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做一流学问，要有家法

　　现代快报讯（记者陈曦）所谓知识分子，长相气质当如许纪霖。传闻陈丹青见到他，说：你长得真像演员陈道明。这位沪上名家笑答：是他长得比较像我。
　　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许纪霖以一系列知识分子个案研究走红学界。这些文章打破了学院和公众的壁垒，受到许多普通读者的喜爱。微信公众号腾讯大家曾发表他的一篇写郭沫若的文章，一天之内阅读量达到10万。
　　他的更大雄心，是在有生之年，写一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像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那样。
　　许纪霖常说，他做历史研究是野路子，没有家法。他慢慢意识到，做研究一定要接上一个伟大的传统，否则达到的高度和深度有限。大概在90年代后期，他从史华兹、张灏那里，寻到了家法。
　　许纪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ECNUUBC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的研究，近年来著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大时代的知识人》《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家国天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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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纪霖研究知识分子，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宿命。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家族里面最有名的人物是杜亚泉。
　　杜亚泉在清末民初到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译所理化部主任，后来又做《东方杂志》主编，就把家族的人都带出来。杜亚泉之外，许纪霖的祖父、曾外祖父，都在商务编译所做编辑。许纪霖的父亲抗战时考入西南联大，后来从清华毕业，虽然父亲去世很早，但家里一直有读书的氛围。
　　当时许家住在山阴路的大陆新村，与鲁迅是邻居。鲁迅住9号，许家住3号，当然不是同一个年代。住在山阴路，特别是大陆新村的，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许纪霖读中学时，还是按照居住地来分班的，班上同学都住得比较近，成绩又好，即使在文革时依然保持了非常浓郁的读书氛围。
　　我觉得我最早的现代性的启蒙，是在中学里传看禁书，就是‘文革’前出的欧洲经典作品，特别是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我的近视眼就是那时看出来的。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传到我手里，只能看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要还，只能通宵看书。
　　中学毕业后，许纪霖下乡三年，利用管理农场图书馆的便利，读了不少苏联解冻以后的文学作品，比如苏联的《你到底要什么》，南斯拉夫的《新阶级》等。这也是一段很重要的启蒙前史。
　　因为读书多，底子好，1977年，许纪霖很顺利地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不过他始终认为，大学赋予他的是思想和头脑，他的心灵，是在中学时就已经奠定的。
　　2：
　　大学毕业后，许纪霖留校当老师，研究中国民主党派史。但他对党派组织的兴趣不是很大，真正吸引他的倒是党派内的知识分子，所以就从个案做起，关心一个一个人。
　　他的第一篇重要稿件是关于民国初年的著名记者黄远生。袁世凯称帝时要黄远生帮忙造势，在挣扎中他写完了稿件，之后又非常后悔，写了《忏悔录》反思自己的一生。许纪霖深有感触，写下《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人格》，发表在《读书》杂志。随后，他开始连续不断地发表知识分子系列的研究文章。许纪霖这个名字，也迅速被学界所熟知。
　　这些文章都是从心态人格角度做研究的。当时心理学很热，许纪霖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等心理学研究方法，运用到知识分子研究中，开创了独特的知识分子心态史研究。不过后来，他对心理学不满意，觉得它太浅，人的丰富心灵，不是科学的心理学所能解释，要从哲学和宗教的层面，才能真正理解人的心灵世界的复杂性和深度。
　　2000年以后，许纪霖尝试将知识分子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开拓一个新的论域：知识分子社会史。
　　我在八九十年代做知识分子研究，后来社会上出现了知识分子热，一批独立研究者做了大量的知识分子研究，资料也做得很细，但从整体而言，在问题意识和研究领域里没有太大开拓。于是我就带着学生试图开辟新领域。
　　当时海外中国研究方面著作在中国大量翻译出版，它们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也启发了国内的历史研究。1996年萧邦奇的《血路》出版，他以20世纪早期的中国变迁为背景，通过描写浙江政治精英沈定一在三个不同场域家乡、省城杭州和上海的活动，将空间视角带入历史分析中，剖析他由此形成的复杂个人身份和社会网络。许纪霖就想能不能从社会史的角度，来做知识分子研究。后来，他和学生一起写了一本《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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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纪霖一向称自己做学问是野路子，看似博采众长，却没有家法。他慢慢意识到，做研究一定要接上一个伟大的传统，否则你再聪明，达到的高度和深度有限。
　　他时常提及，在为人为学的道路上，有三位老先生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一位是史学大家陈旭麓先生，一位曾是上海文化界的领军人物王元化先生，还有一位是台湾中研院院士张灏先生。前两位给他精神上的指引，后一位教给了他方法。
　　大概在1994年，许纪霖读到张灏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一见倾心，刺激起他做思想史的心思。1999年，他去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一年，有机会和张灝有比较密切的交往。
　　张灏是哈佛大学著名思想史研究大师史华兹的学生，从张灏那里，许纪霖找到一种心有戚戚焉的研究范式，他称之为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它不是做简单的考据，它注重的是以某个问题为中心，围绕、回应这一问题来展开思路，这就是从史华兹到张灝的学术传统，包括林毓生先生，也在这个传统里面。我现在做研究，包括带学生，都是自觉接上这个传统。
　　他现在做的，就是把社会史和思想史打通，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形成的。
　　研究知识分子可以有两条理路，一条是内在理路，研究他的思想，另外一条理路是外在理路，研究知识分子和时代的关系。过去一讲到时代背景，一定指政治背景，事实上，我们更关心的是，他家庭出身是什么，他在什么样的家庭背景下成长，他少儿经历是怎么样的，他接受了什么样的知识教育，他进入知识圈以后，怎么形成自己的交往网络，这种交往网络除了大家有共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外，是否还有非政治的生活，比如他们的共同趣味，这些都是过去很少研究的，但我们现在越来越注重这个东西。
　　许纪霖的更大雄心，是在有生之年，写一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像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那样。在一个似乎到处都在狂飙突进的年代，他不给自己限定时间。心态很从容，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不着急，用林毓生先生的话说，就是一种‘比慢’的精神吧。
　　【对话】从史华兹到张灏
　　读品：您是何时开始关注海外中国研究的？
　　许纪霖：80年代初，翻译比较多的是西方哲学。关于西方的中国研究，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应该是最早进来的。罗兹曼的《中国的现代化》这本书一出版，打开了海外中国研究的第一扇窗。当时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教条化倾向很严重，还是谈三次革命高潮。从《中国的现代化》这本书，我们知道原来还有一种新的理论，叫现代化研究。这对我们可以说是大开眼界。1990年，我邀集了清华的孙立平，南大的朱庆葆，人大的杨念群等十来个朋友，用现代化叙事模式重写中国近代史，命名为《中国现代化史》，实际上是受这本书的启发。
　　读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
　　许纪霖：我带研究生20多年，大量的阅读书目是在这套丛书里。我借研究生的课堂，和学生们一起精读过很多书，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余英时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卜正民的《为权力祈祷》，郭颖颐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等等，通过阅读这些书，来了解它的问题意识，体会它的方法论。
　　读品：您如何看待海外的中国研究？
　　许纪霖：可以说，美国和欧洲学者在中国研究领域，他们的学术水准未必是最高的。但不得不承认他们有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比如萧邦奇的《血路》，它未必是一流的研究，但视角非常的新颖。他是通过三个圈，先写他的家乡，然后到杭州省城，再到上海这个更大的圈，从空间展示上，三个同心圆组成他的一个活动空间，这个结构安排特别美。
　　美国的中国研究，它不断受到其他领域研究的挑战和刺激，所以不断有一些新的方法和角度，然后运用到中国研究，所以往往就觉得特别新。虽然从扎实的角度而言，中国学者不比他们差。
　　读品：海外中国研究对您本人的研究有何影响？
　　许纪霖：从我个人来说，我最初做思想史和近现代史研究缺乏家法。后来通过阅读，我就特别喜欢哈佛研究中国的方法，我把它称为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围绕问题来做研究，而不是做简单的考据。所以我现在的研究，包括带学生，比较自觉地接上这个传统，就是我称为从史华兹到张灏这个传统来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