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多重视角下的土地改革运动

　　本篇是我与弟子刘洋合作的文章。
　　事起于2005年，北京的一群社会学家就中国农村变革，打算合作写作一个系列的文章，在法国的年鉴学派杂志发表。于是第一篇也是最难的土地改革就“让”给了我。
　　在我看来，最新一轮对土地改革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随着当代土地问题的出现，又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关注。本文借助一个村庄的土改画面，说明中共在运动中如何步步深入，步步扩大，终至铲除农村上层，完成基层“扁平重组”的过程；也说明抛弃传统观念和道义原则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包括生产的下降（这就涉及对土改后“黄金时代”的评价）。而这一切，与日后的集体化和人民公社运动都有着密切的关联，表明土地改革的性质，决不仅仅是消灭“封建制度”的“新民主主义”，而是一场有着更为深刻含义的政治运动。土地问题是民国年间社会史论战中的一大问题，但是，土地两次平分之后（一土地改革，一包产到户，目前正是分配最“平均”的时候），“三农问题”是否真的得到了解决？土地，是不是今天农村问题的“关键”？土地改革的意义何在？也许，都可以从这里得到一些启发。
　　本篇英文本发表于法国的《TUDESRURALES》，179期，2007。8；中文本发表于《二十一世纪》2009年二月号。其后有所增补。
　　他们并不了解自己正在创造的历史或者影响他们的所有力量。我们却没有这样的借口。2
　　你要问我土改中的事吗？我不能告诉你，你永远也不要知道。3
　　在对大陆当代农村变革的研究中，将土地改革放在首位，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土地改革是中共进入农村之始，它开启了其后一系列的重大变故。如果能把这一大段历史从当初的分田分地到后来的包产到户予以贯通，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农村变革是以土地改革为始终。过去把土地改革说成“新民主主义”的性质，显然是“小看”它了；也可以说是“割裂历史”的一种表现。
　　在大陆，土地改革重新提起人们的重视，大约是始于1990年代初期。以杜润生为首的一个研究小组回顾了40年来的农村变革历史；对于土地改革的目的，在传统的两个解释层面之外（即解放生产力和动员农民参战支前），提出了第三个解释，即“重组基层”。4继起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师生的口述调查项目，把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层次，和把它带入社会学的领域，其关注点则是所谓“诉苦”，即从“翻身农民”的角度契入土改运动的研究。5相对于此，近来出现了从“倒霉者”角度来重新考察土改的新的取向。6另一方面，随着对当前土地问题的日益重视，人们日益认识到，土地改革并不是一个陈旧的往事，当代研究也需要一定的历史纵深。土地改革研究遂受到更大的关注。
　　但在这样一个短篇中，我们究竟应回答怎样一些问题，和选择什么角度切入？换句话说，土地改革最大最突出也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可能就是：土改运动为什么要搞得那么极端了。我认为，不从诸如此类的“大处”着眼，无数的具体问题将无法解释，“地方史”纵然深入，也易于走入偏锋。具体说来，在这大段的历史进程之中，可能也存在着深刻的逻辑关系。其中既有大的，也有小的逻辑层面。我们所要作的，就是藉此把问题一步步展开。
　　“政策界线”的不断变更
　　中共公开宣传的土地改革目标，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阶级”，实现“耕者有其田”。
　　对此有学者提出，所谓“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地主与农民间的矛盾，并且中国也没有那么多的地主。7根据民国年间的多次调查，可以发现地主占有土地不到总数的40，其中四分之一属于“公田”（如学校田、寺庙田、宗族田），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地主所有”。而在华北，地主比例就更小了，甚至有的村子里就没有地主。据说农民最穷的也有三两亩地，完全没土地的不过百分之一二。8
　　近年还有研究表明，农民很少提出不交租的说法，但他们修改了地租制度，即少交一部分地租。在清代，地租实收率大约只有租额的80上下，相当于亩产量的30，远没有过去所说的50那么多。9
　　除了不认为地租是什么“剥削”以外，在农民头脑里，还可能存在一些障碍，如认为土地本来是人家的（不管是辛辛苦苦挣来的，还是祖上传下来的），10怎能白拿过来（这不成了抢吗）？11与此相关，许多农民相信命运，主张逆来顺受，12而不具备“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一本关于传统农村有名的社会学著作中曾经写道：
　　（山东）台头村没有固定的社会阶层，也没有大地主。这原因就是因为存在兴衰继替的家庭周期，几十年就循环一次。需要钱时，就抵押土地。所以没有哪个家庭会认为自己与别人有什么根本区别。他们重视的不是一时的财产多少。主佃之间也不存在所谓佃户和地主那种关系。13
　　本文依托的调查点赤峰市乾村，是一个以山东移民为主的村落。14土改时第一批入党的戴玉堂（后评为中农）说：
　　“你说那个地富，就是你不斗争他，他也超不过三辈，到他孙子就穷了。他怎么富的呢，追追他的根，百分之九十八，都是艰苦奋斗。做大官那样的，全国也不上去几百个。这营子的地主富农，就没有一个是巧来的。就说老戴家，他们老哥四个，都扛活，赶后尾都成地主富农了”15
　　这些观念问题如若不能解决，土地改革就无法顺利展开：例如斗争对象也许不承认他是什么“地主”；16即是分田分房，也可能偷偷给送回去。17
　　一般人多不容易接受这一套阶级观念，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不仅基层干部、普通农民对成份标准的掌握会出偏差，就是一些小地主、富农对自己究竟属于哪个阶级也心中无数。18所有这些人，恐怕都要等到共产党来了以后，（由上至下和由外及内地）为他灌输一套阶级观念，和给他评定阶级。
　　在土改运动中，这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这时，党就显出了它的深谋远虑和对策略的特别讲求。显然，他们是有备而来。19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占领赤峰。通过开会，村民们开始学习“剥削”、“阶级”等新名词。乾村老农民戴玉堂说：
　　“共产党一解放，土地改革，那就宣传啦，说是封建社会，就是不平等，不光满洲国，多年来就是不平等的。那阵就讲阶级立场，穷的呢给富的扛活，当长工打短工。这就是不合理，剥削行为。”20
　　“说服”农民的办法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可能就是“开会”，它是每个村庄都少不了的，也贯穿了运动始终。正是通过这样那样的交谈、讨论，人们的观点被改变了。同时，开会成为一种权利，如果不能参加，就意味着被排斥，被划到了敌对的一方，以致每一个人都无可躲避、自外于运动。于是被动者变成了主动者，个体变为群体，少数集聚为多数。21
　　中农戴玉坤对新政权的这些宣传产生过一些怀疑，但他无法抵御那反复一律的说教：
　　“这些词，整天的念叨啊，开这些会我不都参加了吗？我不还学点吗。”“那时候那个想法吧，就寻思，地主是真正的（地主）么？有那个地主么？你赶等一开始的时候，甭管你是不是。那时候就有点乱套了，估量着你差不多有碗饭吃就想抓着你，反正把你拉净了，那时候就是那样啊。”22
　　实际上，乾村的所谓“地主”拥有土地十分有限。戴玉堂说：
　　“要比较那口里的那样大的，又有势力的大地主我们这儿是没有。反正他就是雇长活，雇月工，有个一百来亩地，弄四五十担粮食。”23
　　戴玉坤是个进步青年。但旋即开始的运动已“容不得他多想”。出乎意料，在这个既没有“汉奸”，也没有“大地主”的小村子里，他竟被列入第一批打击对象。
　　在乾村虽没有大地主，但邻村有一个丁姓的满洲国大官，是个大地主，是在第一次“解放”后，在“反奸除霸”运动中以“汉奸”的罪名被镇压的：
　　“这一解放吧，就是抓汉奸、卖国贼。不是还没划成分呢么，就是些有钱的。最大的卖国贼、汉奸、恶霸，枪决一部分，赶是一般的小地主吧，没多大事，就减租减息。”24
　　在华北许多地方，一开始“地主”都是以“汉奸”的罪名被清算的。例如在《苦菜花》里，山东昆嵛山区的大地主王唯一及堂弟柬芝就被说成了汉奸。当追踪到他们的“原型”时，当地老乡回忆说：
　　“那家地主本来姓冯，冯柬芝有文化，曾经留学日本，而且是个很不错的人，在我们这一带也算是个人物。共产党本来是想利用他的，但他一直瞧不起共产党，土枪土炮的，42年日军来了以后，没办法才把他枪毙的。可是他并没有投降日军，只是参加了国民党。冯唯一是53年镇压反革命才枪毙的。”25
　　也许就因为同样的道理，以后新区土地改革都把“清匪反霸”当作了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在传统观念里，那些“汉奸”、“匪”、“霸”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现在把他们和“地主”连在一起，后者也就担上了臭名，被抹了黑；连带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合法性观念和是非标准，也置于一个被质疑的地位。
　　近年有学者指出，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从土改到文化革命，农村阶级斗争的表达性建构越来越脱离客观实践，两者的不一致强烈影响了共产党的选择和行动。26
　　若是换一种观点来看，群体心理其实就不区分现实与非现实的，也无所谓什么“真”、“假”之分。27斗争对象从“土豪劣绅”扩大到“中小地主”，没有地主也要找出地主，这并非偶然，也许并不是什么“表达差异”，或思想认识上的什么“误差”，而是背后的更深层的逻辑关系，影响了人们的选择和行动。它是按照愿望，而不是真实情况思考问题的，也非简单依靠“说服”（不但依赖明确的指示，还有各种“暗示”的作用）。不但地主与汉奸，地主与恶霸，都可以等同起来。这种艺术的运用或许在“诉苦斗争”和“革命文艺”中有最好的表现。尽管关于革命如何在精神上“征服”群众，通过哪些技巧来达到目的，相信它是有完整的一套，深思熟虑、几无遗漏，而且无须谁教给谁，并不属于我们打算探讨的范围。
　　乾村与戴玉坤一起被抓的有三个人。一个戴玉宗，是个学生，家里有一百多亩地，雇三个长活，被评为地主；一个徐殿卿，是买卖人，既没有钱、也没有多少地：
　　“赶后来到北洼子（行政村），呆了四天。把邻村的地主黎祥（破烂地主，写有抄家帐）、张春（不够个中农，带国民党抓人）崩了，第二天就把我们三个弄回营子来，斗争。大车往外拉东西，轰隆轰隆地拉粮食，拉草，有啥拉啥，锅碗盆都给你拉走了，啥都不给你留。”28
　　这反过来更促进了斗争的扩大化。因为害怕“二茬斗争”，戴玉坤被吓得逃跑了。之后，一些本不该斗的中农贫农相继受到冲击：
　　“就问他富农也好地主也好，问他是不是，只要大家伙评了他，他这就是地主。不是地主富农就是地主富农了。矬子里拔大个啊，那都得一等一等选，赶等斗争大发劲了，就不选了，看谁不大离就拾掇了。工作组再不来啊，还得接着斗。还有那个比赤贫农强一点的呢，你好一点，当不住就摊上。”29
　　矬子里拔大个，这也正是戴玉坤之所以挨斗的理由。
　　乾村的情况，反映出土改中并没有坚持所谓阶级路线。42户人家中，就有18个成了“斗争户”，占到全村人口的40以上，这远远超出了党的规定：新解放区土地改革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百分之八”。30在赤峰全县，地主富农的数量已达到16，这还不包括其他打击对象在内。在其他一些地区如晋绥、太行等，地富也普遍划到20以上（凡这种地方多“错订”了一半以上）。据说，东北受打击者占人口25，有的更高，达到40～45。31对此的解释是：
　　“斗争要深入，打击面要扩大”。32
　　“他不这么闹腾，他发动不起来”。33
　　在乾村18个“斗争户”里，有地主4户，富农6户，中农和贫农8户。当地这些“地主”都是只雇工，而没有出租土地，按政策严格说来，应划为富农，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不仅在内蒙，还有在东北的辽阔土地上，大多是这样的富农或“经营地主”，都被当作了“封建经济”，一律清算了。34
　　在乾村的邻村，还有只有一、两亩地的地主，也被清算。35笔者曾经问一位参加过察哈尔土改的老干部：“占有和出租多少土地才算地主？”回答：“只要出租土地！”“一亩地也算？”“一亩也算。”36
　　乾村的富农实际只能被算作中农（戴玉坤即是其一，
　　后被改正）。在任何一个乡村中农都占很大比重，韩丁写道，严重的是许多中农也受到了地主富农同样的对待。37它终于“造成乡村中的普遍恐慌”。38开始认识到共产党“厉害”的戴玉坤说：
　　“恐怖那就是他随时随地就抓人，那时候就都害怕了。”“头一次没抓人啊，二次解放来抓的人，才知道共产党历害了”，“谁也不知谁摊上”。39
　　戴玉堂也说：
　　“那时候都不知道谁挨斗，那真危险。”“哎，那都提心吊胆的，家有点啥么，有一个车，有几个牲口，有时候雇短工了，那有点啥。那都害怕，那一歪歪嘴就完。”40
　　档案记载说：“很多人不管是中农、或贫雇农，只要稍微有口饭吃的，就非常害怕，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挨揍”。这在赤峰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
　　口号是“瘦中抽肥，羊群里找大个”、“斗了大户斗小户，斗了小户斗干部”。
　　“有包就铲，有凹就平”；“一切都平”，“家家平”、“样样平”；“‘有’就铲”。
　　地主富农害怕，中农也跟着害怕。
　　不止中农，连有口饭吃的贫雇农也非常害怕。因为中农的粮食铲的差不多了，就轮到自己头上呢！41
　　即便是“翻身”的贫农也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贫农”这个身份并不能保障他们平安无事。戴玉坤说：
　　“没钱的穷的是破烂地主，整你！你没钱我不要你钱我整你人。你就是穷八辈你嘴不老实，你是坏分子，给你扣帽子，一样整你。”42
　　打人在土改中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据档案记载，虽然领导上多次提出：打人要少，不要乱打乱拖。但很难为干部接受，亦未贯彻。干部中左倾情绪甚为浓厚，认为吊、打、拖、烙是斗争地主，进行“挖浮”（浮财）的唯一手段。结果，在赤峰，每斗必打，以打或毒打为佳：
　　吊人很普遍，甚至还有什么冻、烫、烙、拖的现象，成了一种“风气”、“规矩”，“有斗必打”，不打总觉斗争没劲。
　　拖人的时候，把其他地主富农都押到外面看着。结果这些人嚇得丢了魂一样。有的当场就说我可坦白啊。43
　　体罚并不是出于本地农民的意愿。因为“本营子拉不下脸来”，常常需要外村积极分子来参予斗争。乾村村民们相处比较融洽，他们对被斗户暗中保护，或虚张声势，蒙蔽外来干部。戴玉坤逃跑后，他的老婆被拖，“那时这营子老百姓都出来看。有一些老头老婆就拽着，没拖。赶斗争戴玉宗（早先抓的三人之一），在高粱地，顺着垄沟拖，穿着棉裤棉袄，也没真拖。赶打了，弄个毡子搁炕上，啪啪地打毡子。‘哎吆，哎吆’，实际没打人。”土改积极分子王瑞华说：
　　烙（富农）戴玉祥老婆（顶数她烫的厉害，被“烙个腰带”），打（贫农）徐俭家的（“扒了光腚打”），在跟前我全掉了泪了。那是真打吗，那是假打，那个傅区长（延安干部）在外边啦，背着手听着。弄着可似打呢，实际他打着凳子呢。44
　　当然，也有“真打真吊”的，烙，也死过人。当地群众反映说：八路军来了比满洲国杀的多（虽然竟杀的坏人，好人没杀一个）；对地富，赤西大部地区一律扫地出门。45据了解，当年在一些地方（如太行老区）差不多把地主都杀光了。46据估计，土改过程中约有300～500万人丧生，他们大多数是中小规模的地主，大多数是被活活打死。47
　　这些做法的目的之一是起一种“震慑”作用，48似乎非如此就不能破除各种旧有的合法性观念。它突显出，这场运动的一切（无论是开会、诉苦），都并非单凭“说理”，而是以武力和暴力恐怖为后盾。49
　　革命的对象，原本是一个“制度”，现在却变成一批个人；原来是“土豪劣绅”、“大地主”，也演变为村村非有不可的“土老财”；而且先验地确定一个高比例（10）、数达三千六百万的人口为“敌”（当时全国农村人口估计为三亿六千万），也为中国传统所无。它终于越过了一般地主，而指向了一个社会阶层。
　　过去接触过一些太行区的老干部，讲起始终不明白当地土改时，为何要把几个小学教员从城里叫回村来，一律打死？后来我才了解到，在“恶霸”之外，还有所谓“善霸”、“不霸”，如南方新区的一些小学校长、医生等。《苦菜花》的“原型”冯柬芝就有几分近似于一个“善霸”，所以被枪毙了：
　　“那个时候，不留那个大头头！那阵很好样的，不留。唉，穷人都救济，过年都给钱。啊，我那阵还使他五块钱，噢，满街满疃都救济。（他的死）满疃的人都不割舍，谁割舍？”50
　　乾村的徐恩因“说破坏话”被抓起来。民兵队长王凤仪说：
　　“我抓他，只为他为这么一句话，哎，‘操他妈的，你看那几个种，借着共产党的事你看胀巴的’，这样的人你不抓他，不行。就得抓他，打打他的威风，要不他给你起破坏作用，他一句话，你两天工作都做不过来。”51
　　看着挺傲、挺威风的徐恩，虽“家里没多少东西”，却被定为富农。他也许还不够称“霸”，但所有的“霸”，大约都是加上一个“地富”的名义给镇压的，有没有地、有多少地，都不重要。因为他们说话有影响力，具有一定的威望，正是一地文化传统的代表。如果说前此运动还借助了某些原有观念，至此就无须任何假借了。这终于使它达到了彻底反传统的地步。
　　过去人们想当然的以为，土改必使农村中大多数人受益，和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现在看来，这一所谓“多数”和“少数”可能就会颠倒过来，或须抛弃这一概念，也未可知。
　　通过运动，终使土地改革成为触动每个当事人身心的大革命。从某种角度来看，农民也都接受了党的说法，成了“共谋者”，不管主动被动，或受到打击与否。如戴玉坤一开始“的确也抵触”，后来再一寻思，这是一个“新社会”了，要讲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理儿，所以“听之任之”，（对退赔多少）也都不再计较。52其实，所谓“合法性”，其背后不过是个“理”字，“怕”的背后，也有一个“理”在。戴玉坤、戴玉堂也多次说到有两个“理”，就看你站在那种立场来看罢了。
　　结果，党达到了对农村社会的最大掌控。它，难道不是土地改革的最大收获？
　　内在逻辑及其效应
　　在土地改革中，问题的“根源是共同的，那就是极端主义”，韩丁说，贫苦农民带着这种极端主义打碎了一切封建枷锁，又带着它进行了平分土地运动；当时，我们思想上的最大问题就是：“为什么整个运动出了那么大的偏差？”53
　　在黄仁宇看来，“《翻身》书中最动人的一节，在叙述到参与这运动的年轻人衷心矛盾细腻之处。一方面这群众运动无异对旧社会开刀，不如此中国没有前途，另一方面大刀阔斧之下也实在没有个人内在的公平。读者可以就此了解革命之真意义。我们学历史的人，只因为这种行动不可逆转，也不能再来，才大胆的指出它在历史上的长期的合理性。”；“中国近代史初看起来混乱糊涂，黑白颠倒。可是仔细追究起来大部分责任仍在读历史的人和写历史的人之身上。要是我们都放宽眼光，胆敢承认历史中之粗线条的现实，读之令人心悸的现实和人所不敢沾手的现实（实际上也是最后无可规避的事实），”54也只有这样才能有一个反思，达致更为透彻的认识和理论修订，否则恐怕也不可能。55
　　问题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和平土改”？
　　事实上，中共曾几次提出实行“和平土改”的主张，如1946年曾为此征询党内意见（并在陕甘宁试行）；1950年“由于战争已经结束，关起门来办事的时期已经过去”，打算进行比较温和的土改，但都未能如愿。56这道理是什么呢？除了上述当事人的具体解释及“小逻辑”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大道理”？
　　土改的目地，最初的说法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但是土地改革的这种作用，一时间却难以看清，有时还不难发现相反的例证。如各地都有经验表明，土改后的头一二年，生产往往出现下降。57
　　另一方面，不管平分土地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怎样的作用，它却不是当时革命的中心工作；对于中共来说，此刻的任务就是一个武装夺取政权。在这种情况之下，土改成为一种政治性的为武装斗争服务的手段，也就无足奇怪。尽管不免于“政治土改”之讥，“参战支前”作为前一说法的补充，日益得到重视。近日还有学者强调，“如果仅仅为了以解决土地问题而争取农民的支持，那么大可不必采用那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过分暴烈的手段，完全可以也应该采取减少震荡的和平方式。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土改主要是一种战争动员，分配土地只是动员的手段之一，或者说动员的借口，一旦实现了占有区域的战争动员，土改运动随之停止”。58
　　不过，土改在战争动员中的作用真的有那么大吗？例如，1948年毛泽东指示中原“新解放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59其核心就是“反奸除霸”和“减租减息”，而不是土地改革，并据此取得了以后战争的胜利。可见这一解释仍是不充分的。为此，也可以说土地改革在“解放生产力”和“参战支前”两个目标之外，还有一个过去一直没有说清的目的，那就是“重组基层”。
　　这点也未为当事人全部忽视，如杜润生曾提出将“发动群众整顿基层”作为土改的第一个“最基本的环节”，毛泽东也代表中央表示赞同。60针对传统中国“基层不下县”，打通（重组）基层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措施，它并非只有共产党一家在做，也并非始于土地改革，但不经过土地改革即没有如此的大变动，也不可能造成农村旧有的大破裂大涤荡（相比之下，日本侵华期间的一些做法如“大乡制”等，只是躲避了矛盾而并没有解决它）。所以说，中共的土地改革不仅是“改朝换代”，而且是“改天换地”，它不可避免的要走上“斗争土改”的道路。61
　　赤峰土地较宽，乾村每个农民分得了6亩土地。一些雇农得到了地主的房子，由于并没有斗出多少浮财，有的民兵只是“分到一个缸，再就是一个坛子，就这么两个玩意”。搜查出来的大烟、金银，则“一律交县”了。由于“咱们这块土地稀松，要多少有多少”，62分配土地并没有解决多少问题（）。63土改以后几年，赤峰的农业生产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了一场饥荒。
　　同样，在太行张庄，一些人家被当做剥削者斗了，其他光景较好的人家也怕挨斗。“割韭菜”思想迅速蔓延。相当一部分人徘徊观望，只要能生产出够全家糊口的粮食，就不再继续努力。64在太行山东麓的十里店，中农“人人自危”，担心有一天会整到自己头上。他们又把破衣烂褂穿了起来，注意在人前只吃粗粮。有的卖掉了驴子，而很少往地里施肥。“生产，不可避免地下降了”。65
　　乾村出现饥荒的原因，一是刚分到土地的农民有“变天思想”，“怕国民党来再给抢回去”，从而影响了生产；二是斗争的时候糟蹋了一部分牲畜和生产资料；三是一些新分到地的农民有着不爱劳动的习惯，或劳动技能不行，“没牲畜打不下粮食啊，穷人吧地种不好，有钱的都垮了。那一年才困难”。66档案里记载说：
　　灾荒，是“天造一半，人造一半”；其实人造的成份是比较大的。
　　“今年的年成不屈，去年翻身年过得太多了”；有人狠狠打自己的耳光，“活该、活该”。
　　依靠斗争度日的情绪直接影响了各阶层的农民的生产情绪。
　　把土改弄得和生产脱节，造成农村严重的破坏浪费现象。
　　食粮、草料一部分被破坏，大部分被浪费；对春耕都没有想起。67
　　这就自然引出了重新评价土地改革的经济成就和1950年代初期中国农业效绩的问题。
　　“消极、浪费、怠工”，是赤峰档案材料给当时农民行为所作的总结：
　　一些中农和贫雇农有东西在家，等着挨铲，一天杀猪宰羊，吃饱呆着。
　　贫雇农看到中农都挨铲了，他们想：“好好干活管啥呀！也误不了挨铲”。
　　贫农分到东西也大吃而喝；就是没人干活；“我们将来过好了也得挨斗”。
　　烟民的想法是，饿死没关系。反正共产党不叫穷人饿，他们说谁有吃谁的。
　　“从打去年春斗争一开始，我就没心肠子过日子也没有好好干活”。有的群众不敢打柴，有的中农在一起哭，“不如扎烟针刨别人去”，“扎穷了算了”。有一个上中农从前非常勤苦，从打斗争一开始，他就不干活了，“怕赶到别人家去”。68
　　在土地改革中，农民虽分得了土地，但仍是“缺这少那”（如畜力、农具、种子、资金）。即令查获了一些浮财，其分散和浪费也不可避免。打击工商业的结果更造成社会经济生活的脱节和周转困难。
　　这些，都可以视为“客观原因”，而不一定是农民的“主观意志”和“主动行为”。但狠狠打自己的耳光，说“活该、活该”；一天杀猪宰羊吃饱呆着；没人干活，不干活，不好好干活，这些主动放弃“积极性”的行为就可以算作不折不扣的“反行为”了。这对生产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尽管他们并非“有意对抗”，而不过“身不由己”而已。
　　在土改运动中有没有农民的“反行为”呢？近年来不断有同仁这样询问。69答复一直是“没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反行为”本是指集体经济时期，农民针对政府的制度规定，“反道而行”的那些行为，如“偷拿”、“瞒产私分”等（高王凌，2002，2005b）。土地改革，似乎还属于另一个历史阶段。但从以上材料看来，土改时期其实也是有着农民的“反行为”的。
　　农民的反应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土改运动造成了多重合法性的丧失。首先是在生产资料上，千百年的传统被完全打破，许多土地和大牲畜说拿就拿走了，至于新分的地又会有什么保证（果然几年以后就收回了）？在生产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富有”将可能使他沦为斗争对象，失去人身安全的保障。这样，一个逻辑导致了农民的另一个逻辑，某种“互动”就这样产生了。
　　土改以后，农民一方面害怕致富，同时也通过他们的这些行为抵制了党提出的高产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压低”了产量（“压产”，是集体经济时期农民“反行为”的主要方式之一）。看看早期那些增产合作社的记录，就可以得知两者的距离有多大了（当然它被解释为合作化优越性的结果；而所谓农民保守、落后，不肯使用新的技术，也成为一种公式化的简单说法）。
　　传统中国本是一个“非充分发展”（“发展不充分”）的经济。70中国粮食产量在1952年为3，278亿斤，恢复了往日和平状态的正常水平（但人均不如，经济作物生产上问题更大）；1955年仅增加到3，679亿斤。党期望合作化后能增产30，就是1，000亿斤粮食。71这可望而不可及的一千亿斤粮食，几乎成了它的梦魇。因此克服“生产到顶”的思想，即成为当时工作的一个重点。
　　“党给了你土地，你能不听党的话吗？”
　　这成为土改以后党的“强势话语”之最，和全部工作的杠杆。
　　为此，中共提出土改后“农村党的精力的最大部分，必须放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上去，72并做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如鼓励“发家致富”等）。但它取得的成果却是有限的：农民缺乏“积极性”仍是最大的问题。试问：如果土改以后就出现了如同日后“包产到户”头几年那样的大增产（粮产增加30，约2，000亿斤，到1984年“供过于求”，出现“卖粮难”），那还用再搞什么“合作化”吗？
　　土改以后，赤峰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大饥荒。“48年，49年，50年，那三年呢都完蛋，打一百多斤，五十来斤。都饿的，地净草”（戴玉堂）；三分之一人口断粮，三分之二只能在野菜中掺很少粮食。部分农民只能顾得奄奄的待息生命；饿的死去活来，严重痛苦。73于是，“土改”工作团改作了“春耕”工作团，提出“今年不要荒一亩地，不准有懒汉，人人都要劳动”，并立即开始了互助合作运动。当然，饥荒并不是各地普遍的现象，但在张庄和十里店，土改之后都随即开展了互助运动，却不是偶然的。
　　运动所造成的损失和浪费不仅在农业上，也破坏了工商业。这并不是“解放生产力”，而看似相反。如上所述，斗争也早已超出了“反封建”的范围，再加上“有包就铲，有凹就平”，“家家平”、“样样平”的绝对平均主义，这就决定了土地改革不可能随着战争动员而“停止”，也决定了它不仅仅是“民主主义”，而带有的强烈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在这中间存在的多重逻辑，不但规定着土改运动的命运，也规定着其后乡村革命的走向，其结果均超出了大多数当事人的想象和意料。74在如此巨大的历史性的社会变动面前，只突显出个人能力的渺小，和无由作主。75常常有人议论“历史没有目的”，其实这一目的只是很难认识罢了。人们的解释，也多是浅层次的，有如“盲人摸象”。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那些事件的“原因”，也不外乎半真半假、亦真亦幻。
　　我们也可以说，土地改革有着多重的目的：有经济上的（解放生产力说）、内战动员上的（参军参战说）、财政上的（筹集资金说）、基层建设上的（重组基层说）、农村革命上的（集体生产共同致富说），归根到底，也可以说是“动员”上的。无论如何，它埋下了一个又粗又大的根子，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以后农村情势的发展动向，而与所谓“工业化”等因素并无直接的关联。易言之，“三大改造”及其提前，是有着极为深刻和复杂的原因的。
　　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对中国农村极大的掌控能力，不但通过“暴力”，也通过“强势话语”，不但针对着“富裕阶层”，也触动了“贫苦农民”，它不会“到此为止”，也是“收不住”的（那并不符合共产党的性格特点）。稍后就会发现，自土地改革为始的这种革命逻辑，不但使中国农村导向了集体化，也导向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直到几十年后，它因动力耗散，逻辑松懈，才终于失去目标，以“地富摘帽”和“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于是发生，否则还不能够。而这一切，都“肇端”于土地改革，也“结束”于土地改革（包产到户）。
　　本文作为一项社会学上的合作研究，也许可以遵照法国同仁的意见，再引申几句：
　　自土地改革开始，在中国农村，共产党取得了一场又一场运动的胜利，但彻底铲除传统法理的同时，也遇到了空前的“道统”问题（它包括了所谓“合法性”问题，以及“公平”“公正”和“产权关系”等问题），昔日宋儒有言：
　　“天下同之，之谓大公；天下中正，之谓皇极。善为天下者必先持皇极，而致大公也；不善为天下者必先放皇极，而废大公也。”76
　　土改后数十年时间，都是“道义”之“放”、“废”的结果。几十年，一以贯之，可以说直到今天，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1本项研究是基于刘洋同学的调查和论文“征服一个村庄土地改革的口述史研究”（2004年，未刊稿）；麦港和伊莎白参予了本文的写作过程，并提出许多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2莫斯科维奇（S。Moscovici）：《群氓的时代》（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页463。
　　3一个“地主婆”对不在家儿子问起土改运动中个人遭际的回答，湖南湘中，1998年。
　　4参见高王凌：“中共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农村制度研究报告》第3号，1994。随后，这篇内部报告被北京和香港几所大学用为教材。又见http：www。bjsjs。net网上文章，2004年。
　　5参见孙立平、方慧荣等人的一系列论文，兹不赘述。
　　6参见刘洋：“征服一个村庄土地改革的口述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硕士论文，2004年。
　　7如“关中无地主论”等，参见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北京。
　　8王耕今的口述，1996，访谈者：刘小京、卢晖临。
　　9参见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农民很少提出不交租的说法，因为农民如果根本不交地租，土地租佃制度也就不复能够存在了，在他们看来，这显然不是一个“合理”的斗争目标，恐怕也不符合乡村中大多数人的利益。
　　10在太行山麓张庄：一说到土地制度本身，许多人就给搞糊涂了。认为地主的土地是合法购置或祖上传下来的，就应该交租子韩丁（W。Hinton）：《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译本，北京出版社，1980），页144；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页146：一地主说：“咱有几亩地么，又不是偷来的，又不是抢来的，还不是祖先留下的？”页157：又一个说，田地不是祖先留下的，一点一滴都是他一个人挣的；清代雍正皇帝也曾说过（《世宗实录》卷79）“直省各处富户，其为士民而殷实者，或由于祖父之积累，或由于己身之经营，操持俭约，然后能致此饶欲，此乃国家之良民也”。
　　11丁玲，页15：一个老农说：穷人“翻身总得靠自己受苦挣钱，共人家的产，就发得起财来么”？尤凤伟：《小灯》（《中篇小说选刊》2003：4，页56）：“分地？那不是抢吗？”还有一个贫农说，“俺不要不义之财”；《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14）中也提到：“老百姓也觉得这样拿人家的东西没道理”。
　　12他们相信该穷该富是命运注定的，自己是没有力量也没有权力来改变的。他们像绵羊一样驯服，像豆腐一样任人摆布，冯德英：《苦菜花》（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沈阳），页3。
　　13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页129～130。
　　14该村时属热河省，约有1300亩土地，42户人家；参见刘洋：“征服一个村庄土地改革的口述史研究”。
　　15戴玉堂（79岁，中农）访谈，2005年2月，赤峰。
　　16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北京，1998），页152：划分阶级时，不同成份的人分坐两边，一边说：“某某是地主”，另一边说：“我不是”！
　　17丁玲，页108：佃户侯忠全对命运已经投降，什么样的日子都能泰然的过下去；还说是“前生欠了他们的”，因此把分给他的地偷偷退了回去。
　　18据说江苏昆山周庄镇一个蒋姓伪乡长，“在乡里只有20多亩地，（在土改运动时）以为自己能分到他人的田地就积极要求回乡分田，结果被评上了地主”，周晓虹，页152。
　　19黄仁宇：《黄河青山》（联经出版公司，台北，2001），页338。
　　20戴玉堂、王瑞坤（89岁，中农）访谈，2003年9月，赤峰。
　　21莫斯科维奇，页239。
　　22戴玉坤（87，中农）访谈，2003年9月，赤峰。
　　23戴玉堂访谈，2003年9月，赤峰，随后我们可以发现，乾村那几个小地主并不够格；在丁玲笔下（页53），农民是区分大、小地主，普通地主和恶霸地主的，“只是，（涿鹿暖水屯的邻村）孟家沟有恶霸，咱们这里就只有地主了；连个大地主也没有。”
　　24戴玉堂访谈，2003年8月，赤峰。
　　25王琳：“《苦菜花》之‘苦’的生产”，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
　　26黄宗智（P。Huang）：“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中译本），《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原载ModernChina，21。1，1995年1月：105143）。“误差”之一表现在桑乾河畔，虽然暖水屯并不是没有更大的地主。但它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运动之初确立“斗争对象”之难。终于选上了一个只有10亩地的“汉奸”钱文贵，才打开局面。丁玲（页258）借一个老干部的口说：象这种新解放区，老百姓最恨的是恶霸汉奸狗腿，还不能一时对地主剥削有更深的认识，也看不出他们是一个阶级。所以第一步还是要拔尖。
　　27莫斯科维奇，页112。
　　28戴玉坤访谈，2005年2月，赤峰；在丁玲的笔下（页296～299，251），有着对斗争大会的生动描述：钱文贵被民兵按得跪了下去，群众猛然得势，于是又骚动起来。戴上的纸帽子把钱丑角化了，他卑微的弯着腰，曲着腿，他已经不再有权威，他成了老百姓的俘虏。一桩桩的事诉说着，有些人问急了，便站到台上来，敲着他问。底下的人便助威道：“打死他！打死他！”一伙人都冲着他打来，也不知是谁先动的手，有一个人打了，其余的便都往上抢，后面的人群够不着，便大声嚷：“拖下来打！拖下来！大家打！”几千年的深仇大恨，所有的怨苦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了；据说，孟家沟打死恶霸陈武早已经把其他地主“吓坏了”。
　　29戴玉坤访谈，2005年2月，赤峰；另一个老人说：“工作团再晚来个几天，这营子还得斗个四五户”；丁玲，页97：这一改革，要把全村都闹成穷人；页199：听说扳倒了地主扳富农，扳倒了富农扳中农。如今只有穷光蛋才好过日子；《小灯》（页54）记载了排富户时积极分子和工作队员的谈话，
　　当问到排多少富户时，答：“有多少就排出多少来。”“富户的标准呢？”“这没有定规，比方一群猪，哪几个头个大哪几头个小不是一眼就分出来了吗？”
　　30《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北京），页1250；按户数计是百分之八，按人口计为百分之十。
　　31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页253。
　　32韩丁（W。Hinton）：《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译本，北京出版社，1980），页229。
　　33戴玉坤访谈，2003年8月，赤峰。
　　34赵效民：《中国土地改革史》，人民出版社，1989，页307：据说在东北以外的地区，大部分土地仍然操纵在地主手中。
　　35戴玉坤访谈，2003年8月，赤峰。
　　36徐卫访谈，2002年，北京；赤峰与察哈尔，还有丁玲笔下的晋察冀桑乾河畔都是抗战以后才开始土改的，它们在运动的进程和特点上，都有许多近似之处。
　　37他还写道，听说毛泽东看了绥德的报告，了解到有一个村子没收了27户中农的财产，说“这种事最可怕！比帝国主义更危险”，韩丁，页280、470。
　　38松山区档案馆档案，《赤峰县平分土地总结》，1948年5月17日，1126。
　　39戴玉坤访谈，2003年10月，赤峰。
　　40戴玉堂访谈，2003年10月，赤峰。
　　41松山区档案馆档案，《赤峰县平分土地总结》；关于各地类似情况，参见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页238、252、255、258等。
　　42戴玉坤访谈，2003年8月，赤峰。
　　43松山区档案馆档案，《赤峰县土地工作与整党工作初步总结》，1948年6月13日，1126。
　　44王瑞华（78岁，中农）访谈，2003年10月，赤峰。
　　45《赤峰县土地工作与整党工作初步总结》。
　　46参见高王凌：“中共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农村制度研究报告》第3号，1994。
　　47黄仁宇，页275；通常的解释是说：“只有当农民被逼得忍无可忍时，他们才会行动起来。一旦行动起来，他们就要走向残忍和暴力的极端”（韩丁，页60）；“农民的心理是，不斗则已，一斗就要往死里斗。他们要求报复，要求痛快。有些农民常常会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阵子拳头先打死再说。村干部也担心将来的报复，所以一不做，二不休”（丁玲，页112、177、280）。1951年，参加全国政协西南土改工作团的章乃器（团长）不同意肉刑吊打，不赞成眼开眼闭地执行政策。为此川东区党委发出指示：“连激于义愤也不许打”，但在后来又受到批评，说是不利于追“果实”。于学忠反映：吊打时妇女离开，农民回头看干部。梁漱民提出三个问题：一、变相肉刑何时始？二、包办代替何时始？三、干部有无暗示吊打？还说：追果实而打与义愤而打不同；章立凡：《记忆：往事未付红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页79～80。在一些地方，据说土改工作组曾经布置，“不许打人”就是个暗号，一听见就开打；程为敏：绍兴调查（2005年2月）。
　　48黄树民是这样使用“震慑”这一词汇的：在土地改革时，郑姓管家遭到处决，村里的富农被批斗，大家记忆犹新，至于没有人敢反对的第二个理由，我相信是农民被政府震慑住了。党不是解救了他们，不用再像从前一样吃苦受难吗？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三联书店，2002），页50。
　　49如《李友九回忆录》：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较量，“八路军已经替我们做好了一半，现在枪杆子在我们手里，政权在我们手里”（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内部图书，2003，页10）；否则，将首先面临还乡团的反扑，或犯“急性土改”的错误。
　　50王琳论文。
　　51王凤仪（81岁，中农）访谈，2004年10月，赤峰。
　　52戴玉坤访谈，2003年10月，赤峰。
　　53韩丁，页249、707。
　　54黄仁宇的信，1989年5月。
　　55参见腾讯网对高王凌的专访：“60年农民沉思录”。
　　56高王凌，1994。
　　57《毛泽东选集》，页130，注一；据说原因主要是地权还没有确定，农民的生产情绪也还有些波动等；1947年1月，刘少奇致电各解放区负责人，请他们答复一些问题，其中即包括“是否第一年农民不会有生产积极性”，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页79。
　　58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香港）《二十一世纪》，2003年4月。
　　59《毛泽东选集》，页1327。
　　6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北京，页107。
　　61以上参见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页20；高王凌，1994；几年以前我曾和秦晖谈论土地改革，不约而同的说，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不是在土地问题；民国年间激烈争论的两派之一，以为“土地改革”即可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近年“包产到户”以后，土地分配最为平均，但农村问题获得“根本”的解决没有？直至今天，土地仍是农村问题的关键吗？这一事实终使人们认识到，农村问题的症结并不仅仅是在这里，如我的学生刘君代（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所说，今日土地仍然只是一条“辅线”，而非什么“主线”。
　　62《赤峰县土地工作与整党工作初步总结》。
　　63陈公博曾写道：分土地对大革命时的士兵缺乏吸引力，他们来当兵，是为着别一种希望（《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页75；赛尔登引用斯诺的话说，（西北）土地不值钱；江西时期革命的失败，毋宁说是农民缺少根本上的土地诉求（《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页92）。
　　64韩丁，页249。
　　65柯鲁克：伊莎贝尔、大卫柯鲁克（DavidandIsabelCrook）《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中译本，北京出版社，1982），页14。
　　66戴玉堂访谈，2003年9月24日，赤峰。
　　67《赤峰县土地工作与整党工作初步总结》。
　　68《赤峰县土地工作与整党工作初步总结》。
　　69笔者与黄宗智（2001）、刘小京（2005）的谈话和私人信件。
　　70高王凌，1999：《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北京，1999；刘灯：“小农经济论辩”，硕士论文，2004年。
　　71《陈云文选（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页238。1956、57年数字的不可靠，参见高王凌：“1956年的大减产”（未刊文稿）。
　　72《毛泽东选集》，页1314。
　　73松山区档案馆档案，《赤峰县春耕情况报告》，1948年4月15日，1125。
　　74黄仁宇说：在延安发起运动的人士，他们很少能预期到，这种运动的动力，最后会将他们卷入文化大革命；在毛时代的中国，国家经济持续25年类似战争的状态，正是土地改革的自然结果，《黄河青山》，页37、544。
　　75黄仁宇说：人们经常产生幻觉，以为选择似乎操在我们手中。但大门砰的关上时，个人只能默默接受他们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共同的主题就是无路可逃，《黄河青山》，页224。
　　76契嵩：《皇极论》卷四，引自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北京，页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