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严裕棠：做别人做不了的

　　1928年10月22日9时，上海著名企业家严裕棠在去光裕公司上班途中，遭遇三个持枪匪徒欲行绑架，严裕棠与车夫奋力反抗。在搏斗之中，严裕棠身中三枪，但他福大命大，三枪均未伤及要害。
　　不想事隔三年，严裕棠又遭到第二次绑架。1932年5月4日，严裕棠乘车在上班途中再次被绑架。被绑半个多月后，绑匪方勒索“50万元”。后在严家友人张子廉的帮助下，警方查到绑匪藏身之处。在警方秘密拘捕中，严裕棠趁乱逃脱，再一次死里逃生。
　　严裕棠一再成为绑匪目标，只因他的名气实在太大。当时严裕棠除拥有华商最大的机器工厂一一大隆铁工厂之外，还购进苏州苏纶纱厂，另在上海的黄金地段拥有大量地产，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华商巨富。
　　独树一帜地借船出海
　　严裕棠，号光藻，原籍安徽，1880年出生于上海。严家多是吃洋行饭的，他的父亲和叔叔都是洋行的买办。生长在这样的家庭，耳濡目染，严裕棠对于买办职业和商务活动有着天然的兴趣。在英语学习方面，他也很早表露天赋。父亲严介廷见儿子是个可造之才，专门为他聘请了外籍教师，传授语言及西方文化。
　　到19岁时，严裕棠在叔父的介绍下进老公茂洋行当学徒，后任洋行主皮尔斯的私人助理，很快他就熟悉了洋行所有的业务。有时大班不在，他也能应酬得体，体现出独当一面的能力。
　　在洋行干了两年之后，严裕棠就以债权人身份入公兴铁厂当跑街。公兴铁厂是民营机械制造厂，由徐福寿、杜阿宝等人合伙创办。刚建厂几年，主要业务是修理小火轮、纺织机等，还承担打铁翻砂业务。当时来沪的外国轮船日益增多，修配业务繁忙，正是铁厂发展的良机，但公兴铁厂因为没有外语人才，难以揽到大的订单。严裕棠对此则是熟门熟路，他进厂之后，业务量骤升。
　　1902年是严裕棠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他租用父亲手上的一块地皮盖起厂房，并通过老公茂洋行进口机器设备，与铁匠出身的褚小毛在上海合办大隆机器厂。机器厂主要经营纺织机械和外轮机件修配项目，严为经理，负责外务。严裕棠始终将目光盯住黄浦江，还置备两条小拖轮，为外国船家主动提供上门服务，主顾不断增多。除了修配外轮机件外，其他厂家的机件修配生意也逐渐承揽起来，陆续增加的长期客户有永茂轧花厂、中美面粉厂、日商云龙轧花厂、商增裕面粉厂等，业务蒸蒸日上。
　　1907年，严裕棠买断了褚小毛的股份，将大隆变为独资公司此时，做外轮修配业务的厂家越来越多，利润日薄，而国内的棉纺织业却日益兴盛，相应的纺织机械业务却极少由本土生产，都是高价由外国进口。不仅购价高昂，而且维修也不方便。严裕棠看准了这个商机，于是宣布放弃外轮生意，把生产业务转向纺织机件的修配生意上。
　　此时的大隆不仅规模初具，而且也拥有了较强的技术力量。虽然一时还不能完全自制自销，但仿制和修配水平却是同业中的佼佼者。严裕棠发挥其业务联络之长，获得了英商恒丰洋和日商内外棉公司的两大订单。代理加工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学习制造技术，也解决了最实际的业务量问题。大隆以两大外国客户为起跳点，先后与40余家客户建立了业务关系，使大隆走上了稳定的发展之路。
　　大隆机器厂业务发展后，原来的规模已不能适应，1914年沿平凉路增建的厂房落成，这时工人已增加到100余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卷入战争漩涡，长期受到扼制的中国民族工业得以复苏，纺织业发展很快。严裕棠马上意识到大隆也要逐渐与外国在华企业脱轨，转向与民族工业合作。于是，他承包下荣氏兄弟申新厂的机器修配任务。同时，大隆组织技术力量试制部分纺织机器，为整机制造打下了基础。
　　“做别人做不了的活”
　　兴办近代的机器工业，首在机器。然在近代，中国自身的机器制造业十分落后，传统的铁器作坊无法承担制造和维护大型生产机器的使命。无论是洋务时期的军事及民用工业，还是民国初期民族工业的大发展时期，机器设备基本上都是通过洋行由英、美、德、日等国进口。民族机器制造业虽然在学习与仿制之中缓慢进步，但仍满足不了兴办工业的需求。
　　即使是如大隆、求新机器厂（朱志尧所创办的机器制造工厂）这样的民族机器制造业中的先行者，在很长时期内也是以机器的修配业务为主。虽然严裕棠施展浑身解数，在外商中接了不少大订单，但是要实现机器厂的大发展仍然困难重重。为了广开渠道，严裕棠总是说：“接别人不愿接的活，做别人做不了的活。”别人不愿接的活比较容易做到，大隆工厂对于别家机器厂不愿承担的小活零活总是来者不拒，及时为工厂排忧解难，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大隆的声望不断提高，也因此赢得更多的长期订单。
　　但要想“做别人做不了的活”则需要技术实力做后盾。新式机器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物件，附着于机器之上的是先进的设计能力及生产技术，是拥有机器制造技能的技术开发和应用团队。严裕棠知道，大隆要想摆脱低层次的机器修配，转向高水平的整机制造，最重要的就是要培养自身的技术队伍，走技术自立之路。
　　严裕棠在大隆建立了严格的学徒制度，以此来保证一线工人的技术水平，达到“重视技术，保质保量”的目的。大隆选定一批技术精干、吃苦耐劳的老技师担任师傅，徒工进厂之前要经过严格挑选。徒工的学习时间是三年，白天跟随师傅当助手，晚上则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徒工实行淘汰制，表现不好随时可能被辞退。表现出色的徒工满师后可被本厂留下当工人，有的逐渐选拔为工头、领班以至厂长。据统计，大隆培养的技工和管理人员总计在10000人左右，这些技工不仅加强了大隆的技术力量，也成为中国早期机器制造业技术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隆依靠本厂技工，由机件修理、配件仿制逐步向整机制造迈进。在初期，主要是修理简单的配件与机器故障，进而修理比较复杂的纺织机器和引擎。在修配过程中，大隆不仅注重培养技师进行一般性的经验性操作，还要求技师掌握机械原理，提高设计能力。在为英商恒丰洋行代制纺织机传动装置的过程中，大隆技师从洋行提供设计方案中学到很多关键性技术。大隆仿制质量精良，颇得用户称赞。
　　当时最为主要的业务是纺机修理和制造。严裕棠见到国内众多纺织厂均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不仅价格高昂，而且维修成本很高。这样的商机白自流失，不仅是民族纺织业之失，也是机器制造业之过。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整机制造的梦想。经过反复努力，到1922年，大隆机器厂终于试制织布机成功并上市推销。这种织布机系依照日本丰田式织布机，参照英、美织布机并结合本国使用上的要求制造的。织布机的成功表明大隆的技术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严裕棠还引进了一批新式的技术专家，设立技术研发机构，全面提高大隆的机械设计和制造水平。1928年，大隆延聘机械专家黄朴奇任大隆机器厂经理兼工程师，掌管全厂的生产和业务。在黄朴奇主持下，工厂组建了机械物理实验室。1932年，严裕棠的第六子严庆龄留德回国，被任命为大隆机器厂厂长。严庆龄在生产技术和工艺组织方面实行全面改革。他聘请擅长内燃机制造的连忠静为工程师，还聘请了两位德籍工程师，与原有的技术员共同组成总工程师办公室，在铸冶、机械加工、量具制造、热处理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经过努力，大隆从机件仿制，逐步做到能够仿制整机和自行设计各类机器设备，并实现了流水线生产。
　　到20世纪30年代，大隆出品的日本式的精纱车、浆纱车、筒子车、提长机、打包机，英国式的拆包机、开棉机、给棉机、花卷车、清棉机、梳棉机、七眼并条机，还制造了120吨压力的打纱包用的油压机以及染布机，完成了整套棉纺织机器的制造，成为华商机器制造业的骄傲。
　　产业链延伸之逢生
　　大隆的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市场竞争却更加残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国资本卷土重来，致使许多在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棉纺企业纷纷倒闭，机器制造业也承受连带之痛。由于民族机器制造业整体水平较低，华商纺织企业除在维修方面倚重本土企业，仍然从国外进口整套设备。
　　严裕棠的梦想是建立技术先进、自主独立的一流机器制造企业，但在现实条件之下，单纯的技术自强之路并不容易走下去。1922年，大隆机器厂试制织布机成功，但新产品上市推销，因华商轻视国货，而产品销路不畅。有的厂家看在与严裕棠的交情上购买了几台，也是弃而不用。赠机推广，效果也不佳。
　　严裕棠不甘心，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没有人购买，就自建纱厂，自制自销，树立榜样。1925年，严裕棠租办连年亏损的苏州苏纶纱厂，更名苏纶洽记纱厂。在全面接办苏纶后，由大隆机器厂对原有机器进行全面整修，并采用大隆机器厂的纺织机器增设了苏纶二厂和一个织布厂。苏纶纱厂重新开工后，由于机器购买及维修成本低廉，产品成本远低于其他纺织厂，产品质地也十分优良，因此一反过去萎靡不振的局面，连年获利甚丰，为当时般纱厂所望尘莫及。严裕棠的大儿子严庆祥总结说，苏纶纱厂“无论工务方面、人才方面，均不能不依靠于大隆，如机器之修理添补等如无大隆决不如是方便，人才非大隆积久训导，决无如是之适用”。苏纶纱厂的成功意味着严裕棠“棉铁联营”的企业战略方案初步告捷。
　　1927年，严裕棠重组设立光裕公司，总管大隆、苏纶两厂，自任总经理，以长子严庆祥为副总经理。从1930年到1931年，苏纶厂销纱3万余包，布11万匹，年盈利达40万两，大隆制品的销路也解决了。1934年，严向中国、劝工两银行购进倒闭拍卖的上海隆茂纱厂，改称仁德纱厂，使用大隆自产的成套纺织机器重新投产。
　　苏纶和仁德纱厂的成功使其他纺织厂家打消了顾虑，也开始购用大隆机器厂的成套纺织机器。上海的永安纱厂和鸿章纱厂、江阴的利用纺织厂都先后采用了大隆的成套纺织机器。另外，严氏父子还向常州民丰纱厂、郑州禄丰纱厂和江阴通仁毛棉纺织厂等些纺织厂投资，成为这些厂的股东，这些厂也就尽量购买大隆的纺织机器。大隆也尽心尽力，为这些厂提供从供货、安装、调试到维修的一龙条服务。严裕棠的棉铁联营企业，到抗战前发展到了它的顶峰。1937年，大隆资本总额为法币50万元，各种工作母机5O0余台，工人多达1300多人，所获纯利20余万元。上海鸿章纱厂评价说：“我国最先仿造纺织机器其成绩最原苏纶厂址良、规模最大者，现惟大隆机器制造厂家而已。”
　　1938年后，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形成畸形繁荣状态。严裕棠转而开办泰利制造机器有限公司，聘美商恒丰洋行安特生为董事长，假美商名义进行经营，其班底仍是大隆厂的。当时，华界纱厂为避战祸，都向租界转移，泰利生产的成套棉纺机、织布机和各种机件，销路很好。抗战胜利之后，严裕棠继续实施其棉铁联营策略。从1947年到1949年，严家父子还与人合资在苏州开办了苏州纱厂，在香港开办了怡生纱厂。
　　为了保持大隆的快速发展，严裕棠在棉铁联营方略之外，还从事房地产的买卖。他在上海购得的大批里弄房屋、公寓和大楼出租收取租金以此来支持大隆机器厂。他在选地方面很有眼光，在选定厂址之后，就在附近购买相应地块。在工厂建成后，生活及商业服务店铺随之发展起来，地价也直线上涨。在资金不足时，他就在有发展潜力的区域中心购进小块土地，一旦成片开发，小块土地也能卖出高价。严裕堂在宁、苏、常等地都置有房地产，单就上海一处而言，他在抗战前即拥有大小里弄、公寓、大楼20余处，地皮158亩。虽然不算是地产大亨，但也是小有名气的房地产主。严裕棠投资房地产并非热衷于这个行业，只是用房地产赚来的超额利润来充实大隆的资本。因此，大隆在发展中虽然一再遭遇困难，但因有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依然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在棉铁联营的策略上也实施得非常成功。
　　解放前夕，严氏将部分机器转移到台湾成立了裕隆机器厂，但大隆公司的主体仍然留在大陆。1958年，严裕棠逝世。
　　近代民族工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对进口设备一直就存在着从机器依赖到技术、人才依赖的弊端，这也是民族工业难以自强的重要原因。严裕棠在四十余年间，将一个弄堂作坊发展成中国最大的本土机器制造企业，还拥有两个现代化的大型纱厂和几个中小纱厂，既创出了一条“棉铁联营”的机器自制、技术自立之路，也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民族工业的进步。
　　本文刊于《竞争力》2007年第11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云嘉南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