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民国小学课本中传递的价值

　　一个时代的课本，特别是小学课本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基本价值，国文、历史、修身（公民）这些课目尤其显著。北洋时代，政府没有介入课本的编辑出版和发行环节，小学课本是由民营的出版机构提供的，其中最具竞争力的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其次有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等到1926年开明书店诞生时，北洋时代已接近尾声。
　　辛亥革命风暴乍起，中国由帝国突然进入民国，令当时中国最具实力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措手不及，原来的教科书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从商务馆出来的一班人早就准备了一套应因变化的课本，创办中华书局，抢占了先机。商务馆迅速赶上，推出《共和国教科书》，仍然占据着庞大的市场份额。在那个时代的小学课本中，商务馆的版本从《共和国教科书》到《新学制教科书》，具有典型性，其中传递的价值也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趋向。
　　中国还是一个农耕社会，工商业初兴。从《共和国教科书》许多优美的课文，都可以看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四季变化，万物更替，一派乡村生活的平静。
　　新国文第二册第十六课：
　　有农夫住山下编茅为屋编竹为篱日初升荷锄出日将落荷锄归
　　第二十八课：
　　北风起大雪飞登楼远望一片白色雪止日出檐溜成冰其形如箸
　　第三十六课
　　小园中梅花开我折两枝插瓶中置案上瓶中花香时时入鼻
　　《共和国女子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有课文：
　　夕阳红好风来柳荫中燕子飞庭中花先后开木笔紫海棠红
　　第三册有《乡村》：
　　乡间农家竹篱茅屋临水成树水边杨柳数株中杂桃李飞燕一只忽高忽低去来甚捷
　　这是小学生初入校门接触到的课文，与此相关，许多课文都在传递千年不易的充满人性温暖的价值观，比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二册第二十二课：
　　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
　　不过到了第四册，舟车、电报、电话等近代的事物，就会逐渐进入他们的视野，就说车吧，汽车、电车、脚踏车都已出现。在这些课文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转型中的社会，正在新旧交替当中，工商业文明的嫩芽已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抽出来了。课文带着孩子们可以睁开眼认识一个新的世界。在器物之外，尤其在制度层面，从帝国的慢慢长夜中刚刚出来的孩子，将在课本中接触到与古老的三纲五常截然不同的新价值，在一个老帝国更新的过程中，小学课本起着难以想象的巨大作用，也许它的作用不是立竿见影的，却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
　　1912年4月，商务印书馆就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新编共和国教科书说明》：“民国成立，数千年专制政体一跃而成世界最高尚最完美之共和国。政体既已革新，而为教育根本之教科书，亦不能不随之转移，以应时势之需要。东南光复以来，本馆即将旧有各书遵照教育部通令大加改订。凡与满清有关系者，悉数删除；并于封面上特加订正为中华民国字样，先行出版，以应今年各学校开学之用。更联合十数同志，日夕研究，本十余年编辑上、教授上之经验，从事于教科书之革新，博采世界最新主义，期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现小学各书大致粗具，陆续发行。”
　　“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成为这些课本的首要目标。所以，从初小新国文第四册起，《大总统》、《自治》、《共和国》、《平等》、《自由》、《法律》、《行政》、《司法》等课文都陆续出现了。在《待外国人之道》中提出：“及交通既盛，文明大启，始知同为人类，则无论肤色如何，程度如何，皆当待之以道。”这是一种崭新的国民意识，有了面向世界万国的朝气。
　　新国文高小第一册第一课《国体与政体》，以简明的方式将国体、政体问题告诉小学生，使他们明了专制与民主的区别。第二课是《民国成立始末》，第二十三课是《共和政体》强调指出共和国的原则，全国人民都有参与政事的权利，通过选举议员组成国会，选举总统以组织政府。“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风行多年，印刷版次超过2560次。
　　与此同时发行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编辑用意在于“养成共和国民之道德为目的”，注重独立、自尊、爱国、乐群等价值。初小八册，从看图说话步步深入，举凡守信、勇敢、正直、信实、宽厚，以及选举、尊重名誉、博爱、爱国、平等、自由、好国民等，已包含共和国民必须的现代价值，《平等》一课开宗明义即说：“共和国无君主、无贵族，人民不分阶级，凡权利义务一切以法律为断，不相侵犯，此之谓真平等。”《自由》一课直言自由即天赋人权，自由以不侵犯他人之自由为原则。高小新修身第二册又有《自由》一课，说得更加清晰：
　　人类者，天赋以自由权者也。有身体之自由，有思想之自由，有信仰之自由。
　　身体自由者，苟不犯罪，无论何人，不能拘束囚禁我之身体。思想自由者，若言论权，若出版权，若著作权，皆为我之所有，他人不得侵犯。信仰自由者，我所信仰之宗教，不能以国力强制之。夫以国体共和，吾人可益伸张自由之权。然自由者，固以法律为范围也。
　　要之，吾人自己之生命财产名誉，固当贵重，而尤不可妨害他人之生命财产名誉。妨害他人者，即轶出于法律之外者也。
　　高小新修身共六册，从道德、求己、自助、不畏难、清洁、职业、戒贪、自省、节用到自由、平和、人道、宽容、博爱、人权、人格等，《人权》一课很可能是首次在小学课本中如此简明扼要地提出这个观念：
　　人权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损者也。析而言之，有对于公众之权，有属于个人之权。
　　组织社会，参与政治，选举议员，举吾学识之所及，皆得发布于外，以求有益于人类。此人权之对于公众者。
　　信教自由，营业自由，生命自由，财产自由，意志所在，即权力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此人权之属于个人者。
　　商务印书馆的这套“共和国教科书”出齐共65册（包括中小学），总共发行了七八千万册，对那个时代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中华书局推出的《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也有《大总统》、《中华民国成立记》、《国体之别》、《政体之别》、《共和国民之自治》、《共和国民之责任》、《共和政治》等课文。这些课本传递的价值是一致的，都是以造就共和国民为目标。
　　袁世凯称帝前，对这些小学教科书表现出的不满，恰恰证明了其影响和代表的方向。在1915年冬天，当局曾下令修改教科书，删除“自由”、“平等”等课文。商务印书馆将“共和国教科书”更名为“普通教科书”，就是因“共和国”犯禁。主事的张元济在与朋友、同事的通信或日记里，曾为此发愁，所幸袁氏称帝迅速失败，民营出版业主导教科书的时代得以继续。
　　二
　　1920年1月1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代理部务次长傅岳棼签发12号训令，同意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关于推广国语，以消除文、言分歧，以期言、文一致的建议，令各省教育厅京师学务处，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自当年7月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法国语教科书》不单国语，也不止一二年级，所有年级都采用语体文，还加上了新式标点，生字加注音字母。其他各科也是。1919年，还在教育部发出这个训令之前，商务印书馆就已着手在编“新体国语教科书”，也就是说，当舆论还在为白话、文言争得不可开交时，这家占有中国最大的教科书市场的出版机构，已在悄悄准备白话的教科书了。“国文”改成“国语”，只是语言表述形式的变化，更值得关心的仍然是这些课本要传递给小学生什么样的价值观。那是个上层政局不稳，政潮涌动，暗流明流，派系角逐，主义纷纭的时代，然而就在一片乱哄哄当中，却为那一代投身出版和教育的知识人提供了一个空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埋头编撰超越政争的教科书。他们的努力似乎无关于时时风云幻变的政局，而指向更长远的将来，他们意在为一个尚未存在的新社会造就新民，不汲汲于眼前所见的。他们认识到自己承担的责任之重，丝毫也不敢大意。
　　1921年9月21日，美国教育家、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孟罗访问中国，张元济和英文部主任邝富灼前往北京饭店拜访，说中国的教育改革已有二十年，没有成效。“今世界大势变更，我国教育未上轨，不能不急图改良。本馆教科书约有七成供全国学生之用，自觉责任甚重，愈觉兢兢。”
　　他们之所以用心编教科书，正是要开启民智，这一用意自晚清以来就没有变过。这一年，商务印书馆初版的“新法国语教科书”，以初小第8册为例，有《人民的权利义务》、《公共的念头》、《地方自治》、《公民、公权》、《选举》、《三权》、《学生自治》《国民外交》等课文，启蒙意识很浓，但是趣味性不够。到1923年出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就充分考虑儿童的接受能力，贴近他们的生活和心理。从第一册第一课“狗，大狗，小狗”开始，到处都是“狐狸想吃肉”、‘狐狸怕狗’、“蚂蚁搬米”、‘猫的宝贝’、“喜鹊与乌鸦”这样的课文，虽被有些人讥为“猫狗教育”。实际上，许多还是充满寓意的。比如《公鸡的脸红了》：
　　公鸡知道鸽子出去了，到鸽笼里去吃米，鸽子从外面回来，看见公鸡在他的笼里，忙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公鸡给米梗住了喉咙，说不出什么；心里一急，脸就变红了。
　　初小第八册有一课《没字的保荐书》：
　　某商人要招一个伙计，在报纸上登了个广告，不到几天，拿着保荐书来报名的，一共有几十个，商人却选中一个没保荐书的，其余有保荐书的统统不取。
　　人家问商人：“这人没有保荐书，你为什么取他呢？”商人说：“这人怎说没有保荐书！他的保荐书很多哩：他进了我的屋子，就轻轻的把门关上，那是他小心谨慎的保荐书了；我把话问他，他回答得很明白，很正确，那是他诚实有才干的保荐书了；他坐在椅子上，看见一个老头子进来，赶忙站起让坐，那是他恭敬有礼的保荐书了；并且他的衣服鞋帽很干净，手上也不肮脏；他有这许多的保荐书，怎么还说没有呢？不过人家的保荐书是有字的，他的保荐书是没有字的罢了。”
　　这样的课文娓娓道来，胜过了许多干巴巴的说理，是滋润人心的好课文。也是第八册，有《百年一觉》的课文，有人于1923年9月1日睡了一觉，醒来是一百年后，一切都变了：
　　那大宗的人民遗产，都给公家办了实业，没事的人，都叫去作工；因此街上的现任，一概没有了。每人至少要读六年书，因此人人都有很高的普通学识，都明白道理；犯罪的人没有了，监狱也废去了。国内既是这样，国外也大家爱和平，讲法律，因此没有冲突和战争；警察和军队，完全用不着了。
　　当然，今天重新审视这个梦，或许会有另外的感慨。但不是否认，这样的课文，放在那个时代还是有棱有角的。
　　自1922年起，“修身”课取消，初小改为“社会”，高小为“公民”。国文课原来担负的公民教育功能更多由公民课直接去承担了。所以，与公民权利、人格的铸造有关的课文在《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中减少了。但是体现人的尊严、人性美好，针砭人性丑陋的课文也是时常可见，与公民教科书相呼应。
　　王云五等编撰的《公民》第一册涉及会场规则、小公民会、乡自治等，第二册包括职业、爱美、尊重别人的权利、市自治、县自治、公共心、选举适当的人、社会领袖、国家、法律、法治精神等。到了第三册，有省议会、国会、选举权、选举票和选举手续、代议制度的精神、人民的资格、人民的权利、人民的义务、我国的领土、我国的主权、大总统、国务员、法院、审计院、政党、好政府等课文。
　　在一个长期奉行官本位的民族，公民教科书却在《职业》一课告诉小学生：
　　我们从前的观念，以做官为荣，因此，一般人都以为官吏是最尊贵的职业。我们应当打破这种旧观念，要晓得，一切有益于社会的职业都是一样的尊贵。
　　《法治精神》一课在举了人治的例子后如此解释：
　　民国成立后，我们有了国会，国会里的议员，都是人民举出来的代表，所有的法律，都应当由他们议决，再请政府公布施行。照这样规定的法律，就格外有力量，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所能变更或废止的。无论政府人民，都要受法律的拘束，都要得法律的保护。这就叫做法治。我们要维持这制度，必须人人具备法治的精神。
　　“新学制教科书”在北洋时代的后期曾被全国广为采用，那个时代的小学生从这些课文中接收到的信息，是充满了政治文明的新空气的，其中没有什么高深学理，无非是人类文明发展到20世纪逐步形成的一些基本常识。那些与古老帝国隔膜的新概念、新常识，透过这些浅显、明白的课文渐渐地进入了正在成长的孩子心中。如果能持续下去，一个民族在这样的常识中浸润久了，思考问题、行事为人自然而然就会正常，一个合乎常识的常态社会也就会出现。
　　我深知，认识一个时代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入，时过境迁之后，从单一的视角去看一个时代，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侧面，而不是完整的时代面貌。由小学课本，何况我只是选取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国语）、新修身和公民几种课本来观察那个时代，从中看到的诚然不是那个时代的完整形象。但是，这个侧面或者说这个角度仍然是重要的、不可忽略的。权力舞台上的演出醒目、扎眼，容易被更多的人看见，那些默默地躺在历史角落里旧课本早已被遗忘，仔细想想，这些课本难道不同样是构成历史的一部分吗？那些用心编课本的人们，在更长远的时间尺度里，他们的贡献将更被凸显出来，这些课本也将在时间中重新被认识，特别关键的是课本传递出来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