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泉：雷震与1946年制宪国大的教训

　　范泓先生的大作《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读后让人感慨不已。在笔者看来，雷震先生作为国民党内的民主派，总的来说是生不逢时，特别是1949年以后在台湾威权体制中的遭遇。正如范泓先生所说，没有雷震本人不计个人毁誉的全力投入，《自由中国》很难冲破当局对言论自由的百般禁锢；设若没有《自由中国》十年殊死抗争，为台湾社会开启一扇透光的窗口，播下自由主义的种子，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日后的“党外运动”或许难以找到行之有效的突破口。“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雷震在铁窗之中曾傲然说出这番话。如今，历史已给他做了证明。
　　但是作为一位政治人物，其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策略仍然有可圈可点之处。回顾历史，其中之一即为雷震在1946年制宪国大中的表现。
　　从1946年4月底到11月中，国共的谈判几乎毫无进展。7月3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宣布本年度11月12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这一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的作法，显然是完全违反了政协决议中由改组后的政府召集国民大会的规定，自然招致中共和多数中间势力的反对。为使制宪国大具有广泛代表性，国民党极力劝说青年党与民盟内的民社党参加，而接受蒋介石的委托，最后促成民社党参加制宪国大的就是雷震。
　　作为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从主观上来说，雷震当然是希望制宪成功，国家从此走向宪政体制。所以，他不辞辛苦，亲自奔赴上海劝说民社党主席张君劢。由于在抗战时期，雷震曾解救为一度被国民党软禁的张君劢，所以两人私交不错。但即便如此，雷震也是花了很大的气力，经过对张君劢及民社党其他领导人的多次劝说，艰难促成民社党在最后时刻同意出席制宪国大，雷震对1946年制宪是功不可没的。
　　虽然制宪国大由于其代表超过法定人数属于合法大会，但是在中共与民盟缺席的情况下召开，对中国民主化进程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特别是意味着国共关系的完全破裂。周恩来在11月16日南京记者招待会痛斥制宪国大，国共从此谈判停止。杨小凯先生认为国民党片面宣布立宪，把共产党排除在外，这使得双方之间的结更加解不开了。内战爆发的最主要的责任当然在共产党，共产党不参加宪政过程，反对军队国家化，而要搞联合政府。国民党当然也有责任。它的一部分责任是早期迫害共产党，另一部份责任是片面召开国大，没有共产党参加，使宪政过程完全遭到了破坏。
　　显然，1946年制宪国大能够开成，国民党就不愿意再对中共让步，不仅国共和平关系宣告终结，而且中间党派的制衡作用随即失去。更为重要的是，内战的演变与结局也使得雷震这样的国民党内民主派失去了整合党内外民主资源的舞台，最后失去了在党内存在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游说民社党参加制宪国大，这是雷震在政治策略上的一个失误，也预示着1949年以后雷震在台湾的政治命运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