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川祯浩：早期共产国际大会的中国代表

　　石川祯浩，1963年生，日本京都大学博士，现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共党史研究。
　　共产国际第四次会议的中国代表
　　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6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完全承认所谓“二十一条”，成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已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并且如前所述，已经向1921年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派出了代表虽然形式比较特殊实质上已经是共产国际的一员。尽管如此，还是以党的正式决议的形式加以确认。因此，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在莫斯科（开幕式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对于中国共产党，可算是预定派赴会议而选出的代表正式参会的第一次世界大会。而率领代表团的，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即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这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名副其实地登上了国际共运的舞台。
　　此外尚需附述者，即旅欧中国共产主义小组赵世炎等人，此前曾计划在国内党组织承认的前提下派谢寿康、张伯简等出席第四次大会；后国内方面决定由陈独秀本人参会，由欧洲来到莫斯科的该小组成员之一张伯简（别名“红鸿”）遂仅为旁听。
　　据相当于第四次大会正式记录的速记记载，资格审查委员会报告称：“中国共产党：党员300人，交纳党费者180人，受邀代表3名，出席1名，被赋予表决权。”审查委员会举出的党员人数是中国共产党申报的。在这次大会4个月前，陈独秀曾给共产国际递交过一份工作报告，其中称有党员195人（其中女性党员4人，工人党员21人）。也就是说，自那之后数月之间，增加了大约100名党员。而按规定交纳党费的大约三分之二，这个比例，与报告中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相比并不算低，属平均水平。
　　据相当于第四次大会正式记录的速记记载，资格审查委员会报告称：“中国共产党：党员300人，交纳党费者180人，受邀代表3名，出席1名，被赋予表决权。”审查委员会举出的党员人数是中国共产党申报的。在这次大会4个月前，陈独秀曾给共产国际递交过一份工作报告，其中称有党员195人（其中女性党员4人，工人党员21人）。也就是说，自那之后数月之间，增加了大约100名党员。而按规定交纳党费的大约三分之二，这个比例，与报告中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相比并不算低，属平均水平。
　　此前一般认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是陈独秀、刘仁静、王俊3人组成的中国（中共）代表团。但是，根据这份速记来看，受邀请的是3人，但实际上代表中共参会（表决权代表）的仅1人；而据CominternArchive载，这一人就是陈独秀。尽管分配给中共的代表名额是3人，并且陈独秀、刘仁静、王俊3名中共党员也从中国来到了莫斯科，却只有陈独秀一人被认定为中共代表，这有些不可思议。但是，仔细研究大会记录会发现，刘仁静和王俊确实也曾参加会议，在名单上，刘仁静是作为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王俊是作为赤色工会国际的代表参会的。可能通知的内容是要求向共产国际以及同时期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赤色工会国际的大会派3名代表，而中共方面理解为向三个大会各派1名代表，共3名（共产国际：陈；青年共产国际：刘；赤色工会国际：王），于是，中共代表的委任状只给了陈独秀一人；而共产国际资格审查委员会则出于尊重中共，正式文件遂作“受邀代表3名，出席1名”处理。共产国际大会文件中中国代表的委任状只有陈独秀的一张，可作证明。陈的委任状是简单地写在一张小纸片上，但与第三次大会时张太雷和俞秀松的明显不同，确实是本国的组织即中国共产党签发的。
　　作为正式的中共代表（表决权代表）出席共产国际大会的是陈独秀，但实际议事时作报告的是刘仁静。刘仁静自己曾谈到这样做的理由：“陈独秀虽然懂英文，但还不能以之来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实际上，已在莫斯科的瞿秋白作为辅佐实际事务的人员也加入了代表团，担任“汉语日语俄语的翻译”，负责协助不通俄语的中国代表团日常工作和交涉事宜。但是，因为瞿不是代表团正式成员，俄语再好，也不方便代替正式代表宣读报告。于是，在北京大学学过英语的刘仁静（时20岁）就担起了大任。刘仁静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以及拉狄克批判该报告稍显自以为是的文章，已经全文公开，此处不再赘述其内容。
　　不过，有一点应该指出，有迹象表明，对于拉狄克用德语进行的批判，中共代表团曾予以回敬。拉狄克在发言中说，在这一年直奉战争时，中共支持吴佩孚，向吴那里派了党代表。对此，中共代表团于次日以陈独秀的名义致信共产国际主席团，反驳说根本没有此类事实。大会的议事日程和发言内容，都是于次日印成大会公报（Bulletin，英德法俄四种语言）供各国代表阅读，估计陈独秀、刘仁静在次日的公报上读到拉狄克发言的内容，遂立即要求订正。陈独秀的信有半页信纸，是中共代表在大会期间几乎唯一的真实声音。但是，这个要求并没有被反映在会后编纂的会议记录中。他们为维护中共的名誉而不得不发出的抗议，似乎被共产国际的主席团当成了小题大做。
　　有著作称，陈独秀在大会期间作了题为《中国工人运动》《中国政治形势》《中国的政治派别和反帝战线的口号》《中国的土地问题》等几次发言。另有两篇俄文报告存在，即《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国代表陈独秀同志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莫斯科，1922年11月）》《中国的政治派别和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陈独秀同志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报告》（1922年）。但那不过是书面报告的俄译本，并不能据此断定陈曾按此内容作过发言。而且，陈独秀虽然在大会期间曾在“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决议检讨委员会”“朝鲜问题委员会”中列名，但他外语较差，连最重要的报告都由刘仁静代为宣读，很难想象他在大会或委员会上能积极发言。关于大会期间陈独秀和中国代表团的处境，刘仁静曾这样说过：
　　中共代表团在世界共产党的盛会上，受到的重视不够。我们那时原抱着很大希望参加大会，可是在大会期间，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也和我们一样，无非是一般参加会议，共产国际领导对他既没有什么特殊礼遇，也没有安排什么个别交换意见。
　　这就是年轻的中共党员眼中的大会实际情况。中共代表团在大会上“仅是坐听”，其背景不用说是因为建党之后不久，还没有什么活动成果，也缺少与共产国际首脑们进行交流所必需的外语能力。
　　就这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如何把大会通过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在中国付诸实施的会议，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举行。这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在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闭幕后（12月29日）举行，也曾有人提议“应邀请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参加委员会会议”。但是，陈独秀此时已在按照第四次大会的决议制订了几个计划后启程回国。结果，参加第四次大会的魏金斯基和与陈独秀回国几乎同时从中国回到莫斯科的马林（12月23日抵达莫斯科），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对中共党员是否应该加入国民党等对后来的中共产生极大影响的多个悬案陈述了意见。
　　曾在中国工作过的魏金斯基和马林，围绕如何评价国民党，以及中国的社会运动基础等问题见解各异，结果产生了两个互相矛盾的决议，即《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对东方问题提纲的补充）》和《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并对后来的国共合作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但是，这些讨论都是在陈独秀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然，即使陈独秀参与讨论，他的意见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会议，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鉴于此前就陈独秀何时离开中国、何时抵达莫斯科、会议结束后何时回到中国等，只有非常模糊的记述，此处拟就陈独秀参会后的行动足迹做若干补充。首先，我们不清楚他是何时离开上海北上的，不过，上述李大钊署名的委任状是10月3日在北京签发的，据此推定陈独秀离开北京是在那之后。至于是何时抵达莫斯科的，据在北京与陈独秀会合的刘仁静说，这时从北京到莫斯科的交通仍然很不方便，路上要一个多月，所以，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十月革命纪念日（11月7日）早已过去。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赶上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开幕式。刘在另外的回忆录中，把这个记忆与大会日程对照后，断言是11月8日抵达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开幕式之所以安排在11月5日于彼得格勒举行，是想请参加开幕式的各国代表列席随后举行的革命纪念日纪念典礼，然后再转移到莫斯科。了解这种安排的刘仁静说，他们是革命纪念日之后抵达莫斯科的，应该是相当可信的。而且，中国代表虽到得较晚，也只是没有赶上仪式性的开幕式，没有影响到参加正式会议，所以不成什么问题。
　　奇怪的是，签发给陈独秀等3名中国代表的带照片的代表证（参会者本人签名）上的日期，都是大会开幕前的“10月30日”。如果该日期属实，他们没有按时赶到莫斯科就是刘仁静记错了，事实上他们是在开幕前从容地到达莫斯科的。但是，既然怀着崇敬的心情第一次到莫斯科的刘仁静明确地说，他们没有赶上大会的开幕式和革命纪念日，因此，即使大会记录如此，恐怕也不能就此认定发证日期肯定是正确的。可能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尽管开幕临近而中国代表团尚未报到，但有人提前按邀请人数（3名）办好了代表证，而签名、贴照片等手续则是在代表团到达后补办的。
　　采取该变通措施的背景，可能与通过其他渠道比陈独秀等先期来到莫斯科的张伯简有关。张的代表证的签发日期是10月29日，比陈独秀早一天。据此我们可作如下推测：预定参会的中国代表团尚未抵达，而受欧洲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委派的张伯简已来到莫斯科办完参会登记，于是有必要为将要到达的中国代表提前准备好代表证，以避免如第三次大会时那样的纠纷。若再作大胆猜测，则提前准备代表证很可能有瞿秋白在其中发挥作用。亦即，瞿很了解第三次大会时围绕代表资格问题发生过争执，且自身负有辅佐中国代表的责任，自然要考虑如何避免类似纠纷再次发生，于是在张伯简办完手续的次日，代中国代表申请、办理了代表证。
　　不过，也的确有资料显示，陈独秀等抵达莫斯科极可能是在共产国际大会开幕（11月5日）以前。如当时在柏林的张申府（陈独秀的盟友，曾参与发起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1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陈仲甫自莫来信”。如果该记述无误，则陈独秀至迟在10月底以前已经抵达莫斯科。果真如此，刘仁静的上述说法即为记忆错误或误解。现在仍未发现确切资料，故陈独秀所率中国代表团到底何时到达莫斯科，只能存疑。
　　节选自《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2015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