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光谦：以坚强的国家意志应对新挑战

　　
　　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对中日两国历史命运乃至亚太战略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一场战争。今天，痛定思痛，认真总结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教训：甲午之败败于“精神贫弱”
　　在甲午战争中，清军一败涂地，显然不是器不如人。我们通常讲，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贫积弱”。这个“贫”和“弱”不仅是物质力量的“贫”和“弱”，更加致命的是精神上的“贫困”和“衰弱”。甲午之败是整个社会精神颓废、政权腐败、军队庸劣、国家意志萎靡的必然反映。
　　首先，内耗不已，国无统一意志。
　　清朝后期虽仍维持着一个庞大王朝，但内部早已四分五裂。特别是最高统治集团权斗不止，公开分裂为所谓“帝党”和“后党”两大政治势力。无论是“主战”还是“主和”，都不是着眼于民族大义和国家最高利益，而是作为牵制对手、巩固权力的手段。即使国难当头，也仍在“窝里斗”。在此政治格局下，甲午未战先败的结局其实早已注定。
　　在兴办洋务过程中形成的洋务集团，更是具有浓厚的封建割据性。他们将各自军队和军事工业作为本集团私产，拥兵自重，相互倾轧。正如梁启超所说，甲午战争中“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军队、地方势力各怀鬼胎，自成体系，国家再大，也只能是一盘散沙，不可能集中国家意志，不可能制定连贯的作战方针，不可能统一调配资源，不可能协调各方面力量。
　　其次，苟且偷安，不以倭人为意。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根源。对此，清廷竟茫然无知。当日本倾全国之力，试图以“国运相搏”，战争危机迫在眉睫时，清廷却依旧沉醉于“天朝大国”的迷梦，既对日本军国主义必然扩张的本质缺乏清醒认识，又对日本疯狂扩军备战的动向缺乏警惕。
　　关于进军朝鲜，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坦承：“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然而，李鸿章却依然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指示在朝陆军“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
　　第三，崇洋媚外，幻想列强调停。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一齐扑向中国。尽管它们之间常为分噬猎物相互厮杀，但在扩大对华侵略、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只要不危及各自的既得利益，它们宁愿看到有人打头阵，其他列强可以跟着“利益均沾”，多分一杯羹，绝不可能为中国利益而“拔刀相助”。但鬼迷心窍的清廷竟然连这个浅显的道理都不懂。
　　当战争危机到来时，清廷手足无措，首先想到的不是怎么自强自卫，而是乞求列强“主持公理”，幻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制止日本。然而，并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愿意出手。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对此评论：“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梁启超则说：“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可谓一语中的。
　　第四，政权买办化，与敌暗通款曲。
　　从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祖宗基业”，有时还能全力投入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但是，清廷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惊人的妥协性和软弱性，这不是一般封建统治的腐朽性所能完全解释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它的买办性。
　　洋务运动虽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但它从一开始就始终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半殖民地化，使中国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迅速买办化，形成一批为外国侵略势力服务、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买办官僚集团。他们早已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代理人，与洋人暗通款曲，内外呼应。甲午战争前，日本曾向中国订购大米和煤炭。然而，当日军打上门来，部下建议停止供货时，李鸿章竟以“订货在失和之先”为由，命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
　　第五，军队腐败，怯懦避战纵寇。
　　腐败政权治下的军队必然是一支腐败的军队。多而杂的清军虽有百万之众，却无一支以捍卫国家利益为己任。八旗军进关后骄奢淫逸，腐化堕落，早已失去当年骁勇善战的锐气。绿营兵专以对内镇压民众反抗为职事。在镇压太平军中起家的淮军、湘军等更是“兵为将有”，只效忠主子，不知何为国家。用国外大型先进战舰武装起来的北洋海军，同样是操练废弛、贪污腐化、精神萎靡。这样一支队伍，不可能把心思放在军队建设上。整个甲午战争海、陆几十次战役，中国军队溃不成军，竟没有打过一个胜仗，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舰。“来远”舰大副张哲荣在甲午战后痛陈：“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故一旦兵兴，同无把握。虽职事所司，未谙款窍，临敌贻误自多。”
　　
　　现实启迪：警惕日本重做“军国残梦”
　　120年过去了，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早已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新中国已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甚至“回光返照”，将矛头直指中国。值此之际，我们应当注意如下方面：
　　首先，认清日本军国主义的顽固性与反动本质。
　　日本军国主义从甲午战争开始的军事扩张在二战中到达顶点，并遭到彻底失败。但在急于开展冷战的美国的庇护下，对日战后处理半途而废，这使得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得到应有清算，滋生日本军国主义的要素和土壤并未根除。
　　今天的日本与甲午战争前夕、特别是二战前夕的日本惊人相似。面对经济低迷、政治动荡、人心浮动的困局，日本有人本能地做起邪恶的军国梦，驱使日本沿着政治右倾化、外交军事化、内阁战争化的道路“暴走”。对日本当前的这种极其危险的动向，我们必须有足够预判和充分准备，切不可重犯当年“不以倭人为意”的战略错误。
　　其次，日本军国主义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不可回避的现实挑战。
　　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力扩张历来都以中国为主要对象，这是由其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基本战略诉求决定的。美国战略东移，剑指中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政府立刻借美国东移“神风”，策划建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特设针对中国的“安保”部门，重点加强针对中国的战争筹划；强行出台《特定秘密保护法》，效法战前“军部”，为隐匿事实真相和秘密进行战争决策提供法律掩护；接连推出《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法案，明确将中国列为主要威胁和作战对象；大幅增加军费，加紧组建针对中国钓鱼岛的夺岛部队，加紧进行作战部署等。走向军国主义的日本是亚太地区的麻烦制造者、现状改变者，是亚太地区战争危机的主要策源地，也是中国国家安全不能不正视的严峻现实挑战。
　　第三，我们要排除利益集团干扰，凝聚党心、军心、民心。
　　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我们绝不能学宋襄公，绝不能被仁义道德迷住我们的眼睛，绝不能为某些媚日利益集团所蒙骗与绑架。决不要让那些所谓“要换位思考”、“日本诉求可以理解”、“不要揪住日本历史问题不放”、“让现在的日本受制于战后体制不公平”等自欺欺人的说辞扰乱视线。要认真总结近代历史上社会分裂、汉奸作乱、内耗不已、一盘散沙的惨痛教训；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要纯洁队伍，修明政治，统一全民意志；要增强全民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砥砺战斗意志。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以现有国力军力，足以应对任何复杂局面。
　　第四，我们要建立维护国际正义、制止日本再军国化的国际统一战线。
　　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不仅是对中国的挑衅，也是对亚洲国家的挑衅、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我们要向全世界彻底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反人类的法西斯战争罪行，唤起人们对日本军国主义残暴行径的记忆。要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结成广泛的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国际统一战线。以各国民众听得懂的语言，介绍历史真相，形成唾弃日本军国主义的国际舆论氛围，构筑维护国际正义的思想基础。
　　要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成立重新审议对日战后处理事务的特别工作小组，就贯彻落实《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确立的对日战后处理原则未竞事宜进行审议，将图谋翻案的日本再次送上被告席。
　　在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中美应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要让美国明白中国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意志与决心。要让美国认识到对日姑息养奸、战略纵容，最终将祸及自身。事实上，日本政要已公开谈论美国对日核袭击和全面轰炸日本本土的“罪行”。奉劝美国不要自作聪明，以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最后，我们要以积极的作为，有效维护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要全面调整对日政策思路，以坚定的国家意志，统筹战略全局，统领各种战略力量，统一调动一切战略资源，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随时准备以雷霆之势，坚决粉碎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切实做好应对战争偷袭和不测事件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统筹四海，突出东海，建立对日压倒性的战略优势。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日本战略空间狭小，战略资源奇缺，经济结构脆弱，就不会轻举妄动。恰恰相反，进行战争偷袭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伎俩。历史上，日本制造“高升”号事件，发动甲午战争；突袭旅顺俄舰，发动日俄战争；自导自演“柳条湖事件”，侵占中国东北；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等等，无不如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历史经验。
　　在历史上，日本先后发动甲午战争和全面侵华战争，两次冲击中华民族发展的机遇期。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日本右翼势力如果不识时务，幻想再演历史故事，那么等待其的只能是军国主义余孽被彻底铲除。日本军国残梦的最后破灭，将是中华民族在本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奠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