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利益集团缠斗瓦解大清国

　　公权力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玩具
　　自戊戌变法开始，清政府十分重视民营资本。但直到19041905年“利权回收”运动后，本土的民营资本才开始大规模接收支柱产业原先由外资兴办的铁路。问题在于，激情不能替代实力，民营资本依然还不足以支撑铁路建设的投资，最后，大多数民营铁路公司都只能靠特殊政策生存：向老百姓收取“租股”，这等于是强行集资摊派。
　　所谓的“民营”公司，蜕变为了利用公权力牟利的“赢利型”经纪人，在政府那里，他们是商人，是民营企业，在那些“被”股东的百姓眼中，他们却又是有着公权力的“二政府”。这是一种大清特色的畸形的民营企业。
　　这种畸形的民营企业，成为社会财富和公共权力的实际掠夺者，政权和民众都深受其害。史学界的主流总是将保路运动归结到清政府的“国进民退”，这是极不客观的。铁路国有绝非“国进民退”，而是对投资主体的正本清源，包括后来策动保路运动的那群人，当时也积极拥护，希望政府来帮他们解套。至于这些既得利益者的翻云覆雨，我在《中国经营报》的专栏“出轨1911”及《辛亥计划外革命》的书中描述得相当详尽。
　　1910年上海股灾，对清政府造成了沉重的打击：（1）直接的经济损失；（2）暴露了大量的监管问题，令政府权威严重受损；（3）不得不救市，却又没有能力真救市，导致更大的经济损失和权威受损；（4）投机者一地鸡毛，最后政府被迫打扫战场，清理垃圾。
　　而川汉铁路公司的300万两巨额亏损，就是给政府留下的一道难题。违规炒作的川汉铁路公司，非要政府为这些损失埋单，如果接受，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也会导致各地攀比，成为鼓励“劣币”。所以，中央选择的是严拒，绝不妥协，川路公司就用裹挟民意用“保路运动”来胁迫，最后彻底失控。从“经济掀翻政治”的角度，辛亥年巨变或许是如下的路线：
　　监管缺位违规炒股股灾巨亏赖给政府政府拒绝发动民意对抗失控蔓延。
　　当然，这是表面的线索，而深层的则是公权力的异化。既得利益集团同时控制了商与政、国与民、公与私。至于革命、改良或者保皇之类，无非都是口号，随时可以替换。
　　善政成苛政失去民意
　　清末已经无人公开反对改革，大家都想着如何利用改革，这反而令改革比之前更为艰难，成本和风险增大。
　　以改革所需的金融基础为例。在财力困难而改革又需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政府开始大规模铸造铜元，且没有足够的储备金，直接开动铸币机，成为公权力对民间财富的直接掠夺。铸造铜元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利润”，根据记载，少的有25左右，高的达66。67，这在拉动地方财政收入的同时，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涉及民生的几乎所有改革，到清末几乎无不失败。一切善政，经过官僚机器运作后，几乎无不变质成为苛政。如推行宪政选举所必须的户口调查，成为地方政府搭车收费的机会，引发不少暴动，而那些鼓吹立宪的理想主义者却并不在乎“行宪”的这类技术细节。再如引爆保路运动的铁路国有，中央的一大配套措施就是取消“租股”，这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仁政，但既得利益集团干脆隐匿中央文件，民众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被剥夺。
　　善政被异化为苛政、甚至暴政，导致政权日渐丧失民意基础；同时，科举制度的废除，又令政权失去了精英阶层的效忠；而超速失控的政改，再令中央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这些综合在一起，导致了政权的崩溃确切地说，我认为辛亥年所发生的其实是“崩溃”，清政府自己推翻了自己，所谓“亡秦者秦也，非六国也”，并非什么“革命”。
　　推倒重来不可取
　　我们传统上并不重视对官僚集团的独立研究，而多将它看做是政权的一部分。但是，尽管经常发生城头变换大王旗，抽象意义上的官僚集团却总是不变的，任何一个政权都离不开他们。
　　毛泽东与黄炎培所谈的“王朝周期律”，其核心与政权的意识形态无关，而与官僚集团有关。“千古犹行秦王政”，这种官僚集团，不论它打着什么颜色的旗号，其本质和问题都是一致的。中国历史上的传统革命（改朝换代）也好，现代革命也好，很少将注意力放到这个问题上，只忙着解决政权的“股东权属”，根本就不考虑日常的经营管理，等到开始有暇关注“公司治理”，“公司”却往往又到了需要“破产重组”的地步。
　　我一直坚信，国家的治理，更多地是“问题”，而不是“主义”，是“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如果全民谈“主义”，不解决“问题”，无论什么“主义”当道，最后还是会出现严重的“问题”。“问题”有其客观规律，不是靠“主义”能解决的。我们这个民族必须摒弃推倒重来的传统的革命思维，将精力从砸烂一个旧世界（却往往建立一个整新如旧、甚至还不如旧的社会）转向改造一个旧世界上，不要轻易打断变革进步的进程（打断后往往不是加速，而是归零重来）。
　　新旧既得利益集团
　　经历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到晚清新政时，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其实有新老两类。
　　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满清贵族为主。他们是这个政权的领导力量。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往往成为改革、尤其政改的阻力。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祖宗家法、中体西用之类），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大跃进、政治改革慢慢行。
　　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在洋务运动中崛起的汉族官僚及掌握新型企业的地方士绅们为主，这些人是晚清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他们希望获得政治上更大的发言权，因此成为宪政大跃进的主力。同样，这种热情，与其说是基于政治理念，不如说是基于利益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相比，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执政者的当家包袱和维稳顾虑，更希望的是变动，甚至不惜政局波动，经常以民意为凭借与老集团及政府相抗衡。他们正是户部奏折中所说的：“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
　　这两股势力的缠斗，导致清政府的控制力日益衰弱，最后瓦解。
　　而普通民众远离政治，“莫谈国事”，一直是中国的主流传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夫”一般指精英阶层。政治一向是精英的专用游戏，孔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的定位只有一种，那就是成为“劳心者”们的道具和工具。因此，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就是人民总能被人轻易地“代表”了，他们的力量展示和释放，往往容易被扭曲。
　　我对晚清改革史的总结，就是简单的两句话：“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我知道与传统的史学认识相比，这实在非常另类，但却是残酷的事实。这两句话，对应着晚清改革的两个阶段：基于对“不改革等死”的恐惧，才有了第一阶段的洋务运功，并取得了“同光中兴”的阶段性成果；而第二阶段的新政变革，却在大跃进心态的驱使下，走上了“乱改革找死”的不归路。其实，“改革”如同“革命”一样，也有个度的问题，并非越激进越好。而我们这个民族，再也经不起更多的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