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拉铁摩尔在延安看到了什么？

　　
　　“中共并非苏联的工具和傀儡”
　　作为后来举世闻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汉学家，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19001989）对中国的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他在华多年的人生经历、多年阅读的体验以及真正意义上的边疆田野调查经历，使他对中国底层民众的生活有较为深切的认识与体会。而对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年轻的拉铁摩尔所知有限。
　　在19291930年东北考察活动结束后写成的《满洲：冲突的摇篮》一书中，拉铁摩尔对中国共产党影响与地位的认识还显得比较粗浅，“认为中共只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农民起义在20世纪的表现形式”（〔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2页），而没有注意到中共和传统的农民起义样态有本质上的不同。尽管如此，拉铁摩尔还是有自己的判断：“我也不认为他们是苏联的工具和傀儡。由于我不属于任何党派，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受任何人的影响；但根据我在北京的所见所闻那时中共还在西南地区，我认为中共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其无法同苏联密切接触，尽管他们当中有从俄国归来的学生。”（《蒋介石的美国顾问》，第52页）
　　可以说，拉铁摩尔对共产党在当时国内的地位与状况有自己的认识，但还没有机会作直接、细致的观察与分析。因此，访问延安，就成了拉铁摩尔更好地认识共产党，进而更好地认识当时的中国政治与亚太局势的一个重要契机。
　　
　　1936年，从北京到延安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拉铁摩尔实现了访问延安的梦想。当时，美国《美亚》（Amerasia）杂志主编菲利普贾菲（PhilipJaffe）和他的妻子艾格尼丝贾菲（AgnesJaffe），以及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毕恩来（即毕森，ArthurBisson）到了北京，跟当时正在北京供职的拉铁摩尔建立起了初步的联系。出于获取新闻的需要，他们想去延安看看，因为知道拉铁摩尔对中国很熟悉，所以就问他是否愿意作他们的向导和翻译一同前往，费用全包。拉铁摩尔也很希望近距离了解共产党及苏区生活的情况，因此一口答应下来。他还通过好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关系，获得了延安方面的邀请。当时这三人都跟《美亚》杂志有关系，所以这个访问团后来也常被称为“《美亚》小组”。
　　稍作准备之后，拉铁摩尔一行于1936年6月7日从北京出发。为了能够最终顺利到达延安，拉铁摩尔等人颇费了一番周折，“为了预防被当成企图去延安的人，我们假装是游客在旅行。我们没有乘火车直奔西安，而是首先北上山西到了太原，在这里游玩了一阵子。然后我们沿另一条铁路南下，最后到了西安，这样便证实了我们是旅游者”（《蒋介石的美国顾问》，第51页）。他们于6月10日抵达西安，住进当地著名的饭店西京招待所，并在此获得了允准访问延安的介绍信，但只能自己解决前往延安的交通工具问题。（张星星：《“美亚小组”延安行》，《百年潮》2007年第5期）这时，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一个懂行的同行者：在中国土生土长的瑞典人埃菲希尔（EffieHill），他的父亲是一位在华传教士，自己是出色的汽车修理工，还能说非常流利的汉语，之前受雇于斯文赫定的西域考察队。在这次考察结束后，他在西安开设了一家私人商行，出租并维修汽车。拉铁摩尔等人和希尔一拍即合，随即雇用他和他的汽车一起上路。
　　当时，尽管国共第二次合作已经建立，但从国民党控制区域进入陕甘宁边区还是要冒一定的风险，拉铁摩尔他们决定试一试。6月18日，“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全都挤进了他的汽车。我们没有退掉旅馆的房间，声称只是出去看一些陵墓。车子出了城门后，便一直朝前开，到了西安部队与红军之间的一个边界哨所。由于这个瑞典人是本地人，知道什么地方军阀部队与共产党关系和睦，因此我们毫无困难地通过了哨卡。一俟我们到达共产党这边，一切都没有问题。他们非常热情，一点麻烦也没有，我们顺利地抵达延安。”（《蒋介石的美国顾问》，第52页）虽然拉铁摩尔的回忆中说得很轻松，但对希尔来说，这几天的历程颇为艰辛。由于连下大雨，几条原本几乎干枯的河床水位猛涨，他们不得不走走停停，花了整整四天时间才走完了三百公里的行程。（张星星：《“美亚小组”延安行》，《百年潮》2007年第5期）
　　
　　拉铁摩尔眼中的毛泽东
　　抵达当晚，拉铁摩尔一行就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董必武和丁玲等人到他们住处慰问，并为他们举行了临时欢迎晚会。第二天上午他们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并见到了朱德给学员授课的场景。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住处会见了拉铁摩尔一行，向他们详细阐述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对英美的相关政策，并回答了相关的问题，拉铁摩尔后来回忆道：“我看到毛泽东主席就是在延安，他和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次接见美国作家的地方也是这里。那是在卢沟桥事件只不过两三个星期以前的事。如果是军事思想狭隘的人，恐怕会认为需要对我‘保持军事机密’，但是尽管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些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主席，却以最坦率的态度谈了。他们具有惊人明晰的头脑，预言了战争的爆发、演变和结果，以及战争对国共两党围绕着爱国抗战的领导权进行的斗争的影响。”（拉铁摩尔：《西域和内蒙古之行我度过青春的地方》，1973年）
　　“令我吃惊的是，毛竟然愿意接连花上数小时与几个素不相识的美国人交谈。他们曾说过要写关于中共的东西，但毛不知道他们是否胜任。他们提出的问题相当简单，但毛愿意事实求是地、以最简单的术语同他们交谈。我的印象是，这些中共代言人肯定懂得怎样谈话才能使美国报纸有利地引述他们的言论。他们非常聪明，知道自己的经历将吸引全世界的反帝人士。他们让自己的故事显得朴实无华，防止会见者弄错或夸大其辞，尽最大努力使其具有吸引力。”（《蒋介石的美国顾问》，第53页）。拉铁摩尔的判断十分敏锐，在后来的抗战中，共产党的行动也正是通过国内外媒介的报道而为世界所认识。
　　当天晚上，毛泽东等人陪同他们观看了文艺表演。“在延安，晚上他们举办文娱性的集会。大人物们，毛、周、朱和其他高级领导人全部到场，坐在观众中间，他们没有特权者的席位，完全同群众打成一片。这是他们了解人民的想法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这种场合，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等上台，演唱他们家乡的民歌，或是讲故事。”（《蒋介石的美国顾问》，第55页）这种印象对拉铁摩尔的触动很大，因为这跟他在上海、北京所见到的场景完全不一样。
　　
　　采访朱德、博古、周恩来
　　第三天上午，延安下起大雨，原定与朱德等约定的篮球友谊赛被迫取消，拉铁摩尔一行改为采访朱德，朱德向他们说明了当时的中国国内军事形势以及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等问题。当天下午，他们又拜访了博古，从他那里了解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情况，随后其他人再次拜访了毛泽东，拉铁摩尔在博古那里留了下来，向他具体了解边区的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情况。
　　当晚，拉铁摩尔一行终于有机会拜访周恩来，并与之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谈论内容涉及国共和谈和统一战线等问题。毕恩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愿意并且希望把事实告诉我们，甚至对一些尚未解决的敏感问题，也毫不犹豫地向我们提供了详细情况。”（〔美〕毕森（毕恩来）著，张星星等译：《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沈阳：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48页），而拉铁摩尔对于这次拜访也印象深刻：“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也是那个时候。后来，从一九四一年到四二年，当时他是驻重庆的正式党代表，我是罗斯福总统指定的蒋介石总统的政治顾问，那时，我和他成了知己朋友。”（拉铁摩尔：《西域和内蒙古之行我度过青春的地方》，1973年）
　　作为一位老练的中国问题观察者，拉铁摩尔注意到了中共几位领导人各自的特点：“周恩来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出过国，既了解中国也了解外面的世界，而朱德是一个从政的军人。毛泽东是一位属于人民的人一个智力超群但显然具有农民血统的人。”（《蒋介石的美国顾问》，第53页）
　　24日上午，拉铁摩尔一行受邀在朱德主持的红军指战员大会上发表演讲，听众两千余人，“主要是统一战线的同情者而不是今天所称的坚强核心的共产党人”。（《蒋介石的美国顾问》，第54页）其中大多数是抗日军政大学学员，贾菲、毕恩来和拉铁摩尔轮流就各自关注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反响强烈。之后，毕恩来、贾菲等人在朱德陪同下参观了位于延安的中央党校等机构，拉铁摩尔本人则采访了几位少数民族人士，在跟几位蒙古族人士聊天时，“他们对我说的是：‘当然，所有的汉人曾经都是蒙古人的压迫者，但这些汉人不同，他们是我们第一次碰到的把我们当人看的汉人’。”（《蒋介石的美国顾问》，第55页）这正从细节处体现了当时中共在民族问题处理上确实卓有成效。
　　当天傍晚，拉铁摩尔一行结束了对延安的访问，启程返回西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等人专门为他们送行。在这段延安之旅结束后不到两周，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全面打响，中国局势与世界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拉铁摩尔在延安到底看到了什么
　　可以说，要是没有延安之旅，拉铁摩尔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政治的认识就将是不完整的，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也会是缺失的，因为在这里，蕴含着后来被证明是变革中国的决定性力量。延安之旅使拉铁摩尔认识到中国社会中曾经被误解和掩盖了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在蓬勃生发当中：“有天，在回西安的路上，当我们等待汽车发动机冷却下来时，我问希尔：‘埃菲，你见过各种各样的中国人。你认为这些人怎样？’因为他在延安四处走动，跟人们攀谈过，我想听听他的反应。他说：‘告诉你吧。我遇见过很多国民党知识分子。我也曾跟军阀有来往。几乎没有什么样的中国人我没有打过交道。但是在延安，我第一次看到一位能够领导中国的人。’（即毛泽东）”（《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56页）
　　理解之同情，是拉铁摩尔这次延安之旅最重要的收获。在这之后，尽管拉铁摩尔没有再专门去过陕甘宁边区，但他在思考与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始终保持了对于边疆革命性力量的关注，并将这种一贯的关注倾注到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同情与理解当中，正因如此，他在20世纪50年代受到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身心备受打击。但好在历史终究翻过了这一页，我们还是会记住孜孜关注中国问题的拉铁摩尔以及这次抗战前夜的延安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