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是历史逆流

　　辛亥革命后，随着民主、自由制度的建立，思想、文化进入变革和发展的新阶段，民间掀起办报办刊热潮。
　　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异军突起，高举人权与科学（1919年后改为民主与科学）和文学革命的大旗，经过几年奋斗，引领400家以上报刊参与的新文化运动大军，推动我国思想、人文、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繁荣茂盛，百家争鸣。史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多数史家至今仍称许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罕见的“黄金时代”。
　　然而，思想不可能统一，观点总是多元的。继上世纪80年代有人指责新文化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后，这几年，对它的责难变本加厉，升级为“极权主义的起源”，似乎20世纪中国的苦难，都是这个运动的恶果。
　　如鲠在喉，有话要说。愚意以为，这些都是对19、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误读，是对历史的不公正，必须澄清。
　　何谓新文化运动？
　　时至19世纪，中国面临非变不可的困境。可是，中国的统治者和知识阶层，除个别人外，仍然呼呼大睡。引导国人了解世界现状和文明的进展，推动中国学习和接受现代文明，转化为富强、文明国家，这是救国救民的唯一途径，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真谛。
　　一批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和有机会接触现代文化的中国人魏源、徐继畬、冯桂芬、王韬、郭嵩焘、郑观应、薛福成等人通过各种途径大声疾呼，传播现代文化、现代文明，他们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如果这个界定没错，就不能不承认新文化运动不是从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开始的。
　　1833年8月1日，德国传教士郭实猎在广州创办了一份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中国现代报刊的开端，这份杂志介绍：英吉利“国基为自主之理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自帝君至于庶人，各品必凛遵国之律例。”“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言无碍。”
　　作为国基的“自主”，现在翻译为“自由”。它准确介绍了公民自由是现代国家的基础；而自由、法治、言论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它还介绍“国之公会”（国会）理国之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指出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下面，国家才会有“旺相”。
　　为了帮助中国人摆脱对世界现状和文明进展茫然无知的状态，他们还着意介绍西方各国的历史和现状，介绍各种科学知识。
　　传播这些知识、观念和制度不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开端吗？
　　甲午战败后，新文化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史称戊戌启蒙运动。辛亥革命后则掀起人们称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可是，这几个阶段是一脉相承的，基本内容也是一致的。其中奥秘无非是任何国家要成为现代民富国强的文明国家，就必须实现人的解放，让国民享有现代公民应有的各项自由，并建立相应的法治和民主制度保障这些自由。只要社会和国家制度转型没有完成，为其开路的思想文化变革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止息。离开这个历史大框架，思想文化变迁失去本源，就无法理解其脉络。
　　五四新文化运动戕害思想文化？
　　现在学界和民众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观念。焦点在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思想文化大潮，还是戕害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逆流？
　　应该毫不含糊地回答，与一些人的臆断相反，这是摧枯拉朽的历史洪流清除大清帝国宗法专制制度的思想文化遗毒，为民主共和制度夯实基础。
　　作为辛亥革命的成果之一，思想文化也有重大变化。1912（民国元年）有两个标志性事件：
　　其一，这一年2月，蔡元培、唐绍仪、宋教仁、汪精卫等26人受孙文委托，从上海坐船到北京去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在船上，他们通过充分讨论，认为国民素质跟不上共和制度。于是组织社会改良会，发表宣言，号召“尚公德，尊人权，贵贱平等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提倡“有财产独立权”，提倡个人自立，“实行男女平等”，“提倡自主结婚”，“承认离婚之自由”，“提倡改良戏剧及诸演唱业”。这是一个思想文化变革的纲领。
　　其二，改革教育内容，剔除腐朽的旧文化，纳入新文化。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践履社会改良的措施，下令废除读经；确立新的教育方针，“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应剔除这等陈腐内容；提倡自由、平等、亲爱（博爱）为新的道德规范。新文化的要求纳入了学校教育。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历届北洋政府，总的说来没有废除这些改革成果。
　　这两件大事意味着新文化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准确地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肇始于1912年。
　　新阶段涌现引领思想文化前进的新领袖，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胡适、高一涵等人成了冉冉上升的新星。上一阶段的启蒙大师梁启超褪色，与袁世凯携手，开创了中国式参政党特色笔锋为秩序与传统转动，忘记了批判与监督。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直接继承章士钊《民立报》和《甲寅》的锋芒。它的思想旗帜：“科学与人权并重”和“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敬告青年》），与先驱的追求无异；成效则前所未有。其荦荦大端，有如下几项：
　　1。从文言到白话，实现了语言和文字的合一，文字从社会精英垄断的工具，变为大众交流的媒介。人们交流的自由度迈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晚清白话运动的延伸。19世纪末甚至更早，为了“开民智”，许多有识之士尝试改革远离大众的文字表达方式，办白话报，成为一时热潮。陈独秀办了《安徽俗话报》；胡适则是白话报刊《竞业旬报》的重要支柱，而他们不过是白话文运动的后进。
　　2。文学革命：用白话文写作和表达人性与人的自由诉求成了文学艺术的主流。“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青年胡适的豪气，与梁启超的“小说革命”、“诗界革命”和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一脉相承。
　　3。致力于普及个人、社会、国家关系的基本知识，启迪公民认识自己应有的权利（陈独秀称之为伦理觉悟），力图为巩固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堵塞专制统治复活夯实思想基础。他们强调“国家为人而设，非人为国家而生”，“吾人爱国之行为，在扩张一已之权利，以支拄国家；牺牲一已之权利，则反损害国家存立之要素故国家职务，与小已自由之畛域，必区处条理，各适其宜。”（高一涵：《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新青年》第2卷第2号）
　　4。清理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集中力量批判三纲。
　　5。打退孔教入宪的政治图谋。
　　以上变化包含着历史的必然。有两条是普适性的。
　　一是人的自由权利。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与之互为表里的是人际关系的巨大变革。核心是社会生活各大领域要有足够的自由，臣民向公民转化，要求确立和维护自己应有的自由权利。
　　二是语言和文字合一，交往工具通俗化。这是经济发展，人际交往频繁的必然要求。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白话文运动。欧洲各国就经历了从使用拉丁文到各民族文字的诞生和发展。
　　而陈独秀他们面临的特殊性也有两条。
　　一是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青年杂志》诞生于袁世凯称帝丑剧进入高潮之际。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如何巩固？他们三箭齐发：
　　1。通过国内大事记，连续以《国体问题》为题，跟踪丑剧上演过程，并在通信栏中驳斥筹安会主张复辟的所谓“理由”。
　　2。发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民约与邦本》、《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等文章，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论述国家、社会与公民的关系，公民才是国家主人等根本观念。
　　3。提倡个人的独立、自由，人际的平等；提倡以世界文明进展为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准绳；提倡科学理性为基本内容的思维方法变革；摧毁为专制开路的错误思潮。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们都不愧是当时最坚决、最有理论深度的民主共和制度捍卫者，启迪公民意识觉醒的先锋。
　　二是在国情特殊论的旗号下，以孔教为国教的运动席卷全国。
　　正副大总统、各地督军、社会名流和昔日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异口同声，要有国教，应该以孔教为国教。康有为在致总统、总理的公开信中说：孔子是“全国人之魂”，要求“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国民党与进步党联手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则写上“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
　　《新青年》痛击了这个错误思潮。陈独秀指出：“孔教可定为国教，加入宪法，倘发生效力，将何以处佛道耶回诸教徒之平等权利？政教混合，将以启国家无穷之纷争。宪法中加入孔道修身之说，较之定孔教为国教，尤为荒谬。因国教虽非良制，而尚有先例可言。至于教育应以何人之说为修身大本，且规定于宪法条文之中，可谓万国所无之大笑话。”（《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第2卷第5号）
　　在反复辩论下，以后的宪法草案或完成制宪程序的宪法都删除了有关儒学的内容，设立国教和用儒学教化全国的中世纪图谋被挫败。
　　传统污垢该不该清理？
　　时下对蔡元培的改革赞扬之声不绝，而对《新青年》掀起的狂飙，则质疑甚多。
　　回到本原，《新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理错了吗？
　　不要忘了当时的情景。
　　仰看上层，正如著名记者黄远庸所说：袁世凯是大总统，“即其命令观之，则纯然满清时代之空文上谕，道德与法律绝对不分大典大法，置之土苴然其所为，实无以异于晚清末造。”而其他军政大员，行事风格绝大多数与袁世凯无异。
　　俯览社会，看看胡适写的《李超传》和巴金的《家》吧。
　　前者不是小说，家产丰厚的一位广西梧州女孩，到广州、北京求学，家里不给钱；婚姻则当家的兄长“但论财产”，本人“则重学行。用是各执意见，致起龃龉。妹虑家庭专制，恐不能遂其素愿，缘此常怀隐忧，故近来体魄较昔更弱”，辗转至北京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上学，罹染肺结核，无钱医治，二十三四岁就病死了；为其打抱不平的嫂嫂被逼上吊。悲剧产生的原因，是家长专制，女儿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男尊女卑。
　　巴金则更详尽地再现了一个大家庭的真实情况。巴金在《家》的代序中说：“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黑影。”
　　当时的家庭和家族状况正是三纲支配一切的实景。
　　横看那些鼓吹国情特殊论的精英，他们要把中国的发展指向何方？
　　19111920年间担任《东方杂志》主编的杜亚泉认为：西方文明破产了。中国应该反其道而行之，
　　发展经济限于自给自足，不要生产市场需要（“给人足人”）的商品和奢侈品，不能以求富为经营的目的，“凡可以手工制造者，勿以机械代之”！（《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并用中国传统文明统整世界文明，用东方文化拯救世界！
　　张君劢后来更加明确说：“现代欧洲文明之特征三：曰国家主义，曰工商政策，曰自然界之知识。”“确认三重网罗（指上述三特征）实为人类前途莫大之危险，而尤觉内生活修养之说，不可不竭力提倡！”（《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
　　也就是说，他们反对市场经济，反对科学，冀图建立一个与现代文明迥异的东方国家。
　　《新青年》面对的不是抽象的东西文化关系。当时辩论的是中国究竟要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追求怎样的思想文化。
　　陈独秀如实地指出，中国眼前的许多社会现象，西方过去也有过；当下东西文化关系实质是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古今关系。在制度层面，陈独秀把《新青年》同人与现代文明抗拒者的分歧界定为古今之争，客观地说，是符合实际的。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是三纲。家庭、家族是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身处地，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致力于批判阴魂不散的中国专制主义三纲，揭露传统家族制度的荒唐，究竟有什么错误？
　　再看看中国的现实吧。
　　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怪现象之一，是所谓“国教派”的兴起。他们不惜使用伪书，歪曲历史，把西周封建制度说成是现代宪政；把秦以后的宗法专制制度美化为分权治理的典范。于是，专制皇帝的工具臣子，被描绘为与皇帝共治的强大力量；宗法专制的家族秩序，则成了基层自治的典范。因此，当社会治理方法现代化政治体制改革摆上日程之际，他们鼓吹用“贤能政治”取代民主制度；恢复家族制度和士绅治理作为中国社会制度的基石。可是，他们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是：秦以后中国哪一朝代的政府和社会不是以三纲为基本架构？又有哪一部传统法典不是严密地维护三纲？
　　与此同时，他们混淆明清儒家宗法专制制度与作为先秦儒家的主张和设想，把后者的思想描绘得无比美妙。应该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对先秦各派思想的解释，人言人殊，都是论者心中的块垒；读者各取所需，一笑可也。民国初年，陈独秀他们面对的却是实实在在的明清制度和思想文化的顽固残余。
　　深入一层思考，今日国教派及其盟友赖以忽悠大众的，不就是在个人、社会、国家关系上制造种种迷雾吗？
　　抚今追昔，陈独秀等先驱的思想精髓，仍然有掩不住的光芒。
　　《新青年》的新罪状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时至今日，悬在新文化运动头上有三大罪状。有的是误解，有的是故意制造的混乱。
　　第一大罪状，尚有许多人在起哄，称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
　　这是没有认真阅读有关文献的误解。
　　民国元年，身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指出：“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应予删除。同时明确表示：“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蔡元培全集》第2卷）对孔子、孔教的慎重态度溢于言表。
　　陈独秀则反复说：孔子是当时的伟人；传统文化中许多精粹可以和应当继承；需要反对的仅是孔子之道不符合现代社会生活的部分。
　　两大领袖的观点是主流。个别参加者的偏激言论是思想文化浪潮中常见现象。钱玄同鼓吹废除汉字，后来成长为著名的文字学家。饱读古籍的鲁迅扬言不要读线装书，不过是一时激愤之言，他整理古籍和研究古代文化的成绩，有目共睹。
　　思维最忌笼统。新文化运动确实把锋芒指向传统的一部分，却不是全盘。反对者的失误，是混淆了儒化社会制度与非制度性的儒家观念文化。
　　秦以后，儒家思想逐步固化为社会制度。这个制度的特征是：从家到国的宗法体系；按照三纲体制，确立尊长层层专制；亲疏有别，等级分明；服从，恭顺。从《白虎通义》、《唐律》到《大清律例》一脉相承，记录了这个社会严密的规则体系，成为中国强盛和衰落的制度根基。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在扼杀中国知识阶层创造性的同时，也培育了一些思想家和繁盛的文学艺术成果。不能抹杀两者的区别，用文化儒学的亮点掩盖儒家制度的腐朽。
　　一些人拾人牙慧，无视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成果，把传统制度的痼疾归咎于法家，说是“儒表法里”。而前人的研究成果早就说明，法家“一于法”，与传统律例明确规定亲疏、贵贱有别的儒家精髓格格不入。
　　全面地说，新文化运动只反对贯穿三纲的传统制度文化，对其他非制度性的文化，总的说来有承先启后之功。它也反对“旧艺术（中国戏）”，“提倡改良戏剧及诸演唱业”等非制度性的文化，原因只在于它们是传播三纲观念的载体。
　　第二大罪状，是新文化运动导致文化断裂。
　　辛亥革命后的四十年，是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奠基和发展时期，也是文学艺术的繁荣期。旧的没有丢弃。传统文化的研究，包括长期被忽视的诸子研究硕果累累，哪里有什么中断？白话文地位确立后，中小学的传统语文教学所占比例比较合适，文化传承也没有中断之虞。引进来的新的学科、文学、艺术，正在生根、成长。学界誉之为先秦百家争鸣时代再现。民间风俗、文化正在自然演变，政府和民间都没有用暴力干预。文化断裂云云，真不知从何说起！新文化运动是推动这一繁荣局面的动力，千万不要颠倒黑白。
　　第三大罪状，新文化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和极权主义的起源。
　　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完全不搭界，却偏偏有人这样鼓吹。这是逻辑混乱的典型。他们完全不考察实际情况，在书房中给新文化运动制造罪名。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打倒政敌，铲除他们想象中的敌人的文化基础，树立“伟大领袖”的绝对权威；新文化运动为的是摧毁与共和制度不相容的三纲，建设新的自由文化。文革的手段是领袖权威加暴民专制；新文化运动则是各方自由发表言论，读者自由选择，各取所需，只靠说理服众，没有任何强制性。前者的后果是一亿人受折磨，几千年的文化积累遭浩劫；后者是出现文化教育的黄金时代。两者有什么可比性呢？
　　他们的问题在于没有区分两个不同的运动。新文化运动与1919年五四发生的爱国运动，是时间和性质不同的两个运动。前者是思想文化运动；后者是走上街头的政治运动。五四爱国运动是正义的，也收到良好效果。不过，它出现了火烧赵家楼的不幸事件，破坏了法治，而得到很多人喝彩；从而开启了20世纪20年代学生运动连绵不断的暴力行为，带来恶劣的后果。就暴力和脱离理性而言，它和文革有交集点，但与新文化运动完全没有关系。即使暴力行为两者也有区别，文革无论手段和内容都是义和团运动的延伸。那才是文革的真正起源。
　　至于说新文化运动是极权主义的起源则更加离奇了。尽管只有极少数人持如是观，也值得注意。这个罪名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
　　一是声讨《新青年》，却割裂《新青年》群体，只挑出陈独秀一人来吹毛求疵；高一涵、胡适等人完全被屏蔽。
　　二是不顾“公同意见”，以偏概全。与梁启超办的《庸言》申明由“梁启超主干”，所有文章“皆经启超校阅，负附带之责任”不同，《新青年》内部也有不同主张。直至1919年12月出版的第7卷第1号，才发表《本志宣言》“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被论者断定《新青年》是极权主义的主要根据，是陈独秀累累发表反对政党和议会政治的言论。《本志宣言》已明白宣布：“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运用政治的应有方法”。论者说：“国民政府时代，年轻学生愤怒批判‘国民党专制’，殊不知，这个专制恰恰是《新青年》所主张的取消议会政治的结果。”不过，众所周知，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师承的是苏俄，与《新青年》全力提倡的言论、结社自由和公民的独立自由是完全相反的。
　　三是歪曲文意，把正确说成是错误。例如，陈独秀的一句话：“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被带上“反法律主义的倾向”的大帽子。陈独秀的原话是：“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动，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现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法律与言论自由》，《新青年》第7卷第1号）这有什么错误？学界的共识是，言论自由的边界是有没有引起当下社会危险；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倒是可以自由批评、讨论的。
　　《新青年》的真正失误在哪里？
　　《新青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完美的。
　　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抵挡住破坏法治的逆流。以“革命”、“爱国”或其他貌似正义的名义侵犯他人的自由和公私财产，是辛亥革命前后一些革命党人反复发作的幼稚病，常被极易激动的年轻人继承。
　　五四当天，激愤的学生火烧赵家楼。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社会精英们面临大考：如何区分学生的爱国壮举和违法行为，分别采取适当的态度？《新青年》旗下的《每周评论》既为爱国示威喝彩，也对越轨暴行曲为辩护。梁漱溟维护法治的呼声，被爱国压倒一切的大合唱淹没，成为20年代学生运动失序的先声。
　　在校内，学校失去稳定的教学秩序。走向校外，在有政治雄心的各色人等策划、操纵下，文武高官被抄家屡见不鲜；内政外交大事失去冷静辩论的机会，天真的莘莘学子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不合己意的报刊，如著名的北京《晨报》，干脆一把火烧掉！天下从此多事！执政者缺乏稳定社会秩序的能力，当然应该担负主要责任；头戴众多正义光环的一方也责无旁贷！尽管胡适等人当时一再谴责和提醒学生，他们的行动侵犯法治、践踏民主；但风气已成，迟敲的警钟，已无济于事。当初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没有识破民粹思潮的危害，失去思想家应有的敏锐，亦难辞其咎。
　　只要法治健全，自由讨论中有任何错误或偏激言论都不足惧，而只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多数公民养成了倾听和讨论的习惯，才会趋于理性和成熟。
　　1920年开始，《新青年》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此后的言论和陈独秀如何转舵，都属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课题。它关注的主要是政治而非思想文化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转到胡适及其朋友手里。这个转变既由于同人杂志内部制度不健全，《新青年》与陈独秀仿佛合二为一了；也是冲不破民粹思潮藩篱的后果。
　　就陈独秀个人而言，最大的教训是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角色混淆。本文不涉及他信奉马克思主义后的是非得失。辛亥革命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是卓越而偏激的思想家，却是蹩脚的政治家。他的朋友们跟着他上演了一些笑剧，好在这些朋友没有选择从政而避免了更大错误。
　　1999年，在台北和北京分别举行的五四80周年研讨会上，笔者提交的论文《新文化运动与“激进主义”》便涉及这个问题，请允许笔者抄抄自己的旧稿：
　　“1919年6月五四运动进入高潮和尾声。6月9日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研究后草拟了《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适翻译为英文，并连夜印刷多份。6月10日，陈独秀等到中山公园等地散发这份传单。11日，陈独秀与胡适、王星拱、高一涵、邓初、陈演初等一道在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附近一家四川菜馆晚餐。餐后，胡适与高一涵先行离开；陈独秀和邓初到新世界散发这份宣言；王星拱则和程演生往城南游艺园散发。陈独秀上到屋顶花园向地下正在放映电影的场地撒传单时，当场被警察逮捕。
　　这件事非常值得注意之处有以下几点：
　　一、这是一个《新青年》编辑部主要成员都参与的重大政治活动。前面不厌其烦讲述那几天他们的活动细节，为的是证明那不是陈独秀个人的孤立行动，而是代表了当时主要思想家的认识和水平。
　　二、他们提出的是一个在北京夺取政权的纲领。
　　这个宣言首先提出对日外交和免除六位官员职务的要求，要求市民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怎样达到这些要求呢？一是解散旧的武力，‘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二是‘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的希望，我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三、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空想计划。一个警察将陈独秀拘捕到警察局，肥皂泡就吹破了。
　　从康、梁开始，近代中国历史大转折中涌现的政治家，几乎都染上这样的幼稚病，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历练的机会。潮流把他们推到风口浪尖，经验和知识却不足于应对紧迫而重大的问题。接踵而至的是种种阙失乃至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是专制政治的后果，是告别黑暗的代价。”
　　这是书呆子的政治幼稚病，与新文化运动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