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关于中山舰事件研究中一件档案的使用问题

　　一、中山舰事件的研究现状
　　中山舰事件（亦称三二零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事件。它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因为此次事件对后来分析国共关系、汪蒋关系、国共双方与苏联的关系以及对陈独秀的评价等问题至关重要，所以近二十年来关于它的研究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研究者如杨天石、杨奎松、罗志田、马振犊等，都先后作过专门或者相近的研究。
　　目前关于中山舰事件研究的主要成果以杨天石为代表。杨天石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根据大量扎实、可靠的资料，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1、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它与汪精卫、季山嘉无关，也与共产党无关。多年来，蒋介石和国民党部分人士一直大肆宣传的所谓阴谋说显然不能成立。2、蒋介石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因此，所谓蒋介石下令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3。中途加码，矫蒋介石之令的是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其原因在于国民党右派想拆散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团结局面，挑拨国共关系，使共产党和蒋分家。
　　杨天石特别指出：就蒋介石误信右派谣言来说，中山舰事件有其偶然性；就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的思想来说，又有其必然性。蒋介石和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必不可免，即使没有右派的造谣和挑拨，蒋介石迟早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的。
　　对于这一项学术成果，杨天石说过：我根据蒋介石日记、中山舰事件案卷、蒋介石、汪精卫来往函件等多种未刊资料，写成《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提出了与旧说不同的新解。该文谬蒙胡乔木同志肯定，认为是一篇具有世界水平的好文章。并蒙中国科学院授予优秀科研成果奖。继上文之后，我又发表《中山舰事件之后》一文，论证当时对蒋介石妥协政策，源自苏俄方面。
　　关于中山舰事件国内的研究概况，大体以杨天石的观点为基本定论。杨奎松、罗志田等学者在他们的相关文章中多次强调过这一点。我注意到，对中山舰事件研究成果的评价中，有一件重要的档案材料极少为人提起，这就是《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本文称为档案，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说法，严格说它也不是源文件）。对这一材料的忽视，可能有其它方面的原因，但不指出这一事实，对于学术研究的判断来说是不恰当的。也反映了目前学术研究的规范、学术境界以及学术风格问题，而这一问题如果不是直接触原始材料，有时候是很难发现的。
　　二、中山舰事件研究突破的前提
　　实事求是地说，中山舰事件研究的主要突破来自于两个历史文件。一是《斯切潘诺夫出席广东苏联委员团共产部集会对于蒋介石与俄共产党间之分裂及利用蒋介石计画之报告（极要第十七卷第六六号）》和《斯切潘诺夫关于蒋介石与俄人冲突后俄人在广东现时情形之报告（极要第十七卷第六六号）》
　　这两个报告在编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一书时，分别被改名为《关于三二零事件的报告》和《关于三二零事件后广东情况的报告》。虽然编者以脚注的形式作了一个说明，但从严格的学术规范评价，这种选择是不恰当的。该书使用了许多《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的材料，但标注来源时多不规范，不仅注释形式不规范（如原书分类编排，应该把分类标题注在书名号内，但该书却注在书名号外，即不对原始材料来源作任何说明，也不标注卷数和页码）。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出版时，直接沿用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中的材料。这样一套资料性很强的专业工具书，不从原始材料中选择文件，很难保证它的权威性。
　　在国内所有研究中山舰事件及相关历史问题的学者中，我注意到，只有杨天石一人直接引用过《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像杨奎松、罗志田、王奇生和马振犊这些非常注意引用原始材料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全部使用了第四手材料（如果以源文件为第一材料来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已是第二手的材料了）。虽然大的判断没有出问题，但在细节上，因为没有使用完整的早期材料，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和丰富性。《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所包括的所有材料，与这些学者的研究都密不可分。可以说，如果不完整使用这套材料，对有些历史现象的解释是欠说服力的，比如当时国共两面如何使用苏联的经费，使用的清单和用途等等。这些学者的论文中，西文和港台文献的使用情况非常普遍，但也没有见到他们直接使用过这套材料。从胡乔木对杨天石中山舰事件研究的评价中可以推断，他可能也没有看到过这套材料。
　　三、关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
　　杨天石1988年发表《中山舰事件之谜》时，注释中还没有出现《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到了1992年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中山舰事件之后》一文时才开始使用《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引证情况如下：
　　第23页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卷首影印俄文原件及中译件
　　斯切潘诺夫报告：《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第3536页
　　第24页
　　斯切潘诺夫报告：《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第38页
　　同上书，第3638页
　　同上书，第4041页
　　第25页
　　斯切潘诺夫报告：《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第36、38页
　　我对比了本文收入《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时的注释情况，页码相同。在本书的引用文献目录中的图书一栏中注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张国忱编，北京，线装本，1927
　　《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是杨天石主编的，本书也使用了《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注明：张国忱编北京1927年线装本。由此可见，杨天石使用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是线装本。但关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具体版本情况，却没有作过任何说明。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本身的版本情况是这样的：
　　比较容易见到的是台湾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4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8年影印出版。
　　两函线装本11册，张国忱等编译，1928年出版。
　　但在这两个版本之外还有一个普通洋装书，十六开本，共四册。斯切潘诺夫第一个报告的起始页码是第二卷的67页，第二个报告的起始页码是74页。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是1927年4月6日北京军警搜查驻京的苏俄大使馆后得到的文件，当时俄馆案中之证据文件，堆满两屋，清检不易。其俄文部分，更需逐一翻译，尤费手续，迭经警厅公布，多只目录清单。同时公布的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在搜查这些文件时有些已经烧毁，所以《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有些文件是残缺的。
　　当时这是一件非常有名的事件。顾维钧曾回忆；1927年4月6日，我任总理和外交总长时，中国宪兵袭击了苏俄使馆并没收了大量秘密文件。袭击的命令是张作霖大帅下的，由安国军宪兵在张作霖总司令部外事处的指挥下执行的。
　　北京警署后来把搜查到的主要文件，在很短的时间内翻译成中文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印行。书前有六篇序言，首篇为张学良所写。这套材料不是作为图书发行的，因为没有注明出版单位。可能只是作为一种资料供相关机构使用。当时中国稍大一点的图书馆可能都曾得到过，特别是高等院校的图书馆。
　　了解这个史实后，简单注明线装本是不完整的。因为这样的材料并不常见，所以从史源的角度观察，应当对这个材料加以特别的说明。另外使用线装本，使用时更应当注明卷数和册数，因为线装本的卷数和册数编排，有它特殊的规律，如不详加说明，旁人不好检索。
　　就我所见到的材料判断，国内最早使用《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一书。可以肯定地说，本书编者所使用的材料与我所见到的是同一版本。因为在前述的两个斯切潘诺夫的报告中，《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有一处把李之龙错成了李成龙。后来的编者特别用脚注形式加以说明，可见使用的是同一版本资料。如果不是同一版本，不可能错处也完全相同。另外，洋装书的纸型不可能与线装本同一。
　　199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公布蒋介石档案中的中山舰事件时曾指出：1988年及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研究人员曾利用本专题档案撰写了《中山舰事件之谜》及《中山舰事件之后》等系列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同时也吸引海内外史学工作者对这些档案产生极大关注。这两篇文章的作者都是杨天石。
　　近年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主要学术成果是以档案的解密为依赖的，这当然是最重的事。但因为历史档案的集中和大量解密，使许多历史研究者著作中的智力因素开始下降。在许多著名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很少看到那种经多年积累，而偶然得之的以小见大的学术研究。学者习惯于集中始用档案和依赖直接材料解释历史现象，从学者到学生已很少注意从大量与本专业看似无关的杂书中获取学术灵感和材料，最后使历史研究中的趣味降到了很低的水准。在这方面，我个人以为还是要多向老辈学者学习。历史研究中过分的简单专业化和简单科学化，会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索然无味的学科，这是非常可怕的。
　　关于中山舰事件的研究水准和成果评价，我们最后会发现，它实际上是沿着这样一个线索发展的。先是陈公博《苦笑录》在大陆的出版，接着是张国焘《我的回忆》的大量发行，再加上《包惠僧回忆录》的问世。这三本回忆录虽然各有各的倾向，但都为解释一个历史事件提供了角度。接下来是《蒋介石年谱初稿》和随后的《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的公布。但在所有材料中最重要的还是《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没有这个材料，就没有后来对中山舰事件的新认识，这也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关于中山舰事件及相关的研究中，斯切潘诺夫的报告是引用率最高的一个基本文献。可惜这套早已成型的资料汇编，很少有研究者对它来源及版本情况详加说明。其实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回忆录中，已有多处涉及这套资料。
　　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说：
　　恰好那时在上海的英国别发书庄出版了一本英文书，那是张作霖在北京围抄俄国大使馆，没收许多共产党的秘密文件，翻译成英文发刊，作为反对国民革命军的一种宣传。里头对于三月二十日之变以前的阴谋，一点也没有记载，独至在三月二十日之后，俄国顾问团在东山开秘密会议时，那讨论和决议倒清清楚楚的有记录。当时黄埔军校的俄国顾问斯板诺夫在会议上报告三月二十的经过，说事变之前，一点也不知，但他的意见以为为求国民革命完成起见，俄国仍应利用蒋介石。就是俄国使馆给莫斯科的报告，也有同样的献议。
　　为了这事，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蒋先生。第一，说明我在武汉当时已面质过汪先生，汪先生极力否认此事，而且证以当日汪蒋相依为命的情形，汪虽至愚，也不至出此。第二，说明别发书庄有这些俄国秘件，如果汪先生和俄国顾问有谋害他的事，何至于一些痕迹也没有，至三月二十日之后俄国顾问还主张要利用他。第三、我以为在汪蒋合作时期，立夫先生不应在市党部作这种挑拨离间，和混淆视听的演说，致党又发生破裂。末后我更请他买这一本英文小册子一看，因为宋美龄夫人是懂英文的。
　　别发印书馆是近代以来在华的著名印刷机构之一，1870年由英商别发洋行创办，经理施露。如果陈公博的记忆不错，那么这套资料可能还有英文本流行。不过因为蒋介石自己对搜查俄使馆持否定态度，不可能让这样的资料大量流传。1927年4月8日，蒋介石对搜查俄使馆事件曾有专门慰问电，其中说：兹敬以最诚恳之友谊，专电奉慰贵代大使暨全体馆员。这是当时中国各政治势力中唯一发给苏俄使馆的慰问电。
　　邹鲁在《回顾录》中说：
　　后来张学良在北京搜检苏联大使馆的时候，在文件中发现一个鲍罗廷的报告，其中说汪兆铭有野心，无宗旨，可利用。共产党因此利用汪以除异己，来扩展势力，而汪则借共产党以满足自己的野心。毋怪汪、鲍胶漆相投了。
　　虽然记忆有误，但提到的大使馆秘密文件确是真实存在的。
　　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中也提到了这件事：
　　那时俄国方面也不愿和蒋先生的关系恶化，后来在北平苏俄大使馆的文件中，发现当时俄顾问受莫斯科的责备，称他们轻举妄动。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北伐成功对俄国只有好处，虽然我们革命是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社会主义，相当接近，对反对帝国主义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当时可以互相获益。
　　因为不是常见的资料，所以这些重要人物在写回忆录时都没有去查阅，但他们提到的事实，大体不错，解释虽有不同，但关于俄使馆的秘密文件的基本事实是真实的。对这一基本材料的使用，涉及对前辈学术工作的尊重和评价问题，所以虽是小事，但应特别引起特别注意。
　　2004年5月20日于太原（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