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勤：中共党史研究问题意识的三重维度

　　费弗尔曾说：“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来，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在‘科学指导下的研究’这个程式涉及两个程序，这两个程序构成了所有现代科学工作的基础，这就是：提出问题和形成假设。”这道出了学术研究的真谛，学术研究必须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就学问而言，梁漱溟认为，学问就是学者认识问题，没有学问的人并非肚里没有道理，脑里没有理论，而是心里没有问题。因此，必先看到问题，其次求其解答，而不能解决问题，也不算有学问。正如法国史家布罗代尔所论，“历史同生活本身一样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景象。它总是在运动，编织出难解难分的问题网络，而且能够依次呈现出千百种纷繁矛盾的外表。人们怎样才能对付如此复杂的活生生实体，并且分解它，以便把握它，至少把握它的某些部分呢？”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演进历程所编织出的“问题网络”的繁杂性不亚于历史学的其他任何一门分支学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何在“难解难分的问题网络”中抽绎出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对史家治史功力的考量。德国学者希尔伯特曾说：“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的问题，它就充满生命力；而问题的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和终止。”换言之，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发展需要问题意识的推动。研究者要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其所提出的问题的质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关系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演进历程所编织出的“问题网络”的繁杂性不亚于历史学的其他任何一门分支学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何在“难解难分的问题网络”中抽绎出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对史家治史功力的考量。大致说来，当前中共党史的研究取向主要着眼于三个方面，即现实问题、历史问题、理论问题。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涵盖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方面面。但仅仅有“问题意识”并不足以支撑中共党史学的繁荣，缺乏科学性的“问题意识”将会使学科发展停步不前甚至衰退。科学地开展中共党史研究，就要在学术思想的脉络中对现实问题有回答，要在现实发展的映照中对历史问题有解析，要在历史进程的演进中对理论问题有总结。
　　一、现实问题避免口号化
　　由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现实性特色，决定了现实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如何站在中共党史学的角度研究现实问题，则需要认真考量。中共党史研究内容同现实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有的内容甚至仍然是现实问题，研究它的目的也主要是为现实政治服务，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因此说，现实政治与中共党史学的关联因素非常之多，存在着当代人作当代史之利，更有“时过境未迁”之弊。但学术研究在基本立场和方向正确的情况下，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治学当“正其学于先，乃以慎其术于后”，即在进行学术研究之前，先要端正从事学术的方向和目的。中国共产党是胸怀宽广、无私无畏并有远见卓识的政党，党史研究者应更具备这样的胸怀、情操与气度，不应惧怕和迷信学术权威或其它因素，不必受旧有观念、习惯的束缚，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学术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必须认真地去思考和回答现实课题，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指出问题，善于从现实问题的前前后后、内外上下的各种联系之中，去把握其本质。但当前研究现状是，对现实问题的“口号化”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实践中比比皆是。“三个代表”思想刚一出台，党史学界就出现了一些试图论证之的“宏篇大论”，如，瞿秋白“以自己的全部生命忠诚地实践着‘三个代表’，他无愧为我党早期历史上实践‘三个代表’的先行者和典范”；再如，“五四以后先进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认为：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诸如此类不着边际的“大梦呓语”信手拈来。中共中央刚发出“文化建设”的信号，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以中国知网提供的数据为基础），从2011年1月起到2012年4月20日，围绕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经验总结的论文就有13篇，其中1篇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党的文化建设经验，3篇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文化建设经验，剩下9篇则是对党的文化建设经验的全面总结。在题目大致雷同的文章中，大多是在原有中央文件“文化建设”内容上的重复，不断地宣传着坚持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以人为本、文化方针政策如何正确之类的言辞，停留在“口号化”层次，而缺乏学理上的充分分析与论证。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多是对中央号召的“条件式反射”，中央刚出台一项政策，马上就会出笼一大批文章阐释其如何英明正确，这种停留在表面上无关痛痒的被动式的口号性回应，只会使得本应起到“资政育人”作用的党史研究成为现实政治的应声虫，长此以往并逐渐普遍化后，不但会丧失中共党史研究的魅力，丧失学科发展动力和存在价值，更为可悲的是，这种研究可能还会提供错误信息，造成政治幻觉，对执政党的决策产生误导。这些人在高喊“口号”的时候，忘记了，真正能够为现实服务的学术研究是依其深邃的思想认识来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等领域并产生深刻而持久的效果，这不是高喊口号的应景文章所能胜任的。学术研究一定要严守自身的路数家法，如果一味地曲学阿世、曲学阿利或曲学阿名，只会造成研究者人格异化，精神扭曲，更谈不上什么学术发展。历史学家极力求真求实，但仍不能摆脱意识形态、党派偏见和知识局限所造成的制约，这是历史的性质和史学的复杂性所造成的结果。但史家对待客观性的态度，应当是“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需要史家的认知能力、学术功力和治史态度来保证。值得信赖的品质和高明的专业技巧是成就信史的两个基本条件。真正有见识的、深沉的历史学家，不满足于为当政者提供简单的传声筒式的服务，而是发当政者之未见，启当政者之未思，将自己埋藏于历史的最深处，却启发于现实政治之最前沿。如陈寅恪。陈对中国历史非常熟悉，他的高明处是现实生活中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能及时在历史中寻到极为恰当的同类史料对应。
　　另外，强大的意识形态动机也能导致出巨大的学术果实。现实、甚至是某种政治需要或者说被人们视为有害的“党派偏见”，也不仅仅具有负面的意义。“党派偏见”对某些学术领域而言甚至还具有正面的价值，“从下往上看”的劳工史、底层民众史，在英国最初主要是由共产党人来写的，现在却已成为整个国际史学界的潮流。
　　二、历史问题避免碎片化
　　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在越来越多的党的历史问题研究中，我们看到沉迷于琐碎事件的发掘，对某一现象孤立解剖和观察而看不到整体的不良趋势。如《高家村：现代中国的农村生活（GaoVillage：RuralLifeinModernChina）》一书在序言中写道：在精英们制造的历史中，“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对高家村的农民来说，“文革”却是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他认为，“文革”是教育的最好时期，因为正是在这时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一至三年级的小学。于是这个村历史上第一次全部学龄儿童人学。“文革”时也是卫生的最好时期之一，因为赤脚医生制度使农民看病方便且便宜。血吸虫病第一次有效地得到了控制，婴儿死亡率第一次大大地下降，人均寿命大幅度提高。对精英来说，“文革”使中国变成了文化沙漠。但对高家村一带的农村来说，“文革”是当地文化的史无前例的最好时期，因为农民把样板戏翻了个版，用本地的传统曲子和语言来改造样板戏，并自己登台表演。他们自编自导自演自己设计服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来丰富当地的文化生活。村民也能第一次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村与村的年轻人组织篮球之类的体育比赛，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在民兵训练的时候农民第一次拿到了真枪实弹。年轻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自由地、不需要介绍人地谈恋爱，因为集体生活为他们提供了在一起生活并互相了解的机会。我们毫不怀疑高家村的这些史实的正确性，尽管在该文发表后出现了一批质疑的文章。但史实正确等于揭示了历史真相吗？“正如老的实证主义者认为‘历史的事实’一旦为史家收集，就会无形中嵌入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正确模式的看法，最后证明是一种假象一样，目前确实存在着一种危险，即人口学家与‘历史计量学家’们的辛勤努力将在大量支离破碎的研究中白白浪费掉，无法取得任何概括性的或最终的成果。”1942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提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当然，毛泽东语出此言是在1942年，当时的中共党史研究还属于中共干部研究中共党史阶段，其主要目的是揭批错误路线，不强调个别细节的研究。但时至今日，随着新实证主义思潮的流播，党史学界重实证研究，重个案发掘也一时风起。不可否认，在此潮流涌动中，出现了一些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但也出现了“把历史分割成互不关联的碎片，把历史的整体性化解为众多异质性对象”的状况，然后从这些“异质性对象”出发，概括全局。如，有的学者通过对一个村庄的“血腥土改”去推论中共土地改革政策的得失成败，得出的结论貌似建立在坚实的史实基础之上，然而其内在逻辑却未必说得通。通过“细节”来研究路线和政策无可厚非，充分利用某一史料的价值，也是能够取得“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效果的，但我们仍要看到，管中窥豹固然是好事，可要是走过了头，埋头于眼前仅有的视角，以之删裁和衡量复杂的史实，有意无意忽略不合己意的客观史料，就会变成坐井观天、迷失全局了。再如，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共党史上出现的局部性的失误、困难、曲折时，肆意否认中共在历史上所作出的贡献。如果一意执着于历史的细枝末节，并以此代替对历史整体的把握，那么便疏离了历史的真实本质。胡绳反复强调，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时，我们应该看重的是整体，而不是局部。如果仅仅抓住这些暂时的失败和挫折上，仅仅着眼于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可能就会得出中国共产党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结论。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成功地实现了两次历史性转变，引领中国人民走向了胜利。正如列宁所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这就要求我们在做个案研究时，也要有一个总体性的问题的脉络或问题意识，细致思索局部问题与整体问题、个别问题与一般问题之间的关系，若非如此，就会陷在史料堆里出不来，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这种总体性的问题意识就是要在充分挖掘掌握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带着研究者特有的问题意识深入到具体的史料当中，将史料所反映的客观事实放在历史发展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对其开展对比、比较和批判。“史学最为常见的矛盾无疑便是它的目标是特定的，它可以是一个现象，一系列事件，也可以是某些人，而且其出现也只有一次，和所有其他科学一样，其目的在于从中导出普遍性、规则性和常态性。”碎片化不仅在中外学界均具有长久的传统，而且遍布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表明，碎片化并非一无是处。由于研究者知识结构、个人兴趣以及学科对象的差异等原因，碎片化研究不但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还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应该予以支持和鼓励。否定碎片化，不等于否定其中的合理因素，也不等于否定具体的微观研究。不管你所选择的个案再小，做的再局部，但都有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发展的框架在后面支撑的。因为历史学家“应当在事件陈述和观念框架之间反复往来。他们的综合工作不应是把各个部分简单地拼凑到一起，而是要探讨其中的因果关系”。而中共党史学界“碎片化”的研究状态呈现给我们的是：“所研究的课题越来越细小分散，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乃至整个学界呈现散兵作战、各自为战、人自为战的无形无序状态。”这种状况不利于中共党史学整体研究的深化和对系统理论的探究。
　　正如有学者所论，“就历史研究而言，如果没有关心人类命运的宏大心灵和跨学科研究纲领，那么再专业化的诉求都可能把我们引到黑暗中去。”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颇具前瞻性的警告。能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贯为一体的，往往是历史发展的大脉络、大趋势、大线索、大走向。尤其要关注社会、经济、思想等方面的大规模变动，从整体上探究其演化动力及深层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历史全局，从而一扫那种一味求窄、求细、求小的拘谨姿态。“泰坦尼克沉没了，并不代表主宰大海的就该是小舢板，当史学家们沉溺于对各种各样的微观史的自足时，蓦然发现，历史书写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克服宏大叙事的陈腐与过时，而是如何纠正微观史的琐碎和局促。当史学著作的版面大多为日常生活史、小历史占领之后，人们已开始为史学再不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焦虑。细部的历史越来越清晰，而整体的历史却越来越混沌，是今天中国历史研究的真实写照。”
　　三、理论问题避免教条化
　　作为历史学家族中的特殊一员，中共党史研究是一个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学科。其基本内容不但要揭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成长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这门学科还必须揭示中国共产党的发生发展规律。因此，中共党史研究不单是纯粹地叙事述史，还要有更重要的使命担当，要十分重视经验教训的总结，正如有学者所论：“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个人的经验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经验，也是如此。”通过中共党史研究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中共党史学的使命。有学者指出：“对党的决策实施的得失成败，根据实践的结果，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对现有决策的坚持和发展，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讨论性的探索。这样的研究，不但‘非官方’可以进行，就是‘官方’也是应该进行的。不然，谈什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谈什么决策的调整和创新呢？”而“批判性的反思”需要高度抽象的分析与认识，因此，中共党史学区别于其它历史学科之处，即在于它不仅要求史实的真实和准确，还要求在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重点加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这需要从多样性中抽绎出一般性、普遍性，从若干具体事件的认识中做出理论分析与概括，从而穿透表象达到本质性的认识。但在实际的研究实践中，一旦上升到理论高度，马克思主义就会代替具体的研究，教条化的现象仍比比皆是，而教条化的学术研究是谈不上有什么“辐射力”的。开展教条化研究的学者，其研究只是谋求满足心中现成的模式，他们无视现实世界的丰富性、多样性、变动性，以内在的既成公式套取自己想要的结果，照搬照抄所谓经典，拘泥于个别词句语言，缺乏实事求是、活学活用的精神，其结果只是让本来生动的理论变成了一潭死水，丧失了原有的生机，甚而连所探讨的问题也得不到有效解决。有学者对此治学路数作了总结如下：“1、预设立场，无限制地扩张历史学的宣传、教化功能。以权威论述或权威文件为指导，有选择地剪裁史料，来论证某种权威性论述，对复杂的历史进程做简化的‘必然性解释’，遮蔽了许多丰富鲜活的历史层面。”“2、在叙述方式上，频繁性地使用某种不言自明或无法证明的集合性语汇。”“3、在语言运用上，过分诉诸感情，具有某种居高临下、训导式的语言风格。”
　　如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学者看不到开放个体、私营经济所带来的民众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盲目沉浸于“剥削”一词的教条化套用，以致于在私营企业主雇佣多少工人才算剥削的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再如，在国家开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许多人则仍迷信公有制性质界定的数量标准的教条，在公有经济比重是70以上好，还是50以上好的问题上数起争执；等等。在当前学界，我们能经常看到的是很多成果实践着从理论到理论的“百驳不倒”的研究：“以一个理论，一个框架，来一次全面套用，就可以集束炸弹式的迅速而轻松地推出一批‘成果’”，这“倒是一种‘高效’的学术方式”，但这种方式的泛滥却严重地损害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以“历史学家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了什么”为命题深入探讨了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他指出：“马克思对历史学家的主要价值在于他对历史的论述，而非他对一般社会的论断。”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观就是历史阐释的基础，而不是历史阐释本身”。在霍布斯鲍姆的笔下，马克思的方法始终是能够使我们全面解释人类历史运动的惟一方法和从事现代讨论的最有成效的出发点。他对马克思的科学方法作了高度评价，但他并不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字都是无法改变的真理，“我并不是说马克思就是正确，或者说马克思的看法就是很恰当的，而是说他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这才是真正读懂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义在马克思看来，“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那么，它所提供的是什么呢？主要是方法。胡适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原无骄傲之可言；但是让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照样算不得好汉。”正确理解胡适之言的含义应该是去教条化。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亦指出，“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忘记强调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研究的指南’，而不能代替研究。”
　　诚然，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开展对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的研究，没有理由不遵循唯物史观的指导，没有理由不去总结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但是，正如恩格斯早已进行的告诫：“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譬如，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就要重新认识传统的阶级分析理论，并加以科学的发展，形成一个更加符合变化的、现实的多元分类标准框架。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阶层结构不断地在发生着变化，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有着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从1949至1956年，社会阶层结构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大阶级组成；自1956年起，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阶层结构为两个阶级与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所构成。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日益加深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日渐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经济体制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两种巨大的变迁催生着社会全方位的转变，特别是促使中国社会阶层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分化了，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农民工群体等社会新阶层逐渐形成。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并不是划分阶层的惟一标准，当代中国社会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与马克思和毛泽东所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不同。首先，马克思和毛泽东所处时代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主要是个人（私人）占有，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多数是由国家和集体占有的。同时，公司制近十年来的发展也催生了许多不同于以往时代的新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其次，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比较复杂，并且明显具有多元特征，这就决定了仅用生产资料占有这一指标来解释社会阶层分化是不充分的。
　　因此，要防止空论，必须充分占有资料，具体分析历史实际。只有首先通过了社会发展实践的验证，研究结论才能作为真理奉献给人类，这一点无论作为知识还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都是不可避免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将历史概念化实际上起到了启发性的作用。他们虽然认为科学的概念（也包括社会学的概念）反映了实际历史事实的特殊方面或特征，但他们也反对把历史过程过分简单化，尤其反对把这种概念的内涵同它们所指的现实完全等同起来。恩格斯在他的1895年的著名通信中写道：‘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象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种差别，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探讨苏联史学研究中的历史分期问题时指出，马克思和列宁建立的大框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这个大框框内确立精确的和普遍承认的俄国史或世界史分期方法上没有丝毫进展”，因为“在历史的现实中不存在什么‘纯粹的’奴隶制或‘纯粹的’封建制这样的东西。历史学家遇到的是因国家而异的‘不匀称的结合’。”这也就验证了恩格斯的经典之语，“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发展是建立在对浩如烟海的党史资料进行扎扎实实地搜集与爬梳、调研与辨析的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对史实的言之有物的归纳和解释基础上的，这样才能总结出符合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
　　有学者指出，近六十年来，有两个“主义”对史学界危害巨大：前三十年是“教条主义”，后三十年是“实证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大家有目共睹，而且形成了共识，但“实证主义”的危害，尚未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不仅如此，“实证主义”由于披上了学风严谨的外衣而益发受到鼓励和放纵。当前中国正在急剧崛起和转型，但处在这个伟大进程中的历史学却失去了方向感，不知何去何从，这就是实证主义泛滥所种下的恶果。实证主义对史学界的危害不亚于“教条主义”。“实证主义”完全排斥“演绎”，排斥抽象概括、排斥理论工具、排斥概念化能力，甚至排斥“问题意识”的作用，从而把史学界完全引向了“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困境。鉴于此，科学地确立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意义重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