌周旋，从卢氏出发，经洛宁、渑池后，于3月18日通过陇海路，19日与南渡黄河接应的太岳部队会师，随即在新安县曲沃镇北渡黄河，20日全部渡河完毕，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
　　后来的事实表明，中共中央及毛泽东高估了敌人进攻可能遇到的困难，也高估了保卫延安部队的阻击能力。为了掩护民众撤离，防御部队不得不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英勇奋战，为撤离赢得宝贵时间。3月18日，敌军仍被阻于临真、金盆湾以北高地一线，敌在进攻受阻后，采取“钻隙战术”，经茶坊、王庄北进，在防御力量薄弱的松树岭至杨家畔一线的原始森林打开突破口，迅速向延安逼近47。因此，中央所制定的左、中、右三路防御部队“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16～29日）的计划已经无法完成。由于力量过分悬殊，没有外线配合，单纯依靠内线防御部队不可能粉碎敌人的进攻，为此，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对于放弃延安，毛泽东还是耿耿于怀的，在转战陕北期间到了米脂县杨家沟后，12月26日是他54岁生日，各地来开会的党政军高级干部提议为他庆祝生日，他说：延安都丢了，还祝什么寿？这不能单纯视为他为了拒绝祝寿而刻意找的理由。
　　三、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决策的实施
　　随着敌人的加紧进攻，“3月18日，胡宗南部兵临延安城下”48，下午，中共中央和西北局部分领导人在王家坪开会，讨论撤出延安和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部署，毛泽东、周恩来讲了全国战争的形势，分析了边区目前的情况，并要求对撤出延安要做好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49。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开会讨论撤离延安问题，是在党政机关和民众已经开始撤离的情况下。而在有些回忆录和文章中，则把作出撤离延安决定的时间提前了，容易使人产生敌人一进攻，中共中央就主动撤离的认识。在当天撤离之前，毛泽东在接见部分参加保卫延安部队的领导干部时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他的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撤出延安解释工作的指示，指出：“蒋胡以六个师十三个旅共约八万人于三月十四日开始向延安进攻，经六日战斗，现敌军已占甘泉、南泥湾、金盆湾之线，迫近延安城，延安有于最近失守之可能。在这六天战斗中，我军节节抗击给敌以重大杀伤，并已掩护在延中央及边区机关与物资安全全部撤退。我军在抗击中伤亡不大，而敌已甚感疲劳。万一延安不守，我军行动将更自由，分别消灭敌人的机会也会增加”，“我们失去延安虽有某些损失，但中外人士和民主人士，特别在退出临沂、鲁中胜利之后，不会因为退出延安对我丧失信心。而我们若能将胡敌大部吸引在陕甘宁而加以打击消灭，这正便利于其他解放区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失地。”这份电报是针对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发出的，特别强调要“望将此意对各地重要干部加以解释”51。直到这时指示还说“延安有于最近失守之可能”、“万一延安不守”，这说明中共中央虽然已经有了放弃延安的想法，但真正放弃的确是艰难的抉择；指示也强调了放弃延安的重要意义，可以吸引敌人并更有利于歼灭敌人；还有，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撤出延安给广大军民所带来的思想认识上难以接受的问题，要求加以解释。
　　撤离延安人员包括两部分：一是各机关人员，二是普通民众。2月28日，中共中央得到蒋介石召胡宗南到南京部署进攻延安事宜的情报后，“决定延安紧急疏散”。作出决定是一回事，真正开始实施则是另一回事。由于当时还没有下定撤离延安的决心，撤离工作没有得以及时地实施，准确地讲，撤离工作是在敌机轰炸延安后才开始，“3月11日，国民党飞机开始轰炸延安无人区，中央机关开始撤离延安”，“随着国民党飞机加紧轰炸延安，各机关纷纷撤离”。12日晚，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率领中央机关部分人员转移到子长县的王家坪。即使是机关人员撤离也不是非常地井然有序，据杨尚昆回忆：从延安到瓦窑堡、清涧、绥德至黄河渡口，一路上人畜拥挤，前面没有人指挥，加上国民党飞机经常来侦察、袭击，转移的队伍就乱了。民众撤离就更没有那么简单，这不是单纯的行政命令所能奏效的。民众撤离是在13日敌地面进攻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到18日基本撤离完毕。能够安全有序地组织民众撤离，这说明动员工作的高效和广大民众的自觉配合，体现的是中共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但不可否认，在短短6天时间里，无论是机关还是民众撤离都有点仓促。《任弼时传》中就说：“十年来，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延安处于相对和平状态，这次战火逼近，延安的干部群众迅速转移，埋藏物资，抢运档案，安排老幼妇孺，编组行军队伍工作不免有些混乱。”
　　同时，正如中共中央所预料到的，对中央作出撤离延安的决定，别说普通民众就是不少干部战士也想不通，尤其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对普通民众来说，粮食和物资的掩藏和转移也是很大的问题。仅就1946年的转移疏散来说，据当时担任地方领导职务的张汉武回忆：“第一批先把学校、妇女机关向河东疏散，到冬季基本上搞了一个段落。疏散工作中最困难的是粮食不好办。当时农村已经普遍达到‘耕二余一’，每户人家存几千斤，有的存上万斤粮食。大囤粮食收进时一两天就可以装满，可现在要一口袋一口袋的向山上运，朝沟里藏，真难人呀！运粮的小伙子累的汗流浃背，一架囤粮食一整天也不过挖个小坑。后来实在搬不动，大家又想办法，就地挖窖。窖挖好后，在里面放上一层谷杆，再封起来伪装好。埋藏好一窖粮食，也得费好多劳动。”56虽然最终国民党的突袭计划被打破，但这必然会对后来的转移疏散造成一定影响。这次中共在敌人开始进攻的情况下才组织机关和民众撤离，不仅与原来的转移疏散有密切关系，而且面临的难度更大，需要做细致的解释和说服工作。实事求是地讲，由于人员转移和坚壁清野工作难度大，致使人员和财产都遭受了损失。如劳动英雄申长林的家被洗劫一空，一匹马、两头驴、所有的羊都被抢走，猪、鸡等被杀光，粮食除埋藏的一部分外，也都被抢走。劳动英雄吴满有所在的吴家枣园也是如此，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被洗劫一空。
　　对相当一部分干部战士来说，也是如此。如师哲在回忆录中说：“延安是世界有名的红色中国首都，被敌人占领了影响不好，应当固守；由于理解不到位，也就做不到位。”另据担任指挥保卫延安任务的罗元发回忆：“延安，那是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住了十几年的地方。从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到达陕北开始，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心脏，成立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总司令部。全国各地不少的知识青年和干部，纷纷来到了延安，特别是负责干部，差不多都在延安学习过，吃过陕北老乡的小米。因此，在我们的心目中，她是丝毫不容侵犯的圣地。”“有的战士说，党和人民把保卫延安的任务交给我们，如果让敌人占去了，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为此，中央要求做好思想工作。罗元发回忆：“我们分别把干部、党团员工作做好，再通过各级指挥员及个别谈话，解释我军主动撤离延安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我军撤出延安，就可以诱敌深入，纵其骄傲，这样，便于我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并在西北战场上拖住敌人的几十万兵力，来配合全国解放区战场的斗争，我们要以全局战略思想来看这个问题。”60而且，高级干部亲自作解释工作。周恩来在警卫战士动员会上说：“我也不愿意离开延安，毛主席也不愿意离开。但是，我们撤离延安是为了保卫延安，现在走是为了将来不走。”他满怀信心地说：“毛主席讲了，这次撤离延安，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毛泽东则用通俗易懂的道理作出解释：“譬如有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抢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手里。”在转战陕北初期，任弼时专门向中央纵队指战员们解释：“我们主动放弃延安，可能有些同志还没有想得通，但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战略决策，今天放弃延安，意味着将来要解放南京，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你们一定要懂得离延安有延安，守延安失延安的道理。”
　　四、转战陕北还是东渡黄河
　　中共中央最终决定撤离延安是一个艰难决策，撤出延安后面临的则是东渡黄河还是留在陕北的问题。对陕北战场在牵制胡宗南部以及在整个战局中的作用，中央领导人都有清醒的认识。3月18日，中央致电各地领导人指出：“以边区地域之广，地形之险，人民之好，有把握钳制胡军并逐渐削弱之，保持广大地区于我手，以利他区作战取得胜利。”但在关心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安全上，绝大多数领导人又认为应该东渡黄河，并且在撤离延安后即开始渡河的准备工作。3月20日，先期到达子长县王家坪的任弼时、刘少奇、朱德致电贺龙、李井泉：“决定中央全部先后移到晋绥”，“在辛关渡准备少数船只，紧张时供我们从河口渡河之用”。这说明那种认为在撤出延安后甚至未撤离前，中共中央就作出转战陕北决定的认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对敌人占领延安后战事的发展趋势，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一致认为“敌似决心继续‘扫荡’陕甘宁及晋西北，以延安为枢纽向东向北行动”。为此，3月25日，任弼时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军区负责人电：胡宗南部24日占领安塞城，主力集结延安准备向东向北行动；马鸿逵部向三边进攻；傅作义部拟由大同向晋西北开进。敌企图在陕甘宁和晋西北地区“摧毁我首脑机关和所在地区”。因晋西北的张宗逊、王震两纵队调入陕甘宁，中共在该地区“兵力则甚薄弱”，如傅作义部再向晋西北进攻，根据地将受重大威胁64。从当时的形势看，如果敌人的包围圈形成并逐渐推进压缩，中共中央在陕北将面临很大危险，东渡黄河确实是最佳选择。
　　中共西北野战军在密切注意敌人动向，寻找歼敌时机。3月25日上午，青化砭一战西北野战军仅用一个多小时即歼灭敌第31旅2900余人，取得撤离延安后的第一个胜利。彭德怀向中央报告：“今日歼灭之敌军为三十一旅与九十二团全部，旅长李纪云以下无一漏网。战斗时间短，子弹消耗少，缴获多。”青化砭歼灭战不仅鼓舞了士气民心，也印证了毛泽东“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中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的正确性，为中共中央留在陕北从战略战术上提供了保障。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到子长县王家坪与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立即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初步决定：“中央和军委除留极少数人员（二三百人）于延安以北地区保持工作以外，其余部分和老弱妇孺包括董老吴老等均移到晋西北柳林、临县、兴县地区。”毛泽东对青化砭歼灭战给予了高度评价，26日，他致电彭德怀等人：“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可以说，青化砭歼灭战奠定了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战略战术基础，使毛泽东最终决定留在陕北而不过黄河。
　　中共中央也在密切关注胡宗南占领延安后的动向，寻找调动和歼灭胡宗南部的战机，这时的敌我形势在不断发生变化。3月27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现在不怕胡军北进，只怕他不北进，故陈、谢迟几天行动未为不利。傅作义的一0一师等部向晋西北进攻，左云失守。阎锡山攻占孝义、兑九峪，有向中阳、石楼出扰之可能。数月内贺（龙）、李（井泉）处局面将较紧。”当时傅作义部进攻晋西北，阎锡山部进攻晋西南，中共中央东渡黄河进入晋绥不仅不是安全之地，还可能造成胡宗南部尾随进入晋西北，将使该地区作战面临更大困难，所以毛泽东指出：“只要陕北及陈谢在南线胜利，即有办法对付阎、傅”。中共中央留在陕北以牵制胡宗南部成为晋绥战场及陈谢兵团进攻豫西战略展开的关键，能够起到拖住胡宗南部这个蒋介石的总预备队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同日，毛泽东又致电贺龙、彭德怀等人：“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
　　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不过，直到这时“中央留在陕北不走”主要还是毛泽东的个人意见，在中央书记处中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认识。
　　3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在王家坪开会，再次讨论中央去向问题，决定中央主要领导人留在陕北66。但由于时间紧迫，没有决定哪些人留或者走。29日，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清涧县枣林沟村，当晚再一次开会讨论中央去向问题，毛泽东阐述了中共中央留在陕北的必要和作用。他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地打胜仗。”经过讨论，最终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至此，中共中央中的一部分留在陕北转战的决策最终形成。所以，中共中央作出留在陕北的决定也经历了一个过程，由毛泽东的个人意见为主转变为中共中央的决策。
　　或许有人认为中共中央留在陕北只是毛泽东的个人意见，其实并非如此。从安全角度讲，其他中央领导人都希望毛泽东转移到黄河以东，各大解放区领导人也纷纷来电，请党中央和毛泽东转移到晋绥、晋察冀或晋冀鲁豫的后方去。但从战略全局考虑，中央留在陕北以牵制胡宗南大批精锐部队而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则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这是在战略和情感两方面的艰难抉择。如在胡宗南进攻延安前，任弼时在工作笔记上写道：“蒋胡以极大的决心和力量进攻，是企图占延安，围歼（我）主力和首脑，否则逐出西北。我之方针：吸敌在边区，配合旁区发展胜利，使其分散疲劳而聚歼；中央机关与人民共存亡。”3月17日，周恩来在一封信中也说：“即使延安不守，胡敌也将消耗甚大，而我反得以从容各个歼灭之。倘以边区现有力量能钳制与削弱胡宗南主力于此，则对争取全国胜利将帮助甚大。故现时边区正以全力进行此长期战争，并不望敌人退出。”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中共中央留在陕北与稳定军心民心有直接关系。毛泽东就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4月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通知，指出：国民党采取召开伪国大、宣布国共破裂、进攻延安这些步骤，“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已异常深刻化”。中央决定：“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为了向边区军民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在陕北，在西北战场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歼灭战的胜利后，5月14日，周恩来亲自参加了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的盛大庆祝大会，公开宣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自从撤出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同边区的全体军民共同奋斗。习仲勋在大会上讲话指出：“今天这个大会完全揭穿了两个月来敌人的造谣。他们说什么‘中共中央走了，西北局走了，边区政府也走了’。这只是敌人说梦话。毛主席和中共中央仍然在边区领导着我们。我们有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我们更加信心百倍。更加勇气百倍，一定把胡宗南的军队消灭干净。”这无疑消除了广大军民的疑虑，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战胜敌人的决心和信心。另外，周恩来这次公开露面和演讲也为把胡宗南部牵制在陕北增添了很重的筹码。
　　综上所述，中共中央从保卫延安、撤离延安再到转战陕北，是根据时局和形势变化做出的决策，呈现出复杂的历史面相。常说的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并不是国民党军队一进攻，中共中央就撤离，而是在无外线配合同时内线又不能打破敌人进攻的情况下，变被动为主动而作出的决定，表现的是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正如任弼时所说：“由于战略上的需要，为了更便于同敌人周旋。我们必须放弃延安。这是主动放弃，不是败退。”在政治上，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力排众议决定转战陕北，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不但使蒋介石驱赶中共中央到黄河以东的计划破产，而且对处在敌人进攻破坏中的陕甘宁边区军民，是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巨大鼓舞；在军事上，中共中央以一支小队伍而牵制胡宗南几十万大军于陕北，使其无法抽调到别的战场，从而为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和各解放区战场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者简介：徐建国，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