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中国现代史上的自由主义

　　如果要讨论中国现代史上有影响的各种“主义”，自由主义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但不知是否受胡适当年“多研究问题少谈论主义”号召的影响，即使在思想史领域之内，对各种“主义”的研究迄今都不那么令人满意，而“自由主义”恐怕又是其中研究得最为不足者。我们的思想言说中有关自由主义的表述其实历来不算少，近年甚至可说相当多，但以口吐真言式的议论为主，真正从学理上进行研究的似不多见（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能使人满意的就更少。这方面原因甚多，但学界思想界虽重视对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探讨，却未能累积下较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大概还在于相关资料的不易寻觅。
　　这个问题现在已有较好的解决，九大类十数册的《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资料选编》（以下简作《资料选编》）近已在台北面世，张忠栋、李永炽、林正弘主编，刘季伦、薛化元、潘光哲编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资料选编纪念“五四”八十周年》，台北唐山出版社，2002年5月。不能不说是一件积德的大好事。本书是台北六位老中青学者为纪念“五四”八十周年从1999年开始编辑，历时三年多，于2002年5月正式出版，而主编之一的张忠栋先生竟已归道山，真正可以说是鞠躬尽瘁。张先生长期执教台大，以胡适和中美关系史研究享誉史林，且素来关注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编序”中并提到有“撰述一部理想的《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史》”的愿望，其志虽未竟，而基础已奠定；正如编者在序言中所说，“执此一编，学者可以方便地进行研究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工作”。他日《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史》的出现，正有待于后起者。
　　全书的资料分为一、“什么是自由主义？”二、“五四与学生运动”；三、“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四、“文化的道路”；五、“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六、“社会改革的思潮”；七、“民主、宪政、法治”；八，“基本自由与人权保障”；九、“自由经济的主张”九大类，每个主题下又各分子题，依类相从。因各主题涵括的篇幅各异，成书册数也不相同。“分而观之，每一分册自成一题；综合而观，则将能呈现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各个面向”（编序，以下引用不再注出）。该书选材以各种期刊为主，并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个人文集中广泛搜集资料以为补充；均采取全文收录的方式，希望“以完整的形式与面貌”呈现“各个主题在历史进程中变迁的轨迹”。这套书以纪念“五四”八十周年为动机，故选择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稍前时段作为资料选编的起点，而不选取更为早期的梁启超、严复等人与自由主义理念相涉的资料，一方面是考虑到“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并不坚定，日后颇有摇摆”，难以视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性观点；同时也因为这些人“当时的意见，不如‘五四’以降的自由主义理念，确能引领风骚，形成澎湃的时代思潮，并不断扩张开展，显示出多样的色彩”。
　　的确，自由主义虽然只是“五四”以后有影响力的思潮之一，但因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时而与右派对立冲突，时而又是左派批判的箭靶”，其成长蜿蜒曲折、坎坷崎岖，自“五四”以来，“观照的议题越发多样，思考的内涵益发深入，论说的角度愈现多元”，终形成“色彩多样”的特征。尤其“国、共两党尖锐斗争几十年，意识形态南辕北辙，自由主义者夹在中间发表意见，撰为文章，其客观性究竟如何？究竟代表多少自由主义的真义？”也都还值得探索。
　　这里的一个预设当然是有一个原初的或“真正的”自由主义，今日受“后殖民”影响的学者很容易从这个预设里看到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响。实际上西方自由主义在时间上始终是一个“发展中”的“主义”，在整个“西方”空间之中也不时存在地域的特色，故确实很难抽象出一个“纯正的”自由主义。不过，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倒真有一些与大致为众皆认可的“欧美自由主义”歧异之处，至少其“多元”程度或“色彩多样”的特征使其别具一种风格。编者注意到，自由主义者主张“个人自由重于国家自由”。这在现代西方已有些变化，许多自由主义者也赞同由国家主导的“福利社会”；而在中国则更甚，这套书选得最多的胡适就曾长期向往社会主义，视其为世界发展的方向。
　　胡适无疑可以算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并终生为在中国实现自由主义政治而努力。但他曾在二十多年中倾慕和赞许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俄”，甚至不顾许多朋友的反对，断言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其思路也颇有特色，即他相信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民治制度”。（参见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收入其《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242？255页。）
　　胡适从学理上对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共性的强调远远超过其老师杜威等现代欧美自由主义者。他在1926年曾与中共党人蔡和森等辩论自由主义，以为“共产党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这是错的。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日记，1926年8月3日，收入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2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344345页。）这是他发挥其以“进化论”哲学为基础的“历史眼光”得出的结论，既然“无产阶级争自由”成为自由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则自由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已相当宽广，不仅可以容纳当时英国工党的政治主张，甚至可以向苏俄政治和社会政策的一些面相开放。
　　那时胡适“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他拟“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而党纲则包括“1？有计划的政治；2？文官考试法的实行；3？用有限制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4？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许多人多说过胡适认同美国政治方式，但这一设想清楚地表明，胡适并不以为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政策适用于中国，其“党纲”中“有计划的政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两条就非美国当时所实行，而“用有限制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一点也明显是在因应提倡反帝一方的思考。他虽然明确“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却主张“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认为“资本主义之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说其提倡的是一种更加社会主义化的美国式政治，或亦不为过。
　　另一方面，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也颇为紧密。仍以胡适为例，表面上最不欣赏“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胡适在留学期间曾广读19世纪中叶以来的英国自由主义经典，从斯宾塞、穆勒（J。S。Mill，胡译弥尔）、格林（T。H。Green，胡译葛令）、边沁等人的著作中一一读出了“自由以勿侵他人之自由为界”的意思，主张国际关系中应实行“对人与对己一致”的准则，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不欲施诸同国同种之人者，亦勿施诸异国异种之人”。这就是胡适所谓“以人道之名为不平之鸣”，自由主义成为他从理论上构建其世界大同学说的基础，并用以反抗种族和国家压迫。（《胡适日记》，1914年10月19日。说详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125131页。）
　　《资料选编》的编者注意到，“在教育、学术领域里，自由主义者坚持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抨击‘定于一尊’的如‘读经运动’之流的行动”。这方面恰是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的“五四”人一度相当共同之处。1920年代初期中共党人陈独秀和邓中夏都正式提出中共的唯物史观派和胡适的实验主义派应结成联合战线以扫荡封建宗法思想，两人都特别赞赏胡适把张君劢、梁漱溟等“东方文化”派的昏乱思想“教训的开口不得”。邓中夏那时对中国思想界的划分与胡适完全相同，只是所用词汇标签不甚一样。（陈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原载《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收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卷，517518页；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本文所用是人民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第6期（1923年11月24日），26页、《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第15期（1924年1月26日），610页。）在反传统或“反封建”方面与中共党人态度接近甚或一致，是“五四”后中国自由主义的又一特点。
　　但双方在“反帝”尤其是否反对“美帝国主义”方面却有针锋相对的冲突，实际上中国自由主义的“黄金时段”多少都与美国影响相关：陈独秀在1918年底曾称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在次年受杜威影响也喊出“拿英美作榜样”的口号。美国影响的一度高涨既因杜威的访华，更因中国人对提倡民族自决的威尔逊的期待。当巴黎和会传出威尔逊最终“背叛”其主张时，由于美国的帮助不可恃，自由主义分子在中国的政治前途也就此断送。1923年底北大进行民意测量，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497票中列宁独得227票居第一，威尔逊则得51票居第二。威尔逊从“第一好人”变为“第二伟人”，象征着不少中国人学习的外国榜样由美到俄的典范转移。除了抗战期间因美国援助的再次凸显而使中国自由主义声音稍见提高外，整体上自由主义者的影响更多局限于学界之中。（关于中国人学习榜样的转变，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2035页。）
　　1950年代台北的《自由中国》既可看作中国自由主义在学理上的成熟，这一政治上
　　的最后一搏也多少有些像是自由主义在实际政治中的尾声。“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渐成两岸
　　史家研究的对象，而大陆有些自诩为自由主义的言论也真有点让人怀疑“代表多少自由主
　　义的真义”？（至少体现出有些人自由主义的基本典籍尚读得不够。）
　　不过，“真正的”自由主义派即使在欧美也从来都是少数，历史上实际起作用的更多是那些自称自由派实际却以？时为特征的一批人，他们的宗旨是？加入”（约近于陈寅恪所说的“预流”），任何流派风行时他们都在其中。然而这样的加入和呼应对实际政治而言又是不可缺少的，清季朝廷颁布“立宪”上谕时张謇发现，“立宪之谕，人以为假”；而他却“以为天下之人当咸认为真。认真而后有希望，有希望而后有精神，有精神而后有思虑，有思虑而后有学问，有学问而后知要求，知要求则真真矣”。（张謇致袁树勋，收在《袁氏家藏近代名人手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2001年，35页。）
　　自由主义在中国实际政治中的不如意，或许即因从“希望”到“学问”再到“要求”的人还不够多。但若回到历史研究的领域，则如《资料选编》的编者所说，“对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资料进行全面性的搜集、整理与选编，是过去学界从来不曾着手过的”。如今此书的出版使这一题目的研究者在搜寻基本资料时节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全书最后附有详尽的“作者索引”，并排出“作者异名表”以供参考，然或因资料数量太大，此书之编选虽历经三年，仍偶显仓促，如最后一册《自由经济的主张》首选前溪的《统制经济问题》，“前溪”乃吴鼎昌的笔名，惜未列入“作者异名表”中。这都是非常有利于读者的善举），也许在不久之后真能产生出“一部理想的《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史》”，亦未可知。我是非常期待这一愿望能够实现的。
　　原刊《二十一世纪》2002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