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民、徐亮：《陈诚日记》：国民党军的“围剿”因何失败

　　1931年9月1日，国民党军对中共的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尚在进行中，一位高级军官就在其日记中历数此次军事行动的弊端：
　　此次“剿匪”，关于党政军所得之缺点如左（下）：
　　一、党务：
　　（一）过去党务工作未能深入民众心坎中，一般信仰不坚定。
　　（二）党义宣传未得事实佐证，不足昭信。
　　（三）党义指导与宣传，均缺一贯的精神（如标语、口号等），易启民众轻视。
　　（四）嗣后应切实拟定详确方案指导群众。
　　二、政治：
　　（一）“匪”乱之区初经收复（如宁都、广昌），政治急难上轨。
　　（二）过去政治似无甚取信于民众。
　　（三）此次组织之党政委员会未能亲临战地工作。
　　（四）现在行政长官确有不满人意处（如方本仁等）。
　　三、军事：
　　（一）指挥单位过多，系统紊乱，责任不专，且受者无所适从。
　　（二）剿匪”部队军纪不良，人民视兵如虎。
　　（三）各部转战日久，颇见懈怠。
　　（四）匪区”人民受“匪”麻醉，甘为“匪”利用，凡我军雇用向导、派遣侦探，均极困难。
　　（五）官兵伕减员，无法补充。
　　（六）兵站机关对于作战部队，仍无若何关系，关于给养，重要军需品不能源源接济，部队就地征发，每因此破坏军纪，且消耗兵力（办理兵站人员嗜好多端，固不必论，且有希望战事延长，并希望失败者）。
　　（七）卫生设备欠完整，伤病官兵处置困难（住院官兵每因院内乱杂，有伤病未愈要求归队者）。
　　（八）赏罚严明殊感必要。
　　以上所列举的弊端共16条（包括党务4条，政治4条，军事8条），虽战事仍在进行中，这也不是一个正式的总结，日记内容却似乎为第三次“围剿”的结局提供了注脚。日记的作者是陈诚，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奉命率部参加第三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担任左翼军第2路进击军指挥官，参与了战争的全过程。
　　陈诚，国民党与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1924年6月黄埔军校建立时，陈诚担任军校的教育副官，与蒋介石有了正式联系。在此后长达41年的军旅与政治生涯中，陈诚对蒋竭尽心力，也获得蒋的信任与不次拔擢，成为蒋的嫡系王牌。陈的军事班底以第十一师、第十八军为主体，因十一与十八竖写与“土木”二字相似，故在国民党内被称为“土木系”。
　　1931年6月，蒋介石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发动的两次“围剿”失败后，决定策动规模更大的第三次“围剿”。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此役蒋更加重视，亲任“围剿军”总司令，坐阵南昌指挥，调集30万大军参与军事行动，且动用了大量的嫡系部队，由何应钦任前敌总司令。蒋制定了“长驱直入”的方针，志在必得，企图一举彻底消灭红军主力，占领苏区。作为蒋介石手中的一支王牌，34岁的陈诚奉命率第十八军进入江西，首次参加了对中共的作战。陈诚有写日记的习惯，保存下来的日记由其亲属交给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保存。台北“国史馆”于2015年7月出版《陈诚先生日记》，内容包括了陈所遗存21年的日记。
　　《陈诚先生日记》始于1931年，对其参与“围剿”中央苏区的经过记述甚详。学界对于国共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的研究成果丰硕。陈诚作为参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其经历、见闻与反省，角度独特，为研究提供了重要而又与众不同的史料。本文拟通过陈诚日记的内容，探讨国民党此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何以遭到挫败。当事者即时观察与片段的思考，或比不上后人绞尽脑汁的分析有条理，但却可能更有说服力。
　　【国民党军的痼疾】
　　陈诚对自己的十八军相当自信，日记中不时流露出莫名的优越感。然而，就是这支让陈诚得意的部队，在作战过程中还是暴露出不少问题，让他忧虑。在十八军未进入江西前，陈诚就接到驻地当局对其下属“勒借军饷、干涉行政、朋分罚款、强索招待、避驻‘匪区’、军纪废弛、贩卖烟土”等恶行的举报。随着战事的深入，艰苦的自然环境、被红军打击等各种困难，十八军的军纪开始败坏，扰民、克扣伕款、长官欺压士兵、冒销公款等事屡禁不止；更严重的是有官兵逃逸避战、装病落伍。陈诚为整肃军纪、提振士气，不断地通过校阅部队、训话、撤换军官等方式训诫官兵。他还专门制定禁令、赏条各6条，通过严罚重赏来整顿军纪，如“强取民物、擅杀民畜者，枪决。欺诈民众、强赊民货者，枪决。赌博游荡、贻误机要者，枪决”以及“工作重要、不避艰辛者，重赏。举发本军官兵扰民有据者，酌赏。拿捕本军官兵违犯禁令者，酌赏”等。
　　这些规定，确实奖惩分明，但究竟能否落实，陈诚也无把握：“各级均唯利以图，绝非短时间所能转此恶习也。”
　　对十八军尚且不满意，陈诚日记中对国民党军其他部队的弊端指责更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军纪败坏、军民关系恶劣。陈诚沿途所见，国民党军所到之处，百姓逃离，避之唯恐不及，“闻因过去军队纪律太坏，不能得人民信仰故也”。国民党军队的声誉甚至不如“土匪”，“据说‘土匪’来，仅土豪劣绅倒霉；军队到，连穷苦老百姓均遭殃。证此过去所谓‘军不如匪’之口号，信然”。陈诚观察到，当地民众甘愿为红军服务，而国民党军雇佣其作带路向导，或派遣侦探，“均极困难”。对于所到之地组织的欢迎会，陈诚也有警觉，认为是当地强拉民众的虚应故事，而非群众真心诚意的表达，“我以为所谓欢迎者，或即讨厌并畏怕军人之表现”。
　　他甚至觉得“现在各部恐比民十五年时代军阀之军队尚不如也。本军固比各部为好，但连年痛苦情形，实不可言状也”。针对苏区民众“多数离乡，不能为我所用”的情况，陈诚建议蒋介石仿效曾国藩镇压捻军的经验，恩威并施，强迫离乡农民归家。对不回家的，采取烧、杀，威胁其家人等强硬办法，但对归乡农民，要“一切待遇应极力优裕”，穷人已分得地主的土地，“仍归其所有，并免除一切苛捐杂税”。
　　二、拉夫。陈诚在6月27日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军队拉夫的问题。拉夫是旧军队的顽症，国民党军曾以“不拉夫，不勒饷”为标榜，甚至有过“拉夫者枪毙”的严令，然而久禁不绝，在“剿共”战争中有所蔓延。陈诚认为，“招募伕役，军队委托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转托当地豪绅，层层相委，弊端百出”，官厅借此搜刮地方，豪绅借此从中渔利，结果“人民以财力来帮助军队，伕役实际得不到利益，大半被县知事、公安局、土劣侵吞”。由于各级以盘剥为目的，结果招募的夫役非贫即弱，贫民蒙其害，贪污土劣得到利益，成为扰民害民之举。“使军队蒙此羞耻之声名，与酿成民众生出厌恶之心理”。
　　三、派系矛盾。国民党军内部派系林立，各有算盘，互相掣肘。通常见到的都是对蒋介石如何袒护嫡系，压制甚至排挤杂牌军的责难。陈诚的部队身为嫡系，应该是集各种宠爱于一身，但在其日记中，笔者看到了来自嫡系的抱怨。有趣的是，陈自称为“中央基本部队”，时时以“我军为中央基本部队，于革命过程中有悠久历史”来训勉下属。但陈认为，蒋介石有时安抚笼络杂牌军的行为，实为“不公”：“现在中央对于各军颇有苦心，如对于待遇方面彼厚此薄之分。我以为无论何事，只须大公无私可也，何必一定对杂军反厚，而使基本部分有断炊之感？总之，自己固不必厚，又何必薄？”
　　在作战中，陈诚常对“友军”作战不力，拖累自己深感失望。陈日记中数度提到陈铭枢及十九路军，充满轻蔑之意。当十八军较多官兵贪生怕死、逃脱离队之时（陈称，武汉分校第七期毕业生逃脱者有20余人），陈诚又把矛头直指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钱大钧，称“连日逃亡官长颇多，且均系学生，因平日养精处优，不能耐苦所致。钱大钧实本师之罪人，本师一切恶因均由他所造成”。
　　鉴于各部互不相助、各行其是的状况，陈诚建议蒋介石务必要督促各部队全力执行命令，互相协同。但情况并无改善，陈诚将其部战绩不佳归咎于“友军”的拖累：
　　此次“剿匪”，原须根本歼灭之，但因友军不力，每因援救友军，至总帅计划朝令夕改，无所适从，甚至因此而徒劳兵力，殊为可虑。
　　陈诚对国军的弊端深恶痛绝，他甚至部分地认可中共宣传材料上对国民党军队官长贪渎、财政黑暗、主官骄纵游冶、嗜好多端等弊端的归纳与揭露。
　　【失策的“围剿”战术】
　　陈诚身经百战，却是首次参与“剿共”战争，工农红军避实就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术，让他吃尽苦头。国民党以30万的精兵“围剿”只有3万多的红军，以绝对优势兵力面对红军灵活多变的游击战，却陷入束手无策的窘境，最后不得不以损兵折将收场。除了前面所说其军纪败坏，部队间派系林立互不配合等痼疾外，具体战术失策，也是重要的原因。据陈诚日记中所反映，国民党军在具体战术上的失策大致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是蒋介石指挥失当。蒋对第三次“围剿”的决心很大，陈诚是对蒋十分忠诚的亲信，“围剿”期间多次建言献策，但在私人日记中，陈诚对蒋的指挥与用人有不少的批评。在指挥方面，陈诚所不满的是蒋朝令夕改，令下属无所适从。7月下旬，陈率部到达古龙岗，正拟在银坑一带与红军主力决战，蒋介石、何应钦命令其率部向吉安附近集中，待陈部奉命北上到达指定地点附近时，忽接蒋介石命令，要其率部折回。陈诚顿时觉得“进既不能，退又不可”，在日记中大发感慨：“总帅部命令朝三暮四，使人无所适从，故各部时有迟疑不前，实高级者养成之。而各部对于高级者不能信仰，亦高级者使然，此不能不注意也指挥系统不清，各级负责不专，时有一国三公、无所适从之弊。”
　　用人方面，陈所抱怨最多的是蒋不是知人善任，而是因人设事，以官位诱人。陈诚在日记中对蒋介石的批评，并不止于军事，他甚至记道：“现在政治腐败，蒋先生实应负责。”
　　作战方针失误。蒋介石“剿共”心切，制定了“长驱直入”的方针，调集大军，企图于短期内一举消灭红军主力，占领苏区。但江西山区，道路崎岖，交通不便，不适合大兵团作战，加之不少国民党军队系外省调赣，不熟悉当地风土人情，中共采取的是机动灵活的战术，避实就虚，四处游击，使得国民党军疲于奔命，多次扑空。
　　陈诚一进战区，就发现山路难行，部队进军困难。因而他质疑蒋的作战方针，指出“大军团集结使用，不适于南方之地形。近日来，行军则拥挤不堪，无法前进；驻军则村落稀少，给养困难；作战则限于地形，无法展开”。向蒋建言要针对山地作战特点，改大兵团作战为精兵突击，则“胜算较多”：“兵实贵精而不在多。古人论山地战，如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诚不我欺也。”
　　其次是后勤保障极为不力。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兵团作战的后勤保障本来就是基础，国民党军在山区长途跋涉作战，又缺乏民众支持，充分的后勤就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由于缺乏基本的保障，陈诚所部有时连粮食、食盐等生活必需品都缺乏，人困马乏。陈的日记中对此抱怨甚多，如：
　　（8月1日）本军自临川出发，迄今未有一次补给，伙食、药品、汽油均早已用罄，连日各部自采新谷，连米和糠充饥，且有每日仅得一餐者。
　　（8月11日）沿途士兵极感疲乏，且有几部因给养无著，已断炊两餐，如此用兵，前途殊为顾虑计自出发二月余，军行三千里，后方无法转送，一切无从补充，东剿西堵，士兵因病落伍者，计四分之一。
　　由于后勤保障不力，部队基本的食宿都有问题，士兵缺饷少粮，有病得不到及时救治，非战斗性减员增加，有官兵更加厌战，借机脱队逃离。陈诚鉴于所部逃避官兵增多，在8月15日特别下令禁止，对于在逃官兵严加惩处：“凡截获向后逃避官兵，不问隶何部队，一律就地枪决。”要求各部门一体严拿在逃官兵，“务归法办”。同时要求各级官长要关心士兵疾苦，“亟应勤加查察，无使伤病官兵奄卧中途，无人过问”。
　　【陈诚何以严苛地批评国民党】
　　仅就陈诚参与第三次“剿共”期间日记所反映出国民党军在战略战术、指挥系统、后勤保障诸方面存在的弊端与问题，其被红军挫败并不奇怪。
　　当然，第三次“剿共”匆匆收场，与国内情势的风云突变有直接关系。1931年初，蒋介石因“约法之争”扣押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国民党内各种反蒋势力重新集结，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联合汪精卫等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另立国民政府，陈兵湖南进行威胁。广东本为“剿共”一翼，其调转枪头，不仅扰乱了蒋的算盘，也威胁到其统治，迫使蒋不得不分兵“讨逆”。8月中旬，陈诚听到陈济棠等人的军事行动，就不无担心地记道：“粤方对闽、赣取守，对湘取攻，刻已动员。果确，恐剿之功亏一篑也。”“广、桂已决定犯湘，分四路进攻衡、宝，预料湘何（何键引者注）绝非彼等对手，恐须抽调在赣‘剿匪’部队。如此，则‘匪’又得残延岁月矣”。已预感到“剿共”战争将告一段落。
　　如果只看文字，很难想象前述深刻批评国民党军弊端的人，竟然是蒋介石嫡系陈诚在战争过程中所写。其实，正如本文开始所引用的日记段落，陈在第三次“剿共”战争期间对国民党的反思并不仅限于军事，而是涉及国民党的党政军及政治制度诸方面。为昭示陈当时思想之激进，用词之尖锐，在此再引一段。
　　战争结束未久的11月30日，陈与同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贺衷寒有次谈话，他在日记中写下两人的共识：
　　感受中央一切设施行动均无对象，无一非妥协敷衍、因循苟且以了之。对于主义仅能口头接受，而一切的行为均背道而趋，如民族主义，而卧薪尝胆之精神，早已不闻。次民权主义，则政府诸公之秀妻美妾，人权尚且谈不上，何况民权？再次民生主义，而政府诸人做地皮生意及贩公债图利，无一非反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者。
　　言财政，只知挥霍掠取，而不开源节流。如海关则操诸买办阶级之手，次如盐税，则由几千年遗传下来之万恶盐商操纵，他如特税、印花等，则全在贪官污吏包办。
　　而武人之毁法固可恶，文人之玩法尤为痛心。在个人固可含默，在革命责任实非进一步、非流血不可。但过去所流的系人民的血，此后应流一切反动分子及所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血，不然大势已去，必同归于尽。从前北政府未尝无血性男儿也，此不能不谋挽救之方也。
　　陈、贺谈话不仅依具体事实说明国民党口头上奉行三民主义，而“一切的行为均背道而趋”，贪官污吏横行，武人毁法，文人玩法，而且表示要尽“革命责任”，让一切反动分子、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流血”。这与共产党当时对国民党的态度与宣传，何其相似。
　　问题是，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蒋介石亲信的陈诚，为何会有如此的思想与省察问题的角度？在此，提出两点拙见供参考。
　　首先，陈诚是基于对国家前途与国民党前途考虑的“忧患意识”，希望国民党能改弦易辙，纠正错误，振奋精神，所谓“爱之深，责之切”。此点不展开讨论。
　　其次，陈诚仍有着朴素的“民本思想”。他青少年时期即有报国救民的志向，1919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1920年即加入了国民党，1922年从军校毕业后分配至故乡浙江任职。1923年他追随邓演达离乡南下广东，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权。黄埔军校建立后，陈诚经邓演达引荐，担任教育副官，后改任军校炮兵科教官，与蒋介石有了正式联系。1927年国共分裂后，陈诚随蒋“反共”，继续参与对北洋军阀与国民党内的军事斗争。但在思想上，陈反而是受著名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的影响很深。邓在国共分裂之后，公开讨伐蒋介石，走上了反蒋之路，1930年从苏联回国建立了“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1931年8月邓被蒋逮捕，11月遇害。邓被捕后，陈诚一度参与营救工作。
　　“围剿”开始前，陈诚在给蒋介石电报中曾借用蔡锷的话表达心志：“吾侪自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以耿耿精忠之寸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陈诚对民众的苦难处境有着朴素的同情心，他认为农民需要休养生息，而战争对农村与农民造成巨大的祸害。他甚至对“剿匪”战争本身对农民的伤害也有反思：“小民蒙其害，贪污土劣受到利益，在军事吃紧中招募伕役以帮助军队，而竟有忍心人藉此做卖买，此其可谓浩叹也！夫‘剿匪’原为安民，而今竟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矣。”他提出，中国实不堪再战而加人民痛苦。陈诚将拾到的苏区《识字课本》内容抄录于日记本上：
　　工人苦！工人苦！
　　什么也没有，只有两只手，终日不停留，难养人数口。
　　上难养双亲，下难养儿女，有时失了业，卖力无受主。
　　他对此内容表示高度认可：“以上虽然简单的几句话，实在是中国工人的写真。”
　　陈诚不止一次地强调，“剿共”不能专恃军队进剿，“须实行吏治，从事建设，使人民有生路，方能取信于人民，转换人民之心理而为助我”。表明他同情民众，旨在与共产党争夺民众，希望国民党扩大社会基础，成为获得人民支持的政党。
　　历史人物是复杂的。陈诚当时的这些态度与思考，很值得研究。
　　（作者陈红民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徐亮系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