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杰：中日海军战略差异决定甲午战局

　　
　　甲午战争使曾号称“亚洲第一”的中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后起之秀的日本海军却大获全胜。究其原因，海军战略及海上作战是决定这场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关键。在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海军选择的是攻势战略，中国海军采取的是守势战略，而且是消极的近岸防守。两国不同的海军战略选择，制约着海军战略目标的确定、海军战略力量的发展、海军战略方针的采取、海军战略手段的使用，导致两个背景相似的东亚国家30余年平行竞赛后迥然不同的战争结局。
　　
　　在“为什么建设海军”上不同
　　晚清政府筹办海防和创建海军的主要目的是“自强”、“御侮”、“欲与洋人争衡”，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按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说法，办海军可以“保和平，守疆土”，而且“可上岸击贼”。由此可以概括海军的主要使命：一是抵御侵略，保卫海疆；二是镇压国内反抗，维护统治秩序；三是执行清政府海外政治使命，保卫藩属国和旅居海外的华侨。但遗憾的是，清政府筹办海防，建立和发展海军，缺乏一个全局性的明确的海军战略目标，缺少跻身世界海军大国和强国的长远考虑，也缺少关于海军使命任务的明确具体的顶层设计。
　　日本则不同，从明治维新开始，就一直有较明确远大的海军战略目标。1868年，明治天皇登基伊始，即开始推行“武国”方针，确立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为基本国策。他发表所谓《天皇御笔信》，宣称“日本乃万国之本”，须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负责海陆军事务的军务官向天皇上奏折说：“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对此，天皇谕令：“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该从速奠定基础。”1870年，日本兵部省向太政官提出了“迅速建设海军”的基本原则，确立了“耀皇威于海外”的海军战略目标，规划了“20年内拥有大小军舰200艘、常备军25000人”的海军建设目标，奠定了日本海军战略的基础。日本政府赋予海军的历史使命，就是充当“大陆政策”的工具，“守护主权线”，“保护和扩大利益线”，争做“东洋盟主”，打破亚太地区旧有的“华夷秩序”，为其称霸亚太地区进而称霸世界开辟道路。
　　
　　在“建设什么样的海军”上不同
　　围绕建设什么样的海军，即海军建设目标问题，中日两国的差异在于是否坚持不懈地为建设一支具有“亚洲第一”作战能力的近代化海军而奋斗。
　　晚清政府不仅缺乏明确的海军建设目标，而且没有坚持不懈地建设海军。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时，拥有2000吨级以上的战舰7艘，共2。7万多吨，是日本的近2倍。但是，此时北洋海军只是一支“跛足舰队”，舰船编制数量按实战的要求远远不足。更重要的是，北洋海军成军后再未添置一艘军舰。究其原因：一是虚骄心态使当权者稍有所成便固步自封；二是清廷上下勾心斗角，未能倾举国之力于海军建设；三是清廷挪用海军经费为慈禧修建颐和园和三海工程。
　　与晚清政府形成对比，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初期就明确了海军建设目标。1870年，日本兵部省向太政官呈交的海军建设“建议书”中明确指出，“需要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且要超过英国”，从而确立了赶超当时世界最强大海军的宏伟建设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尽管条件有限，仍坚持不懈地举全国之力建设海军。为此，日本政府将酿造业、烟草业税收用作海陆军军费，发行海军公债，皇室节衣缩食，贵族和富豪也纷纷解囊。在甲午战前的6年间，日本平均每年增添新舰2艘。至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已有各型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合计55艘。还有6艘军舰及2艘鱼雷艇正在建造中。同时，日本海军不断改良舰艇装备，使用了“山内速射炮”、“保式14英寸鱼雷”、“LBS测距仪”、“下濑火药”等一批新装备。日本海军在舰艇吨位、船速、炮速及新装备等方面迅速赶超了中国北洋海军。
　　
　　在“怎样建设海军”上不同
　　近代化海军建设的主要特点在于：具备先进的机械化武器装备、科学的近代军事教育体系、先进的相互联络手段和后勤保障设施、统一的兵力建设和组织指挥等。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日本海军建设对此均予以重视，晚清海军建设却只注意到前三个方面，忽视了第四个方面，始终不能将海军置于统一建设和统一指挥中，这也是中日海军建设的主要差别所在。
　　1874年，清廷第一次海防大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怎样组建海军，是划洋而建，还是统一组建。讨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丁日昌的“三洋水师”设想和左宗棠的统一海军主张。尽管丁氏的设计蓝图对于后来划洋而成的晚清海军布局起了很大的促成作用，但是丁氏的主张基本上是从旧式外海水师分省布防中演化而来的，尚未摆脱传统水师划疆而守的消极防御观念，带有很大局限性：
　　其一，分洋建军不适合海军这一新军种的特性。海军是伴随着近代西方列强的扩张和争霸而发展起来的，其战略特性为进攻性，战术特性为机动性，编制特性为集团性。统一编制、统一指挥更便于发挥海军的特性和优势，更适应积极防御或攻势战略的要求，更有利于海军从近岸到近海以至远海的发展。
　　其二，分洋建军使清廷难以统一调度“四洋”舰队，形成合力优势。在黄海海战后的危急时刻，北洋几次请调南洋各舰北上助战，皆被托辞拒绝。难怪李鸿章说，这场战争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
　　其三，分洋建军导致海陆军难以联合作战。由于分区建军使清朝的海、陆军分属不同的指挥系统，以致在甲午战争中不能协同作战。
　　相比之下，日本海军的领导体制更为集中统一。日本海军在编制上原本也分属于沿海各镇守府，但同时在中央又设有统管海军的海军省，后来还增设专管军令权的海军军令部。甲午战争前夕，日本为集中使用兵力，形成局部优势，进一步强化了统一指挥。为此采取了两方面措施：一是新上任的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对日本舰队进行整编，将主要战舰编入常备舰队，将警备舰队改为西海舰队，又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海上攻势战略的需要，将联合舰队再次改编，共辖本队和三个游击队。二是成立了直属天皇的战时大本营，作为海陆军的最高指挥机构，统筹和协调有关战争的重要事宜。大本营还制定了统筹海陆军战略意图和行动的全面作战计划，即所谓“作战大方针”。在战争过程中，大本营做到了及时把握前线军情，实施了不间断的集中统一指挥，保证了军队的顺利推进。
　　
　　在“如何运用海军”上不同
　　如何运用海军，其实即海军战略方针，是指导海上战争准备与实施的行动纲领。海军作战指导方针的理论核心实质上是制海权问题，而能否夺取制海权，取决于能否采取攻势。甲午战争中，日方运用的是积极的海上进攻战略方针，中方采取的是消极的近岸防御战略方针。战略方针的不同决定了制海权的归属，进而也决定了战争胜负的归属。
　　晚清政府对夺取制海权的重要意义缺乏深刻认识。包括北洋大臣李鸿章所设想的海军战略只是建立在“守”字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即专“防敌兵沿海登岸”，实际上仍未跳出纯海岸守口主义的窠臼。消极的“保船”思想成为海军作战的指导方针。在此情况下，根本谈不上夺取制海权了。
　　日本在大力发展海军的同时，对制海权的认识也有争议的过程。在挑起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参谋本部以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中将为代表的“陆军万能”论者轻视海军的作用及制海权的重要性。最先提出海权问题的是海军省主事山本权兵卫，他在列席内阁会议时，反驳“陆军万能”论，并提出夺取制海权的“海军所应取之方略”。其建议受到日本首脑的高度重视。参谋本部据此制定了所谓“作战大方针”：第一，如海战大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北京；第二，如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舰队维护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从事陆军增遣队的运输工作；第三，如舰队受挫，制海权归于中国，陆军则全部撤离朝鲜，海军守卫沿海。以争取实现第一项为基本战略方针。整个“作战大方针”表明，决定这场战争命运的关键，首先取决于海军作战的胜负和制海权之争夺。
　　甲午战争尚未打起来，仅从双方战略方针的制定来看，胜负似乎已见分晓了。
　　
　　多重原因造成战略差异
　　军事战略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同的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地缘环境、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基本国策、军事思想和海洋观念等诸多社会历史因素，造成了中日海军战略发展中的历史差异。
　　例如，忽视军事理论的研究、缺乏先进军事理论的指导，是晚清海军军事战略落后，乃至甲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师夷”是被列强侵略逼出来的，不是自觉的。清朝当权者只想学习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未想学习西方的制度和理论，包括先进军事理论。甲午战争前后，美国海军战略理论家马汉的制海权理论已风靡欧美及日本，而清朝统治者却不知马汉为何人、海权论为何物。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后，在“文明开化”国策引导下，日本在大力发展海军的同时，注重学习和借鉴西方尤其是英美的海战理论。特别是马汉的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于1890年出版后很快被日本译出，对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日本以马汉的海权学说为指导，结合日本的国情军情和海战实践，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制海权理论及海军战略。
　　甲午一战，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却可以为当今中国海军战略发展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是必须坚持不懈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不断提高海军以“打赢”能力为核心的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二是必须建设一支积极防御的海军，根据海军使命任务和军事能力的发展，适时调整海军战略。
　　三是必须建设一支“创新型”海军，根据建设信息化海军、打赢信息化海战的目标，加快推进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四是必须建设一支先进理论武装的海军，根据时代要求、紧贴历史使命，积极推进海军战略理论创新发展。
　　五是必须建设一支时刻准备打仗的海军，根据周边环境和海上安全形势的变化，不断深化强化军事斗争准备。（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