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牙科进士”与“处级和尚”

　　近代以来，在西方船坚炮利的一次次打击下，国人渐知声、光、电、化的利害，只得“不耻下问”地“师夷长技”，派学生到国外留学。只是这“船坚炮利”属“形下之器”，向为士人所不齿，认为只有举业才是正途。
　　而且，从体制上说，也只有科考入仕才有“出路”。偶有留学归国者，也因没有“功名”而难以重用，社会地位自然不高，不被重视。但随着风气渐开，留学人数终于慢慢增多，其中尤以留日学生为多，且大多倾向革命。
　　无奈之中，清廷只得在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嘱以“通洋务”著称的张之洞拟定鼓励出洋学生章程，其主旨是既发挥留学生作用，使之“有出路”，但又限制其革命倾向。
　　章程共十款，主要内容是朝廷亦为品行端谨，毫无过犯的留学生专开考试，中试者授以翰林、进士、举人等，并且即时授职。章程规定：
　　“在普通中学堂五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拔贡出身，分别录用。”
　　“在文部省直辖高等各学堂暨程度相等之各项实业学堂三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举人出身，分别录用。”
　　“在大学堂专学某一科或数科毕业后，得有选科及变通选科毕业文凭者，给以进士出身，分别录用；”
　　“在日本国大学堂暨程度相当之官设学堂之中毕业，得有学士文凭者，给以翰林出身。”
　　而“得有博士文凭者，除给以翰林出身外，并予以翰林升阶。”
　　而后，清廷又对在各国留学的留学生回国后如何予以功名的具体办法做了一系列具体规定，奖给进士举人者，并加某学科字样，如文科进士、法科举人、工科举人、商科进士、医科举人、农科进士等等。（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
　　据说时有学牙科者，及第为牙科进士，授知县职，成为一时笑谈。极端保守、反对变革的宿儒王湘绮为咸丰进士，后授翰林院检讨，于是写诗赠张之洞谑之，其中有愧无齿录称前辈，喜与牙科步后尘句，广为传诵。（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
　　不过玩笑归玩笑，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在“牙科进士”的背后实际有着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这说明当时的社会正在经历转型的巨变，“士农工商”这种结构简单的传统社会正在向结构复杂的现代型社会转变，“官本位”正在一点点变化，“士”正在分化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专业知识分子。
　　当然，头上一时还难免要拖着一根“小辫子”，还不能完全“摘去顶戴花翎”。另外，从中倒也还看得出清廷力图适应社会变化的某种努力，虽然有些姗姗来迟、太不彻底所以显得不伦不类，使人忍俊不禁，但这毕竟是种值得肯定的开明之举。
　　不过，当几十年后我们还不得不面对“局级和尚”、“处级和尚”之类的时候，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别有一番“历史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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