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知青下乡的始作俑者李大钊

　　〔1968年年底，《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当时还在闹革命的全体红卫兵小将，即196668年的初高中学生（俗称“老三届”），在锣鼓喧天中被遣送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去。
　　据统计，在随后的十年中，共有2000万左右的城市知识青年投入到上山下乡的队伍，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迁移运动，并演绎出一幕幕旷古未闻的人间悲剧。
　　从1968年到现在，已经是整整半个世纪了。当年风华正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如今已经是白发苍苍、垂垂老矣。他们中除了少数人在后来的高考中跃入龙门之外，大多数人面临着下岗的处境和病痛的折磨。
　　对于这一代人的经历和苦难，尽管已经有不少著述问世，但是作为早在1964年就已经下乡插队的我来说，总觉得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疏理和反思。前不久，我曾经写过几篇回忆文章，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鼓励。如今还想把这个工作继续下去，也不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否如愿。〕
　　要想考察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来历和性质，我认为还应该从头说起。
　　法国汉学家潘鸣啸在其研究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专著《失落的一代》中指出：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对我写这篇文章是个重要的参考和提示。
　　1919年，李大钊在题为《青年与农村》的文章中说：“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李大钊所说的“俄罗斯青年到农村去”，应该是19世纪下半叶的事。有关研究认为，李大钊“到农村去”的思想，首先来自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
　　在我们的教科书里，民粹主义（Populism）是19世纪在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它的基本理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二是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三是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的公决和人民的创制等价值理念，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
　　有研究者认为：俄国民粹主义是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它因为崇尚“人民的力量”，所以对农民不仅有感情上的依恋，而且还认为农民身上具有社会革命的本能和生机勃勃的力量。所以，民粹主义者既有自命为“民之精粹”的英雄主义一面，又有“以民为粹”或“粹藏于民”的平民主义一面。这就使他们认为俄国可以通过保存农村公社、发展农民固有的精神，来达到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的。中国二十年代的乡村运动，也与这种思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李大钊应该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才接触到俄国民粹派有关思想的。当时他可能是从日本获得了早期民粹派运动的有关资料，从中发现了俄国青年知识分子试图与农民相结合的献身精神，认为这对于改造中国具有借鉴意义。所以他希望中国青年也能像俄国青年一样，到农村去，到中国最需要你们的地方去。
　　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说：如果说李大钊的社会改造理论没有直接取自俄国民粹派的东西，那它们之间至少也存在着理性上和理论上的共鸣。
　　莫里斯迈斯纳还认为，这种“共鸣”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农村的田园质朴的生活，从而与现代都市的罪恶形成鲜明的对照；二是在农民身上可以找到传统的俄罗斯文化和高贵的俄罗斯精神。
　　人们注意到，李大钊的这种共鸣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有集中的表达。他说：“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上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
　　李大钊进行这样的对比，是想让青年人做出他所倡导的选择：“青年啊！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
　　这种对农民的称颂和对农村的憧憬，在李大钊的思想中独具特色；即使在他参与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以后，这种同情农民和向往乡村生活的思想感情，仍然洋溢在他的许多文章中。
　　李大钊还认为，因为中国农民没有办法真正拥有土地和自由，也没有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所以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民的启蒙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使命。也就是说，李大钊是把改造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城市青年知识分子身上，希望他们能为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的解放，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在与农民相结合的过程中，激发农民身上潜在的政治觉悟。
　　需要注意的是，李大钊的这一思想，被农民出身的毛泽东继承下来并加以改造，从而成为毛泽东对待知识青年乃至整个知识界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