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昌：近五十年中国历史文物之丧失

　　一
　　一个民族在人类中所以有生存的价值，应当以该民族整个历史的文化活动为标准，并不能只取一个短时期的活动的成败来判断。文化活动是包括各方面的，政治、经济、军备是基础，艺术、文化、哲学、思想是极峰。严格的说，政治军备等活动也要受思想文艺的指导，并且赖以发扬传播。前者是一时的，后者是永恒的。秦皇修建的长城，汉武开拓的边疆，在广漠而冷酷的历史过程上，早已经改变好几次了。然而他们的丰功伟烈，寄托于诗人艺术家的性灵中，发为诗歌艺术的，却放着千秋的光辉，永远是民族的荣冕。亚力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俾斯麦，固皆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我们现在，以至于千秋万代所能欣赏的一一人类的丰美的收获，还是希腊的石刻、元代的戏曲、黑格尔、马克思的伟大的思想，并不是当时战胜的露布。
　　因为只有这些永恒的文化结晶，才是一个民族最有力的连索。这是后人努力奋发的目标，也是使后人可以自负自信的铁证。每一个民族国家之可爱，应当爱，岂不是因为她历史文化的特殊价值，以及发扬保存这文化的神圣责任，才使我们觉得虽为之牺牲生命，亦所不惜？一个国家之所以在人类中有生存的价值，岂不是因为她在人类文化上特殊的贡献？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在政治、军备、社会、经济，那一方面都赶不上现代的国家，我们余下来惟一的自信，我们这民族还有生存的权利，是我们的祖宗已经造成伟大的文化：这使我们确信我们民族的智能情操，决不在任何民族之下，这也使我们的友邦，尚不敢十分轻视我们。其次，一个民族对于固有的文化如同对于自己的疆域有无能力保存，也是判断该民族优劣的一种标准。旁人看见旧家的不肖子弟出卖先人的文物，当然不会太瞧得起他们，虽然旁人也许正怂恿他们出卖，可以趁火打劫得到许多便宜货。这些民族的文化结晶，按理应当是后人最主要的教育材料，可怜的是中国人民永远没有见到、想到、梦到！此刻现在，中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艺术史。有几册影片拓本，永远是阔人们客厅里的装饰，永远不是可怜的小民所能窥见，而当这最近四五十年中，中国的千古瑰宝，已经被人盗卖强索，捆载络绎而出洋了。
　　二
　　中国近数十年来历史文物的丧亡，对于我们民族的损失，其价值决不在国土的丧失之下。但是国土的丧失是人人易见的，人人感觉到切肤之痛，人人得而指责守土之士的。历史文物的丧失是逐渐的，是精神上的暗蚀。负保管文物之责的，国人也没有把他们看得和守土那样郑重，有许多文物可怜根本就没有人负责保护它。失了一块国土，譬如被人砍了四肢的一部分，使人感到绝大的苦痛；丧失了一个精神性灵所寄托的历史文物，譬如一个人，神经上内质的损坏，一时虽没有悲惨的流血，却能使人根本成为行尸走肉的废物，其危险更在硬性的病损之上。这类暗病，因为是无形的，所以人们素少注意。因此数十年来，失台湾，失东四省这些国耻事实，三尺孺子，贩夫走卒，都能垂涕而道，而历史文物的丧失，则虽国家的上级官吏，知识分子，也大都茫然。失土的官吏，也还知道愧对国家，而把古物私售外人或保管不力的大员，却可以或则戴上面具，潜厕士林，或则逍遥法外，安享富贵！
　　我们政府呢，对于自己历史上所积聚的文献艺术，究竟共有多少，散在何处，它的价值如何，应当如何保存，素来就少注意。夫以中国之大，历史之久，文化之古，宝藏之富，成千累万文物的丧失，真不算什么一回事。近年来虽因学术界的倡导，渐渐有人注意到不幸的古物，但已经所剩无几了。故宫的盗宝案虽然有人告发，经法院通缉，但我们必须记得“法律贱‘汉奸’，然而‘汉奸’已富贵矣。”法律的力量尚且还奈何他们不得，吾侪小民又如之何！
　　三
　　我们对于这些历史文物的丧失，因为没有法子精密的统计，在这里只能就其荦荦大者，略加叙述。中国文物在近代最早的损失，要算圆明一炬。实际上，一八六年外军所焚毁的，还不止一个圆明园，自北平西郊直至香山，当时名园相望，几乎没有一个不遭惨劫。现在的颐和园是慈禧新修的，旧园也曾被毁。有的根本焚毁，连遗迹都全无的，如澄怀园、畅春园等；有的焚毁一部分，如静宜园、静明园。而圆明园因为最伟大美丽，所以世人只知该园被毁，而其余同时殉葬的园林，连到没世无闻了。圆明园占地数千亩，可以说是全世界惟一的园林建筑博物馆。当时所损失的，则不仅是她的建筑，还有充实建筑内部的无量数的文化重宝包括一整部的《四库全书》及晋代顾恺之的画宝，其内容决不在现在故宫所藏古物之下。（圆明园焚后，当时管园的大臣是投福海殉职的，所以王闿运的《圆明园》诗有：“而今福海冤如海，那信神州更有人”之句）但我们为划分时代上的便利计，姑且以八国联军入北京算起：当时联军驻京计有十月之久，不但得以公开的从容抢掠，大概外人收括中国古物之风，是那时启的端罢。我们决不愿意诬蔑人，但他们自己的记载应当是可靠的。
　　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调查。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在英国方面所抢之物，均须缴出。所有此地各国军队，无不一致公推印度兵士，最善于寻出各处密藏之金银宝物。在日本方面，对于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于国家。至于美国方面，对于抢劫之事，本来禁止。但美国军队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所欲为。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的打成粉碎。此外法国军队之抢劫行为，亦复绝对不曾落居人后。关于夏宫（按即颐和园）宫中宝物，已被俄国掠去之事，余从前曾向陛下报告。当俄军撤去以后，英国续将夏宫占据，并详细查点宫中一切存余之物。（瓦德西《拳乱笔记》十月二十二日之报告，王光祈译本）
　　不但民间和宫殿的宝物被这些外队光顾，连终日低眉的菩萨，也未能免此浩劫：
　　今日余曾往访城中一座喇嘛庙宇。该庙现由澳洲海军支队驻扎。引余参观之某军官，曾向余坦白言曰：“我们曾将此间最好之古铜，寄呈我们女王。（指英国女王）只可惜此项物件寄到之时，已在伊死之后云云。”此外并闻尚有数十佛像，亦已运往英国而去。（同书三月五日之日记）
　　这真是一段可靠的记载：因为前四年的一个冬天我和几个朋友到北平德胜门外黄寺（外人呼为黄喇嘛庙）去参观，同时有一些坐汽车的外人也要进去，被看庙的喇嘛严词拒绝，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不让外人去看，喇嘛们小心地关上寺门，愤愤然指着金顶辉煌的石塔说：“那些佛头在庚子年都教外兵给凿去了。”我们仔细看这五塔中间大塔的石座上，四周刻着极精致的连续浮雕，是《佛本行经》的一生故事。可是我们看遍了数百个雕像的首领，没有一个是完全的！（现在该寺已经雇匠用“水泥”补上了！）证以上段瓦氏的日记，真是相得益彰！
　　四
　　说起佛像，使我们惨然地想到龙门、云岗、天龙山的被毁的六朝与北魏的造像。我所亲见的只是龙门一处，已经是够惨了。伊阙两岸的千仞石壁，大小的石龛无虑千万，大者高至数十尺，一龛内已包含数十至数百的小龛，小者有的仅如手掌。每一龛内至少一像，连手掌大的小佛也算在内，估计不下数万只要看北平西直门外的万寿寺，一座楼内可容小佛盈万，可知龙门佛像之多。其中太小的因雕工较次，尚得保存他们模糊的面目，残断的肢骸外，其余凡如人体上下的数千造像，几乎没有一个完整无缺的。大多数是被枭了首，送到伦敦、柏林、巴黎、波士顿的博物院中“示众”去了。只有比较大一点的造像，因为不易行刑，得保首级。云岗的石刻，不用说也遭了同样的运命。而在最近的七八年内，想不到连仅存的天龙山的石刻，也被整个凿毁了。天龙山我没有去过，但就摹本的文殊像，供养者像及飞仙看来，其雕工似在龙门、云岗之上。天龙山的盗毁是民国十四五年起的，到现在盈千妙佛，荡然无余了。其中最精的第二洞浮雕飞仙及罗汉，第三洞文殊，供养者及飞仙，以及零星浮雕，尽在纽约温索洛伯收藏（WinthropoCollection）之中。佛像的首级，大部分藏在日本古董铺子内。
　　现在却要说一说学者博士们干的勾当。敦煌千佛洞石室的唐人写经万余卷，以及其他唐绢画、纸画、锦幡、刺绣等文物，便是被这样温文有礼的几位学者博士们囊括席卷而去。我们且看斯坦因博士（Stein）于一九九年三月八日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让他在敦煌搜括写经文物的经过。
　　余于五月二十曰复至敦煌，拟为小住之计；盖二月以前已略闻道士于二年前修室，发现古代写本之事。此种宝物，置于故室，守卫颇固。余为求书计，不能不徐图之也。道士为人颇奇妙可喜，彼不知所保守者为何物，又对神与人均有戒心。余初与之交涉，甚为棘手。事之颠末，兹不必言，但其成功，除翻译张叔伊（著者按：王译误，当译张师爷，“师爷”之名，屡见TheInnermostAsia，Vol，ChaptXSec）之秘策外，余之支那大护法圣人玄奘法师，实为余牙人焉。余此行颇类玄奘，又甚敬玄奘，人颇知之，道士虽不知佛教事，当其敬也与余同。当道士以石室书一本示余也，乃汉文佛经一卷，首署“大唐三藏法师玄奘译”。道士与张君皆惊其异。张君遂言此室之开，得非玄奘之灵，留以俟其自印度来华之弟子乎？（按：该博士为印度总督府遣派至华）道士然之。
　　道士之心，己为贿赂所易，然颇有难色。交易之道，则余以“自由捐助”之名义，施诸寺宇，所取诸物，亦以“借归细阅”之美名，携至余处，初无一个知者。（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见一九九年九月份《英国地理学杂志》，依王国维译文）
　　这里面有点手腕，所谓“事之颠末，兹不必言”者，也就是张师爷“秘策”。因为这道士不仅仅是几块“马蹄银”所能对付，所以他不得不暂时自承玄奘的鬼附在他身上，和张师爷合做了一出“双簧”，居然把道士骗了过去。
　　但是这出“双簧”还只能哄道士开了石室的门，允许他看看而已，因此他只好再撒一次谎，说是“借归细阅”。于是乎：
　　迄于今日，二十四箱之写本，（按：即佛经一项已八千卷）与五箱之图画绣品他物等，安抵伦敦。
　　这是斯坦因博士第一次从敦煌捆载而去的文物。有趣的是他的二十九箱东西所以能够“安抵伦敦”，着实蒙中国官厅沿途的照料保护。这以后，他有第二次的搜括，俱见他的四大厚本的InnermostAsia。其中第三册，完全是所得古物的图片。但他第二次去的时候，一切已没有第一次方便，于是在他的书中对于中国的社会情况乃至当地官吏，着实发了一顿牢骚。在第一次以后，伯希和（PPelliot）闻得此事，连忙赶去，也给他捆载了近万卷去。（据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序》）剩下来的运回京师图书馆，也有七、八千卷。
　　此外，国内私家所藏的文物，因为社会经济制度之转变，使后人无法保守，以致流人海外的，也不在少数。在文献上最可惜的是归安陆心源旧藏“丽宋楼”、“十万卷楼”之整部出售与日本岩崎男爵，即现在的“静嘉堂文库”。
　　在古器物方面，有《竹斋古玉谱》所著录的古玉，现在已散入日本上野精一手中。罗振玉旧藏的铜器多至“百余筐”，住到日本以后，竟因“无所仰给，此古器者稍稍出以易米”了。（见《〈梦口草堂吉金图）序》）他如潍县陈氏簠斋旧藏，端方匋斋旧藏，也大都四散海外。日本东方考古学会在“貔子窝”、“牧羊城”、“南山里”、“营城子”的发掘，已经写成四种丛刊。而鸟居龙藏夫妇在蒙古所搜得的材料，也不在少数。
　　此外，甲骨、书、画、磁、玉、古砖等零星古物之由私人或商贾辗转落到外人手中者，虽然无法统计，也决不在少数。
　　以上所述只是文物丧失的大概情形。关于散在海外的中土文物，另作较详的叙述。
　　原载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二十期
　　附记：此文原稿引述瓦德西《拳乱日记》王光祁译文，记联军各国兵士抢劫北京公私宝物，均著明各该军队所属各国名称。但在《大公报》刊出时，各国名称一律被删改为“某国”。因为当时《大公报》社址设在天津日本租界。租界当局不许《大公报》登载日军抢劫的文字；《大公报》编者只好把所有国名都改为“某国”。这次重录此文，由董乃斌同志核对了王光祁译本的瓦德西日记原文，一一改正补入。由此可见，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即使是资产阶级所自夸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也是没有的。连已经出版了好久的书，只要触及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或名声，也就不能充分引用。
　　作者校后记，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