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战争的谋划与发动

　　编者按：石原莞尔的《满蒙问题私见》（1931年5月）可谓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实施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模板。九一八事变后，石原莞尔在《为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对美战争计划大纲）》（1934年4月）中，强调日本在东北建立殖民统治的中心目标是“依日韩合并要领合并满蒙”，或建“日满华友好”，即“日满华”体制。在必要时候，再“一举攻略南京，占领中部支那以北各个要点”，或力争进占整个中国。本文出自即将出版的《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专题一《战争的发动及其战略（太平洋战争前）》。作者徐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1。对“满蒙”战略方针与作战策案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世界性的民族独立与民主主义运动，亚洲地区相继爆发朝鲜的“三一运动”、中国的五四运动，持续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与扩张。此外，日本的资源与技术仍落后于欧美列强，日本需要同欧美列强争夺亚洲市场主要是中国市场，解决所谓“满蒙问题”成为该时期日本推进其“大陆政策”的焦点。
　　20年代中期中国国民革命运动高涨，1925年7月，由国共合作成立了国民政府（广东政府），翌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日本田中义一内阁为维护其在东北、华北各地的殖民权益，以保护居留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借口，分别于5月及7月两次派兵进驻山东，试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上。
　　在此期间的1927年6月27日，日本在东京的外务省召开“东方会议”，7月7日，由首相田中义一宣示了《对华政策纲要》。“东方会议”及其决议的制定，使日本对华政策更富有侵略性和好战性，是1915年提出“对华二十一条”以来的又一重大事件。同年8月1521日，日本又在旅顺秘密地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会议由外务省次官森恪主持，日本驻华公使、关东厅长官、驻奉天总领事以及关东军头目等参加，对入侵中国东北等地区进行深入讨论和具体策划。
　　其后日本陆军省、外务省、关东军等相继讨论和制定了一批“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其中1927年11月29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炮制的《对满政策之我见》强调日本的人口及粮食等问题急待解决，且因美国推行全球扩张的“三A政策”、英国推行“三C政策”已有相当规模，日本后起相争，要完成“三分天下霸业”，夺得“满蒙”即可奠下“稳固不拔之基础”。日本趁1929年中苏之间爆发中东路事件派员组织“参谋旅行”，仔细侦察并总结了中苏双方作战指挥、兵力素质、战斗情况。日军对于苏军使用飞机猛烈轰炸、炮火袭击使守军“士气沮丧战斗行动萎缩”的战法最为重视，并得出“中国军队的统帅指挥拙劣，军队完全如预想般脆弱”的结论。日本通过判断“中国忙于内乱，对满洲问题尚无反弹力量”，终于两年后在东北放胆行动，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地区。
　　日本军部也曾于1930年10月提出《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经由各方反复讨论，于翌年6月召开军部主管作战业务的五课长会议，确定了军部的根本方案，即由参谋本部制定的《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其主要内容有：“如果中国排日行动发展，终将不得已而采取军事行动”，“在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其必需兵力与关东军协商，作战部提出计划由上官批准”。时间安排则“为求得国内外理解，计划推行约以一年为期，即到明春为止以求得切实实施”。
　　此外，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战略计划《军事上对满蒙之观察》（1931年3月）认为，中国东北地区“四周有天然地障，自成一战略据点”；“退可保养国力，整顿兵马，待时机成熟，即可猛然跃起，越过天险，侵入中原”石原莞尔的《满蒙问题私见》（1931年5月）可谓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实施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模板。石原莞尔认为日本应为“最终战争”的到来准备足够的力量，故“解决满蒙问题，乃日本唯一之活路也”。
　　1931年5月29日，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在对各部队长官训词中阐述：“环顾目前帝国情势，国难内外交逼，国家前途确实令人忧虑难当。要很好地打开这一现状以谋国运的发展，妥善处置将来世界变局而维护东洋永远和平。以此确保帝国高远使命，其必然之路，第一步应该是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十分明确地规定了以占领中国东北地区为基础，继而侵占华北、华中等中国领土的大战略方案。
　　日军在此期间炮制出的其他主要方案还有：《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1929年7月）、《为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解决满蒙问题案》（1929年7月）、《关于统治满蒙占领地的研究》（1930年9月）、《满蒙问题处理案》（1931年3月）、《为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对美战争计划大纲）》（1934年4月）。上述方案中制定了对沈阳（奉天）、锦州、弓长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洮南、长春等要地的攻防要案，还有对嫩江等河流的渡河作战方案，详尽地决定了日军进攻东北的战略目标、作战计划、开战办法及政略措施。其在东北的作战目标为“巧妙地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由关东军统治整个东北，“变满蒙为我国领土”。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必“须由军部之外的力量去实行”谋略手段，然后由日军去解决战争问题，等等。
　　2。柳条湖事件后的战略与作战
　　1931年9月18日，奉天附近发生的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关东军密谋策划的军事行动。日本参谋本部在九一八事变后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回电中强调两点：第一，“9月18日夜之后关东军司令官的决心及处置是合于机宜的，它加强并维护了帝国军队之威信”；第二，“鉴于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方面的态度等状况，阁议决定不要超越处理该事件必要之度的规定，今后军队行动应遵此宗旨而加以妥善处置”。
　　1931年9月21日，由林铣十郎司令官率领的朝鲜军跨越中朝边境，入侵中国东北。9月22日，内阁决议：“对于朝鲜军的独断越境鉴于朝鲜军已经出动这一事实，结论是承认此事”；此外，由于“既已承认事实，亦决定拨予军费”。军部关于增兵东北等的建议随之得到批准。9月24日，日本政府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声明”，一方面强调“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则强调日军的行动是“自卫”，是“先发制人”以“解除中国军队武装”，追随军部为战争辩护。
　　日本参谋本部早在1930年10月制定的《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中就设计了三种占领“满蒙”地区的方法：一是扶植名义上属于中国的亲日政权以取代张学良；二是建立脱离中国的独立国即傀儡政权；三是直接划入日本版图。九一八事变后又相继于1931年10月21日制定《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1932年1月6日制定《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等，以急迫快速解决“满蒙问题”。
　　1932年3月10日，刚刚建立不久的“满洲国”傀儡政权与日本签订了“关于国防、交通及其问题”的密约，分别由溥仪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代表双方签字。以此密约为基础，9月15日，日本同“满洲国”政府正式签订《日满议定书》。基于《日满议定书》的相关规定，进一步确立由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统辖“满洲国”日系官吏实施“内面指导”的《满洲国指导方针纲要》，规定在行政、陆海军、治安维持、外交政策、经济政策、经济开发、交通与通信、财政、教化等各方面对“满洲国”实施“指导”与“监管”。此外，关东军还迫使“满洲国”傀儡政权于1934年签订《关于共同分担国防费之件》，详细规定了预算开支比例，将战费完全转嫁给殖民地民众，并规定数目将依“战时或非常时期”而做“增减”。
　　与此同时，日本军部在1934年制定了《皇国国防计划纲要》，纲要确定“我国防方针必须迅速巧妙地将中国本部纳入我控制之下，以此日满华为基本范围实行自给经济”。1932年6月由满铁经济调查会和关东军起草的《满洲经济统制草案》，1933年1月制定的《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草案》，以及1933年3月20日内阁会议通过的《日满经济统制政策纲要》等，使日本对殖民地实施经济统制，并逐步将中国东北地区纳入日本经济圈。日本随后于1935年建立最高殖民经济机构“日满经济共同委员会”统管各种行业，促使其殖民经济飞速运转。
　　从财政角度看，日军在发动战争前就已做好预算，预计在开战后半年到一年通过对占领区的军政统治，可以将东三省收入1。3亿元的4050作为日军军费开支，经过两年时间便可以进入全面稳定的军政统治阶段，这期间全东北的财政收入将达2亿日元，其中1。7亿日元可以充作军事费用。按此估计日军在东北的侵略活动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可以支援帝国战争”。如按板垣1931年3月估算，中国东北地区的鞍山钢铁、抚顺煤和油页岩及林木等，每年可“绰绰有余地提供三亿日元”。日军实际开支1931年为4。5亿元，1936年为10。7亿元。
　　日本通过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完全独占中国东北地区的权益，此种新型殖民地统治方式的建立标志着列强间现状维持、相互承认在华权益的平衡被打破，同时也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建立的华盛顿体系开始崩溃。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派遣李顿调查团对“满洲国”傀儡政权展开调查。在向国际联盟提交的报告书中，李顿调查团全盘否定了“满洲国”与独立运动之间的关联性。李顿调查团虽然认为日本所谓的“自卫行为”无法成立，然而却明确了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拥有特殊权益，与此同时否认了国民政府对东北地区拥有主权的对日绥靖态度。
　　九一八事变后，石原莞尔在《为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对美战争计划大纲）》（1934年4月）中，强调日本在东北建立殖民统治的中心目标是“依日韩合并要领合并满蒙”，或建“日满华友好”即“日满华”体制。在必要时候，再“一举攻略南京，占领中部支那以北各个要点”，或力争进占整个中国，分为7个大区即“满蒙”、黄河、长江、湖南、南方、西南等，设置7个总督实施统治。对东北占领区的殖民统治不仅着眼于军事战略，还要兼顾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要建立一套按民族分工的殖民经济体制，即由日本人掌握军事与大型企业，中国人掌管商业与农业劳动，朝鲜人种水田，蒙古人搞畜牧。当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石原莞尔称这种分工为“真正的共存共荣”。
　　1937年5月，陆军省向政府提出《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纲要》，决定在本土和新占领的满洲等殖民地上，为准备进行更大规模战争而全力发展各项产业，并要求对尚未完全控制到手的华北地区进行“开发”。其中重要生产项目的指标有飞机1万架，力争在东北生产其总产量的30；汽车10万辆，在东北生产19；钢材1000万吨，东北占30；等等。日本确立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强化了对外战争政策，故其侵华战争的大规模升级，并发动太平洋战争，便有如板上走丸，势在必行。
　　1933年1月，日本关东军进攻热河，促使国际联盟的态度激变，同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通过《日军撤至满铁附属地为先决条件之劝告》的决议。为确保九一八事变后窃取的既得利益，日本不惜与华盛顿体系及全世界对抗，公然退出国际联盟。其后，日本迫使中方于1933年5月31日签署《塘沽停战协定》，再推出“满洲国”傀儡政权，全力“围剿”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企图稳固对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