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柏川：五四运动前后的中俄文化交流

　　语言传播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语言教育则是语言传播的基本途径。中国的俄语教育始于康熙年间，早于国内其他欧洲语言教育近一个半世纪。清代，俄语始终在外事范围内使用，并未对普通民众产生影响。以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为契机，中国出现了介绍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热潮，俄语文化首次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中俄文化交流进入新阶段。
　　北京是俄语文化传播重镇
　　北京是中国俄语教育的发源地。康熙四十七年（1708），清政府设立俄罗斯文馆，这是中国第一所培养俄语人才的学校。同治元年（1862）京师同文馆设立后，俄罗斯文馆并入同文馆的俄文馆。当时，同文馆设有英、法、俄三个语种，俄文馆号称“诸馆之母”。光绪二十八年（1902），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为翻译科。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在京师大学堂附近设立译学馆，将翻译科与之合并。
　　在民国初期多次教育体制改革中，外语教育所占比例不断增加，俄语教育自然也在推行之列。北京一些大专院校，例如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北京大学、中俄大学、北方交通大学等，开设了俄语专业。这些学校培养的俄语人才，毕业后大多供职于外交领域或中东铁路，例如，俄文专修馆的很多毕业生被派往外交部及东北、新疆等地的外事部门。
　　当时，北京的俄语教育并不太理想，培养的俄文人才也比较有限。生源不足是一个重要因素，相对于俄语而言，学生们更倾向于学习西欧等国家的语言。即便如此，北京仍然是当时俄语文化传播的重镇。五四运动后，北京出现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等一批重视翻译文学的团体，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新青年》增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俄国社会与十月革命，传播俄国文化，具有较大影响力。茅盾指出，翻译外国文学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发展新文学，更重要的是传播新思想。这一主张为当时的翻译文学奠定了基调。俄国文学作品以其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引起瞿秋白、鲁迅、茅盾等现实主义流派作家、翻译家的高度关注。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与推动下，国内知识界开始直接由俄文本翻译俄国文学作品。1920年，北京的新中国杂志社出版了瞿秋白和耿济之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这是最早由俄文直接译为汉文的小说集。
　　俄语文化在东北广泛传播
　　东北为中俄交往密集之地，也是俄语教育发展的重要地区。20世纪初，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使得大量俄侨涌入中国东北。1921年，教育部规定，黑龙江、奉天、新疆三省的中学必须教授俄语，并于省视学中设置俄文学科视学。除了中国设立的珲春书院、黑龙江俄文学堂、东北大学等学校教授俄语外，东北还出现了不少俄国人创办的学校，其中有些学校也接收中国学生。对中国学生而言，在俄国人开办的学校上课，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俄语教育。1926年，中东铁路管理局所辖的48所俄国学校中，有中国学生2000名，占学生总数的16。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针对中国学生开设，专门为中国学生提供俄文培训，旨在使他们适应俄语教学，为进入本科学习做准备。此后成立的哈尔滨法律学院、哈尔滨铁路技术学校，都借鉴了这一办学经验。
　　由于俄侨众多，东北拥有得天独厚的俄语环境，俄语文化在该地区广泛传播。俄国的服饰、饮食、娱乐、建筑风格等，无不影响着当地的中国人。中东铁路枢纽城市哈尔滨，至今保留着浓厚的俄国文化的影子，如以俄文名字命名的街道、俄式教堂建筑、俄式大列巴和火腿肠等。当时流行的一些洋泾浜俄语，如列巴（面包）、罗宋汤（俄罗斯红菜汤）、布拉吉（连衣裙）、喂得锣（水桶）等，至今依然存在于当地人的生活中。从俄语文化传播角度来看，在被俄国人控制的地区，呈现的是俄国人对俄语文化的强势推广；而在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则是中国各界对俄语文化有意识、有选择的主动推介。
　　俄语文化与新疆各民族文化交流
　　19世纪下半叶，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西北边境大片地区被迫向俄国开放，新疆与俄国所属中亚地区的往来日益频繁。为培养俄语人才，1887年，清政府仿照京师同文馆，在新疆省城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新疆同文馆，教授俄语。十月革命后，大量俄侨涌入新疆，新疆局势变得更为复杂。新疆省政府与中亚地区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外交交涉日益频繁，但可用俄语外交人才奇缺。1924年，杨增新宣布成立新疆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教员部分来自内地，具有俄文法政的专业背景，俄文教员则大多为俄侨。1930年，经教育部批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更名为俄文法政学院，1934年又更名为新疆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新疆大学。
　　伊犁历来为中俄交涉的重地，当地的俄语教育也有所发展。例如，伊宁的锡伯族尚学会为纪念锡伯营总管色布西贤，曾于1914年开办一所色公学校，该校即开设俄文课。此外，新疆的留俄教育也颇具传统，留俄学生以锡伯族为主，喀山、阿拉木图为其主要去所。
　　虽然新疆没有出现东北地区那样大面积的俄汉杂居情况，但是十月革命后，也有不少俄侨涌入新疆，一部分人后来在中国定居。1930年，伊犁出现了俄国人主办的中俄学校，以教授俄语为主，兼收汉族、维吾尔族、锡伯族等民族的学生。
　　随着俄语的传播，俄文报刊图书通过苏联驻迪化、伊犁等地的领事馆传入新疆，或经由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转发。新疆民族众多，因此，俄语文化在新疆的传播并不局限于汉民族，还出现了俄语文化与新疆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
　　俄语教育引燃文化交流之火
　　五四运动后，上海的俄语教育也颇具特色。该地教授俄语的学校，主要是上海外国语学社和上海大学。
　　上海外国语学社由共产国际派遣的旅俄华侨杨明斋于1920年创办，旨在为中国革命培养骨干和输送留苏学生。学校虽然冠以“外国语学社”之名，但实际上以教授俄语为主。学员主要由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输送。不少早期中共领导人和俄国文化研究者，在这里接受初级俄语教育，然后前往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山大学留学。对中国学生而言，留苏学习是国内俄语教育的延续。从上海外国语学社培养的学员中，走出了曹靖华、韦素园、蒋光慈等著名的俄苏文学专家。曹靖华不仅成为著名的翻译家，还是公认的中国俄语教育的前辈，曾在多所学校教授俄语。韦素园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之一未名社的主要负责人，亲自翻译和组织出版了很多俄国文学作品。
　　上海另一所教授俄语的学校，是上海大学这一著名的红色学府。上海大学成立于1922年，由国共两党共同创办，但主要由共产党人主持。1923年，瞿秋白曾出任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上海大学开设的俄文初级和高级课程，分别由从苏联回国的任弼时和蒋光慈讲授。
　　俄语教育是俄语文化在华传播的基本途径。任何语言的传播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五四运动前后俄语在中国的传播，正是以新文化运动和十月革命为背景。新文化运动重在介绍新文化，传播新思想，而通晓外语为传播新文化的必要前提。据统计，五四运动之后的8年内，国内翻译成为单行本的外国文学作品共计187部，其中以俄国作品的数量最多，达65部。五四运动前后培养的俄语人才如火种一样，引燃了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之火。他们开始直接从俄文翻译有关俄国社会与革命的作品，译介、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俄苏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