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是怎样获得的

　　2010年12月12日，“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延长工程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墓地广场开工。
　　1995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初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墙，又名“哭墙”，长43米，刻有遇难者姓名3000个。2007年，姓名增加至8244个。2011年，纪念墙延伸至69米，姓名10311个。2012年，还有一千多人的姓名在做核实，准备上墙。
　　遇难者名字的搜集，是对遥远记忆的一次次打捞。
　　2012年12月6日，南京大屠杀75周年纪念前夕，《南京大屠杀全史》在北京首发。该书大量引用日方和第三方史料，是中国迄今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最完整的原创性研究著作。在作为重要课题的大屠杀遇难者名单调查领域，新增的一千多个名字有赖于多年来各方对大屠杀幸存者记忆的追寻。自上世纪80年代起，南京即发动全民参与此项活动，被发现的幸存者们通过回忆，为部分遇难者建立了名单。到21世纪初，学界与民间人士还在市郊自发进行小规模田野调查。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后面都是一场追问。每一次长度的延伸，都是遇难者重回历史的证明。
　　难以完成的任务
　　南京的学者介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的调查，比纳粹大屠杀犹太遇难者名单调查更复杂。
　　遇难者的名字背后是一个个曾经存在的鲜活的人。
　　几十年后，想把每个遇难者都复原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表示，对遇难者名单的调查“不能被日本右翼牵着鼻子走”。对统计遇难者相当重要的是南京地区基础户籍信息，“但当时中国的户籍制度严重不健全，遇难者全部列入名单是不可能的”。
　　据了解，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死难者和平纪念馆报的直接遇难者人数是14万，但实际也只征集到1。6万的遇难者名单。
　　30万，这个数字刻在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墙上。
　　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屠杀全史》主编张宪文说，这来自于战后南京审判、东京审判的判决书，判决书中“30万人”的来源，是“法庭调查与当事人当庭作证证词，以及战后各方调查的综合”。
　　对遇难者名单的调查，更多的是寻找一个一个的故事。30万是一个大的数字。在这个数字里，能找到的故事和名字“才更具体和生动的构成了历史”，南师大教授张连红说。
　　学者王卫星曾经表示，统计确切的名单不可能做到。鉴于当时处于战争年代，人口统计体系不完善，人口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有的人逃难离开南京城，有的人逃难进入南京城”。不光是遇难者名单，有时候确切统计微观层面的具体人数也很难做到。
　　“比如幕府山大屠杀，中方统计的遇难人数大概在五万，日方统计的人数约为两万多。”王卫星说，“由于史料的不完善或者缺失，这些可能是永远的谜。”
　　学者孙宅巍研究埋尸，经过多年努力从原有的4家慈善机构埋尸18。5万具，扩展到了8家共埋尸19。4万具。
　　他曾经感叹过，“搜集数目都如此困难，何况具体名字”。
　　很多历史资料无处可寻。
　　据《蛲》杂志2009年报道，南京保卫战有9万多国民党军队阵亡将士，大部分是被日军俘虏杀戮的。有南京市方面找到台湾军史馆，民进党执政时，对此置之不理；到国民党上台时，告知这些档案自1949年用麻袋运到台湾，至今还没解封。
　　南京学界专家介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的调查，比纳粹大屠杀犹太遇难者名单调查更复杂。
　　张宪文说，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兴衰，与历年来的中日关系走向戚戚相关：“我们已经错过了南京大屠杀史的最佳研究时机。”
　　孙宅巍介绍，直到1983年，因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将“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这才引发了当时执行中日友好政策避谈“南京大屠杀”的中国政府强烈反弹，以致相关研究全面升温。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曾对媒体说，由于年代久远、战乱等多重原因，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的搜集整理工作较为困难。
　　他介绍，目前搜集到的1万多个遇难者名单，主要来自战后初期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时期的幸存者口述证言、各种史料及遇难者家属提供的资料。
　　骑着自行车去寻找
　　在汤山地区，834人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多半是费仲兴骑着自行车去找回来的
　　幸存者的回忆是可以触摸的历史，也成为遇难者名单一个重要的增量。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介绍，上世纪80年代，南京市政府曾因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发动全市力量，找到大量当年的幸存者、遇难者家属进行口述回忆。
　　张生说，“那次调查很细致”，南京市区内能搜索到的幸存者绝大部分都找到了，现在估计只有零星的幸存者没登记到。
　　“田野调查是另外一条路”，张生说，通过在大南京地区寻访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幸存者，来获得更多的遇难者名单。
　　费仲兴用田野调查的方式为遇难者名单增添了834人。
　　退休前，费仲兴是南京炮兵学院的数学老师。该校坐落于南京汤山，是南京的东大门。2001年，他从汤山地区的老人口中了解了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暴行。此前，他一直以为大屠杀发生在城内及长江南岸。
　　他说，“南京陷落后，他们在城东扫荡时进行了疯狂屠杀，其延续时间又比城内长得多。这些暴行显然只是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
　　2004年，费仲兴正式退休，有了充足的时间。从南师大申请了专项基金资助后，费仲兴开始蹬着他那辆400元钱买来的“二八”永久牌自行车，开始了他为期3年，对汤山地区3个镇、90多个自然村的漫漫走访。
　　“只要天气好、路好就出门，也不分季节”，费仲兴说。
　　汤山地区834人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有多半是费仲兴骑着自行车去找回来的；另一半，是电动车，“我老了，骑不动了，2006年改骑电动车”，费仲兴说。
　　和他差不多时间开始田野调查的还有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中国青年报记者戴袁支、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吴先斌等人也参与其中。
　　十余次的常态
　　同一个幸存者，费仲兴通常都会起码找3次，有的不下10次
　　在费仲兴印象中，最艰难的一次调查是在庞家边村一起为时3年的寻访。
　　1937年12月9日，年仅15岁的刘素珍亲眼见证侵华日军“用指挥刀砍头，像削梨一样杀人”。被杀的是13个黄梅桥来的难民，她不知道那些人的名字。
　　“她的回忆中有大量细节，但是当时我的访问者中只有她一个人看到了，不像其他事件那样能多人独立叙述，相互印证”，费仲兴说。
　　这事成了费仲兴的心病。
　　在庞家边遇难的13人是黄梅桥哪个村的呢？
　　直到3年后的2007年9月，他才无意中听到一个线索，锁定了遇难者们出自下涧西村。
　　从该村的幸存者口中，费仲兴听到的故事印证了刘素珍的说法。他还得知了其中8人的姓名。
　　费仲兴介绍，幸存者们清楚屠杀的过程，而不知道遇难者姓名的情况很普遍，往往需要两个独立的信源互相印证、补充。
　　“知道姓名的遇难者，与不知道姓名的遇难者，粗略估计是一比一。也就是说，汤山地区遇难者总数估计在15002000人之间。”
　　就是同一个幸存者，只要是有价值的访谈对象，费仲兴说，通常他都会起码找3次，首次是熟悉、访问，第二次为老人拍照，第三次将整理好的材料读给老人听，让他们指出哪些地方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在3年多的调查时间里，费仲兴总共访问了350多名当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有的老人找了不下10来次”，费仲兴说。
　　这种状态，在南大教授张生、南师大教授张连红对田野调查的讲述中都有出现，拜访同一个幸存者10余次“是一种常态”。
　　并非每次采访都顺利。南大的教授张生曾遭遇过幸存者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
　　“当时老太太正在择蔬菜，一听我们过来是冲着当年的事做口述来的，手中的菜一下就掉在地上了，情绪也开始不受控制”，张生说。
　　结合研究南京大屠杀时作家张纯如自杀、见证者魏特琳崩溃等案例，张生后来专门写了一篇论文《南京大屠杀受害者PTSD初步研究》。
　　即便学者也很难完全对伤痛免疫。
　　前后接触过200余名幸存者并制作遇难者名单的张连红，主动要求不要谈及调查内容的细节，“到后来，我们和幸存者见面，我只关心他们的生活状态，完全不谈大屠杀。”
　　严谨的史料
　　“史料研究要求严谨细致”，在研究中，孙宅巍曾发现过史料的错误，为一位遇难者纠正了名字
　　与幸存者的回忆不同，史料需要的是更精准的研究和搜寻。
　　遇难者名单有关的史料散落在自南京大屠杀发生以来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甚至在国外文献中也时常能有所发现。
　　这对史料搜集者的专业能力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在过去的10年里，姜良芹的主要研究工作是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整理名录，设计身份卡片。
　　这位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花费了大量精力查阅南京档案馆、中国第二档案馆等国内多所历史档案馆，并多次前往台北国史馆等地搜集史料，核实遇难者姓名、身份，记载他们的遇难经历。
　　10年间，她共制作14961张卡片，她说，其中确认身份的为13000多人。作为《南京大屠杀全史》的编者之一，她的研究成果被该书收入其中，并成为制作“哭墙”名单的参考。
　　“当年国民政府在战后展开的调查，对幸存者、遇难者、见证者都有涉及，人数也并不少。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东京大审判、南京大审判取证，并非是大面积普查”，去年12月19日晚，姜良芹说。
　　她表示，民国时期进行的这次大规模调查产生的史料，后来成为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名单来源的主体。
　　孙宅巍，今年72岁，在他30年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致力于编写遇难者辞条，包括姓名，在何时何地因何原因遇难，至今已有1500余条。
　　“史料研究要求严谨细致”，在研究中，孙宅巍曾发现过史料的错误。
　　孙宅巍举例说，发生在下关电厂的屠杀，根据当年国民政府的记录，曾有“许江生等45名工人被屠杀”。
　　他亲自走访了下关电厂，发现在当地的遇难者纪念碑上竟没有“许江生”的名字。
　　通过对比早先一块纪念碑的照片和文字记载，孙宅巍确认，虽然45人的遇难者数字是真实的，但“许江生”并不存在，而是当时调查者对遇难者“徐京生”的误读。
　　他为一个遇难者纠正了名字。
　　名字背后的故事
　　事过七十多年，目前幸存者的死亡率非常高，“今年见过，来年就去世的情况很常见”
　　讲述庞家边惨案的刘素珍，已经辞世。
　　有研究者称，上世纪90年代还有2000多名幸存者在世，至今只余约200名。
　　“我们没有放弃”，2010年，无锡发现一名南京大屠杀期间在拉贝家中避难的幸存者，当时拉贝离开南京时每个在拉贝家中的人都有签名对其表示感谢，此人就是签名者之一。“我们听说这个消息后，立马赶了过去”，张生说。
　　犹太大屠杀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力维塞尔曾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名字背后都有故事，这些故事构成历史。”
　　犹太人自战后一直在从事庞大的对遇难者名单的搜集、核实工程。2004年11月，“犹太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建成。全世界的人，都可通过互联网在数据库中查询到约300万死于纳粹屠杀的遇难者姓名，和出生地、职业、配偶、遇难地点，甚至遇难者“名字背后的故事”。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建造了12米高的一堵遇难者档案墙，墙上1万多名遇难者的档案袋里，是数十年来整理的遇难者姓名、身份、遇难信息、见证人证言等详细信息。
　　2012年，还有一千多人的遇难者名单在核实中，“哭墙”的空白在为他们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