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重绘“民国前半程”历史轨迹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2012年是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周年。这两个百年前的重大事变，将近代中国历史分成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前面是两千年帝制时代，后面则是现代民主政治共和时期。当然，此后的共和道路并不平坦。刚刚成立不久的共和国面临着多次复辟威胁，中国虽然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坚守住了共和原则，但是到了1928年，中华民国还是发生了一次巨大转变，孙中山、蒋介石领导的南方革命势力势如破竹，长驱北伐，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放弃抵抗，中国复归统一，但政权性质与先前几乎完全不同了。如何评估1928年之前的中华民国史，过去不论是中共，还是国民党，都将这一时间段看作是“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即便中性表述，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或“北洋时期”。如果从大历史视角观察，19121928年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的正统。
　　继续妖魔化这段历史，其实是对中国历史的不尊重。淡化乃至最终放弃党派立场和意识形态视角，重新检讨“民国前半程”政治得失，或许应该引起近代史学界注意。
　　孙中山的失落与失望
　　用历史主义观点看待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历史，至少应该分为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及北洋系中华民国政府，还有蒋介石及国民党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样三个大阶段。这三个阶段不仅有重大差别，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说是民国，但此民国非彼民国，因而各自法统也就很不一样，所信奉所执行的政策也有着很大区别。
　　我们过去很长时间弄不清孙中山为什么一再声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中华民国成立了，民族主义实现了，剩下的就是好好建设民主政治、实现普遍民权，提升老百姓的生活品质。这不就是孙中山毕生追求的理想吗，为什么孙中山总是不满意？其实，如果将这句口号落到实处，孙中山表达了民国法统中的大问题。
　　在1912年之前17年，孙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他在组织革命呼唤救亡的同时，也在为中国未来设计政治路线图。按照孙中山的理论，满洲人是中国周边一个族群，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过去200多年对中国的统治是殖民统治，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满洲人创建的这个殖民政府，“驱逐鞑虏”；然后重建一个汉人的天下，“恢复中华”。只是孙中山毕竟不再是过去年代的草莽英雄、农民领袖，不再一味强调改朝换代，而是期待在实现这场种族革命的同时，一举完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所以孙中山最完整的革命理论表达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目睹清廷政治腐败而导致甲午之耻的重要觉醒，也是此后十几年孙中山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
　　凭借着这样的政治信念，孙中山通过“一个人的战争”终于唤醒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追随革命的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至1905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孙中山被各派革命势力推举为总理，中国革命至此出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高潮。为了将中国革命向深度广度推进，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人在1905年前后制定了革命方略，制定了军政府计划，制定了一旦清廷垮台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如何重建新的国家等一系列方针谋略。
　　根据这些方针谋略，革命党在推翻清廷后构建的新政府应该以“五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这个“五权宪法”就是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宪法的改良，增加了检察权与考试权。在国家根本指导思想上，孙中山和同盟会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概念，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必须实现的三个基本目标。在革命步骤上，孙中山此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论，但其力主在革命初期构建“军政府”，显然蕴含着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的意思。
　　在对国内民主现状的估计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都是相当悲观的。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受到康有为尤其是梁启超的深刻影响，以为中国长时期处在君主专制下，人民的民主意识非常弱小，因此需要先觉觉后觉，先知启后知。所以等到中国革命大功告成，在孙中山的意识中依然是传统中国“为民做主”的意思，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孙中山不能认同民众的自觉、自醒和自主，反而认为他们这些先知先觉者就是天生为民众行使权力，他们是民众的公仆，没有私心，没有私利。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只是在现实政治层面忽略了人性的弱点和人类的劣根性。
　　孙中山的理想，以及革命路径的设计当然不能说有什么问题。只是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海外流亡17年与国内政治几乎彻底隔绝，即便到了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开始，政治环境略微宽松后，孙中山也没有办法踏进国门，实地考察国内政治实践，所以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也就必然具有相当误差。他之所以不知道国内政治进步，不知道君主立宪的进展，除了消息隔绝，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毕竟承担着革命的责任，是革命党的领袖，始终站在清廷对立面，始终用一种有色眼镜看待清廷的政治改革。
　　其实，如果仔细研究1905年之后的中国政治，还应该坦率地承认清廷尤其是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的自私、狭隘和心胸狭窄。
　　清廷经过1895年的维新，1898年的变政，1901年的新政，至1905年终于通过日俄战争觉醒到应该走向宪政，实行君主立宪。这无疑是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然而就在这个历史关节点上，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没有把握住历史机遇，没有大度地宣布大赦天下，全民和解，尽量多地引导各种政治力量一起参与宪政大业。清廷嫉恨几年前康有为武装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的政变企图，不愿赦免康有为和他那些追随者；因为痛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过去十年打打杀杀，不断在各地制造暴动，因而也不愿赦免这些革命者。相反，清廷却借着预备立宪的机会，想方设法分化瓦解革命党人。这种做法就维护清廷私利而言当然是对的，只是这种做法必然会使孙中山那些无法回归体制的少数革命党人越来越愤怒，越来越激进，只能破釜沉舟孤注一掷，革命到底。
　　在清廷刻意打压下，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确实陷入低谷，孙中山等少数革命党人确实一度失望。他们没有办法回归主流社会，没有办法参与政治变革。他们只能被迫等待。所以后来发生的辛亥革命，与其说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坚持不懈奋斗得来的，不如说是被迫等来的机会。
　　孙中山不愧是伟大人物，当1911年政治改革机会来临时，他并没有教条主义地坚守先前的规范、政治信条。为了实现推翻清廷重建民主政治架构的政治目的，孙中山没有顽强地坚持“驱逐鞑虏”等原则，反而同意对退位的皇上和皇室给予优待和礼遇。这里面当然有许多不得不如此的外部压力，但孙中山从原先政治立场上逐步调整，走到这一步也确实不容易。这里有革命的机会主义，有对形势的灵活判断，只是这个机会主义和灵活判断为民国政治埋下了冲突的种子。此后几十年政治纷争，差不多都能从南京临时政府政治架构中找到萌芽或因子。
　　南京临时政府因机缘巧合成立了，从这个政府实际运作情形看，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先前的那些理论设计似乎都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即便稍后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没有体现五权宪法的权力制衡精神，更不要说三民主义，尤其是那个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了。南京临时政府革命色彩确实强烈，比如对旧制度的改革，但在现实政治层面，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其实还是比较现实主义的，他们放弃了不太容易被大家接受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原则，没有刻意强调按照孙中山过去17年设计的政治路线图往前走，南京临时政府大致反映了时代思潮主流，因而南京临时政府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成立，能够获得那些老牌立宪党人的普遍支持。假如没有东南立宪党人的支持，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可能性肯定会打下一个很大的折扣。
　　袁世凯的大度与大意
　　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确实不足以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孙中山拥有新思想，革命党人拥有新精神，但这些都不足以将一个混乱的中国带上常态发展轨道。在当时国内外一切关心时局的人眼中，真正有能力收拾旧河山一统江湖的，还是政治强人袁世凯。这就是所谓“非袁莫属”的意思。
　　袁世凯是晚清政治强人，他从甲午战后的维新走到戊戌年间的变法，再到1901年的新政，直至1906年的预备立宪，袁世凯都是这一系列政治变革的鼓吹者和重要推手。他具有清廷内部旧官僚难得的新见解新思想，而且在过去十几年官场历练中，使袁世凯养成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手段和手腕，以及非凡高超的办事能力。他是光绪、宣统朝野无人可企及的能臣，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袁世凯在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突然去世后被开缺回籍，静养三年。
　　袁世凯开缺回籍的故事非常复杂，但袁世凯并没有因为这个挫折而改变对清廷的忠诚。武昌起义发生后，清廷迅速启用袁世凯，袁世凯也最大限度争取南北和解重回君宪主义轨道。这在现在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然而到了最后，依然因为满洲贵族在根本问题即国会构成上不愿让步，君主立宪在最后时刻还是毁于一旦。这确实非常可惜。
　　君主立宪无法实现，各方要求走向共和，南北妥协达成后，清帝退位，颁诏宣布委托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商量共建一个新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遵守诺言将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的权杖转移给袁世凯，是为中华民国正式开国。
　　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确实没有接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民国思路往下走，更没有接纳孙中山五权宪法、三民主义，以及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这是因为袁世凯毕竟是晚清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他不仅具有一套完整的宪政理想，而且亲身参与了晚清十年宪政改革实践。在袁世凯的政治概念中，民主共和原本与君主立宪并没有根本区别，除了一个君主必须废除外，共和体制其实也是一种宪政体制，这种体制所实行的其实也应该是一种代议制形式，而不是孙中山所期待的全民政治，更不存在先军政，再训政，慢慢培养民众的宪政习惯，慢慢将宪政民主的权力还给人民等问题。
　　确实，中国已在晚清走了10年以上的宪政道路了，各省咨议局的成熟度一点都不亚于东西洋各国，全部议员都是经过竞选产生的职业政治家，他们差不多都具有近代代议制政治的一般训练，熟悉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运行规则。这是一个现成的民主政治框架，所以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没有必要绕开晚清十年君主立宪政治的训练和成就，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而是接续晚清君主立宪之路往下走，将各省咨议局改造成各省议会，将各省巡抚和后来的都督改为省长；将中央资政院改为国会；至于那个责任政府，不论是在君主立宪体制下，还是在民主共和体制下，其实只是一个“有限责任政府”。政府首脑过去对皇上负责，现在对议会负责，仅此而已。
　　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作出如此变通是合乎历史需求的，在当时在后世都没有引起多大问题。即便是1913年因“宋教仁案”引发“二次革命”，中华民国面临深刻政治危机，也没有人从体制上思考有什么不合适。
　　然而，“宋教仁血案”给孙中山提供了一个口实和理由，使民国政治方向特别是孙中山的政治方向在这里发生根本变化，孙中山不再相信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不再相信他和国民党有办法在议会中通过和平的方式重新夺取权力，反而借“宋教仁案”向袁世凯公开发难，以武装起义去推翻一个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从此，民国政治扰攘不宁，孙中山的政治信誉、国民党的政治信誉，都在这个过程中严重受损。我们现在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孙中山在民国元年那样赞美袁世凯，现在突然翻脸，借机发难，誓不两立。“宋教仁案”确实在国民党、在革命党阵营中引起巨大反响，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主张借着这个机会起兵反袁。孙中山为什么一意孤行如此执著？这里面是否还有我们不太知道，而且孙中山也不愿明言，或者不便明言的心曲呢？
　　其实，如果仔细排一排民国元年相关史料，我们就会发现，孙中山离开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的位置真的不是自愿，
　　更不存在让位。因为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革命党人与立宪党人其实达成了一项谅解，即由于清廷内部的守旧派根本不愿让步，所以应该在南方成立一个革命性的政府，用过激变革促动清廷让步，因此由立宪党人支持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就用了一个比较委婉的概念“临时政府”，刻意强调其“临时性”。
　　说起来比较尴尬，但也必须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只是立宪党人大牌局中的一个棋子，革命党人特别是孙中山由于自身力量不足，也乐于充当这样的棋子。然而到了后来，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越做越像，孙中山也确实想到不让位，想到北伐，或者南北分治。孙中山在这个过程中有过一些外交活动，确实期待通过外交承认使南京临时政府成为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合法政府。然而，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力量根本无法与立宪党人相抗衡。南京临时政府所谓财政困难，所谓政令不出南京城，说到底都是立宪党人在其间起到决定性作用。
　　我们知道，立宪党人均来自有产阶级，有的人即便做不到富可敌国，但养活孙中山主持的临时政府，应该不费力气。事实上，南京临时政府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获得成立，不论在人才配置，还是财政来源，都是立宪党人出的力。然而我们后来看到的事实是，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陷入财政困难，孙中山的汽车没有油开不动，孙中山晚上在总统府里与工作人员瞎灯黑火聊天。我们过去不太明白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我们总是道德层面赞美孙中山简朴、平易近人。其实如果仔细考究，就是立宪党人紧缩了临时政府的财政。
　　立宪党人只是要用革命党人去冲击一下清廷内部的守旧派，立宪党人真正看好的领导人就是北方的袁世凯。所以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清廷内部矛盾激化，顽固守旧势力受到削弱，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价值受到了极大影响，怎样终结南京临时政府，让袁世凯重新构建一个新政府，就提到了立宪党人的政治日程。
　　按照立宪党人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约定，南京临时政府既然是“临时的”，那么就应该按照约定结束。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立宪党人似乎并不那么顺利，或者说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并不愿意就此结束，因此在1912年初的3个月中，孙中山与袁世凯有无数次电报往返争论这些问题。
　　我们知道，南京临时政府在孙中山还没有被认定为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主流意见倾向于内阁制，因为内阁制可以避免大总统成为政治冲突的焦点。政治纷争可以倒阁，但大总统4年或5年一届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
　　稍后，由于孙中山要当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执意要将内阁制改为总统制，理由就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大总统没有实际权力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孙中山的这些理由也能成立，因而南京临时政府在最后时刻屈从孙中山的要求，改用总统制。
　　内阁制、总统制，其实都是政权的一种组织方式，当南北妥协实现后，当他不得不辞职，由袁世凯接任大总统的时候，孙中山不仅要求新的民国政府实行内阁制，而且专门为了约束袁世凯制定了《临时约法》。
　　对于孙中山的这些动作，精明的袁世凯当然都知道，但袁世凯确实在民国元年并没有在这些事情上计较。袁世凯期待中华民国宪法制定的时候一并改正，所以他很大度地接受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最后时刻制定的这些约束。
　　袁世凯的姿态使孙中山、革命党人无法更多地挑剔，但究竟是哪种理由让孙中山最终同意将南京临时政府终结，同意将权力交给袁世凯，我们今天并不很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立宪党人与孙中山有过默契，有过条件暗示，比如立宪党人会说，现在国内外公认“非袁莫属”，为了尽早让中国恢复秩序重上正轨，还是将权力交给袁世凯吧。至于阁下，由于17年在外，对国内政治环境不太熟悉，除了革命造反，也确实缺少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还是先让袁世凯干两届大总统吧，两届也不过10年，阁下在这10年好好积累经验，在实业方面做点成绩，10年之后袁世凯两届总统任职期满，由阁下出山，应该名正言顺、顺理成章。
　　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立宪党人与孙中山达成这样新的默契，但我们知道在民国元年孙中山应袁世凯邀请前往北京时，孙中山不止一次向袁世凯当面述说“十年规划”，一再强调自己将用10年时间，为国家修筑10万里铁路。袁世凯对孙中山的这些表白只说好好，但对10年后的可能情形，袁世凯始终不置可否。
　　孙中山修10万里铁路的想法应该与立宪党人有关，不过立宪党人似乎并没有将自己与孙中山达成的默契如实明白转告给袁世凯。假如袁世凯知道孙中山与立宪党人有这样的默契，相信凭袁世凯的精明和手腕，他一定会对孙中山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安抚或暗示，一定能够稳住孙中山。
　　当然，袁世凯确实太傲慢了，他确实没有将孙中山这些革命党人看上眼，就像袁世凯后来公开所说的那样，孙文和黄兴，除了知道捣乱，什么事情也不懂，也干不成。假如袁世凯不是这样傲慢，假如他能将孙中山作为一个值得注意的政治对手，那么他在北京政府的政治架构中，不难将这些革命党领袖如蔡元培一样纳入体制，至少可凭借大总统优势帮助孙中山在实业或政治上有所作为。
　　精明的袁世凯还是太大意了，他的傲慢与轻慢一定让孙中山有点不舒服，特别是孙中山度过与袁世凯的政治蜜月后，突然发现他不仅在民国政治架构中没有了地位，甚至他的那些政治主张、政治设计、政治理论在这个中华民国的政治实践中没有一点儿踪影。更使孙中山郁闷的是，他原本准备用10年时间去修10万里铁路，可是这一轻率的承诺，竟然使他丢掉了在国民党中的领袖地位。凡此种种，当然不是孙中山借“宋教仁案”发难的理由，但可以肯定，这些积郁慢慢发酵，终于使孙中山忍不住寻找机会要发作。
　　孙中山借“宋教仁案”发动的“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袁世凯对“二次革命”坚定镇压阻断了民国政治架构中的武装暴动，并没有受到多少指责。孙中山由此几乎一蹶不振，政治威望受到极大影响，特别是稍后孙中山又在中华革命党的创建上重回会党体制，这使他在革命党人面前越来越没有威望。袁世凯反而在“二次革命”之后赢得了广泛尊重，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大。
　　问题在于，袁世凯没有始终如一坚持在民国政治架构中解决问题，没有将民主共和原则贯彻到底。随着内外危机相继爆发，国内的政治动荡和日本的“二十一条”接踵而至，再加上袁世凯骨子里的旧思想不断发酵，身边宵小之徒添油加醋，袁世凯踏上了“帝制自为”的不归路，不仅毁了自己，也坑害了国家，由此引发激烈的民国法统之争。
　　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恢复“约法”，旧国会也予以恢复。然而为时不久，总统府与国务院因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向德国宣战问题发生冲突，不可调解。段祺瑞力主参战，而黎元洪和国会对此有保留，不愿参战。府院冲突最后演化为黎元洪利用大总统的权力罢免段祺瑞，并援引张勋督军团进京调解。结果辫子大帅张勋乘机复辟，拥立废帝溥仪，中华民国到了生死存亡转折关头。
　　张勋复辟为段祺瑞东山再起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机会。段祺瑞马厂誓师，出兵讨伐，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拯救了民国。但旧国会已解散，中华民国原有法统至此不复存在了，南北各方开始对这个民国法统进行激烈争夺。孙中山终于找到了机会，召集国民党领袖及部分军政要员讨论重建共和，出师讨逆，号召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于是连续数年的南北战争由此拉开帷幕。这也为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找到了最合适的理由。
　　段祺瑞、北洋二代及蒋介石的幸运
　　孙中山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性的分裂组织，并不具有合法性，也不被外部世界所承认。但是南方革命政府毕竟客观存在，毕竟在那几年中，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没有办法吃掉这个革命政府，所以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侥幸胜利需要派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南北之间的和谈终于提上日程。
　　在这个时间段，中华民国的主导者，确实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那些“北洋军阀”，不论是接替袁世凯的黎元洪、段祺瑞，还是稍后的冯国璋、徐世昌，直至吴佩孚、曹锟等，除黎元洪关系稍微疏远一点，大致都是北洋系军人。对于这批人，我们过去真的不太理解，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不是来自史料和理性认知，而是来自他们的反对派，即南方革命党人的描述。所谓“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可是我们直至现在还在使用这个表述。
　　北洋系军人特别是他们的第一代，比如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等，在晚清十年政治变革中都有相当成绩，他们差不多都是政治变革的急先锋，像段祺瑞几次拯救共和，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三造共和”的英雄。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为并不像南方反对者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他们在整个统治时期也曾努力遵循着民主共和框架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如果我们对此还有什么疑惑的话，看看《建党伟业》就能够明白。
　　我们过去不太清楚武昌起义发生后南北之间究竟是怎样和谈的，不太清楚为什么在南北和谈进行中突然由君宪转向共和。其实，在1911年大革命变局中，只手平息南北动荡恢复秩序的就是这位职业军人段祺瑞。
　　段祺瑞确实是近代中国比较坚定的君宪主义者，他在武昌起义发生后很长时间也确实希望清廷能够接受南方各省新军将领的要求，废除皇族内阁，重组责任内阁，调整铁路政策，重回君宪主义大道。然而后来的情形却令人十分失望，清廷内部极端守旧的王爷根本不愿合作，尤其是在清廷已经答应改组内阁，由资政院选举袁世凯重组内阁之后，剩下的事情只是召开正式国会，实行君主立宪也就水到渠成。然而在这个时候，满洲贵族中的顽固派大约因为国会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全部国会议员均要通过选举产生，他们毫无希望，因而也就在最后时刻坚持不让步。
　　南北僵持肯定不是办法，段祺瑞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呼吁共和，而且应该是段祺瑞比较主动与黄兴等革命党领袖联络，向新军与革命党妥协，然后转身一致向清廷呼吁共和。到了这个时候，应该说还没有袁世凯多少事，从当时情形看，袁世凯有点“被”黄袍加身的意思，而策动让袁世凯创建新政府取代清廷的，就是这个段祺瑞。段祺瑞成为创建共和的大英雄。
　　进入民国，段祺瑞依然协助袁世凯做了许多事情，平息“二次革命”，恢复秩序，整军经武。只是到了后来，袁世凯在帝制自为道路上越走越远，段祺瑞无法赞同，也就没有继续跟随。他当然也没有像蔡锷那样起兵反袁，他只是碍于友情和多年的上下级关系，称病休养，离开了中枢。
　　袁世凯的帝制自为也没有走多远，当蔡锷愤而起兵，梁启超著文批判的时候，袁世凯已经面临众叛亲离的境遇，很快成为孤家寡人。
　　到了这个时候，段祺瑞和那些一度因政治理念无法认同帝制自为的老哥们重新聚在一起，帮助袁世凯，他们力图恢复秩序，沿着民主共和的轨道重新开始。
　　一生辉煌的袁世凯在最后时刻败走麦城，羞愤、愧恨、悔恨，终于一病不起一命呜呼。段祺瑞作为袁世凯最重要的助手负责善后，他按照袁世凯的既定部署和当时实际情形，拥戴副总统黎元洪接替袁世凯继任，他自己负责实际上的行政事务，或者说掌握着实际的政治权力。
　　黎元洪与段祺瑞搭档有过一段时间的蜜月，府院之争其实还是后来的事情，在他们合作的那段时间，民国政治克服袁世凯帝制自为带来的一些混乱，逐渐走上正轨。在先前一直没有解决的中国是否应该参战这样重大问题上，他们的看法也比较一致。
　　假如那时中国下决心走上参战的道路，对德绝交，对德宣战，那么山东问题不会成为后来的问题，“二十一条”也就不会发生，中国参战理所当然从德国人手里接管山东权益，即便与日本还有交集，也不会像后来那样尴尬那样严重。
　　然而，中国重演近代以来由“内争而外交”的老故事。南方革命党人由于要反对段祺瑞，反对中华民国政府，于是拉拢黎元洪反对参战，力主维持对德外交，眼看着日本军队出兵山东，从德国人手里接收权益。所谓府院之争，其争执的实质就是对德外交，
　　就是中国参战还是不参战。
　　百年之后回望这件事情，应该承认党派之争严重影响了中国外交，伤害了中国利益。稍后，为调解纷争，黎元洪援引张勋入京，引发又一场帝制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再造共和”，黎元洪出局，中华民国又一次回到原来的轨道，很快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团，在最后时刻为中国赢得了参加巴黎和会的门票。
　　中国在最后时刻侥幸选择对了，巴黎和会赢得了门票为中国解决山东问题提供了一次机会和一种可能。但是山东问题毕竟是因为中国不参战而日本人捷足先登，日本作为战胜国，当然也有权力维护自己从德国人手里弄来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原本属于中国。这就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最大难题。
　　按照段祺瑞和中国政府的想法，历史既然这样阴差阳错地走过了，中国既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对德宣战，成为最利索的战胜国，那么中国就尊重现实一点一点来吧，相信正义、公理一定会站在中国一边。中国代表团采取了务实主张，争取做到最好，最坏也不能破局，相信只要中国登上了世界舞台，总有办法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然而，又是内部纷争影响了外交，南方的革命党人为了推翻北方政府，刻意鼓吹民族主义，鼓吹外交破局，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代表团不签字。因此就有了“五四”大游行，段祺瑞的中国政府遵从民意，只好让步。从19161926年那10年，主导中国政府的主要是段祺瑞，这10年大体上说来还是比较平稳地度过，尽管发生了“五四”大游行，但依然做到不死人不闹事。而且这个时间段思想自由的空气前所未有，各种新思想新见解层出不穷，所谓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之后最好的年代，其实就是指这10年。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段祺瑞下野，中华民国政府开始由北洋系第二代掌控。北洋二代比如曹锟、吴佩孚等，当然具有一定的民主素养，像曹锟，宁愿背负贿选恶名也不愿用武力夺取政权。这是好的一面，但他们的民主素养确实没有办法与北洋第一代袁世凯、段祺瑞等人比，因而这就给南方的革命留下了一个重要契机。
　　北洋二代的蜕化为南方革命提供了契机，但真正使南方革命得以成功的其实还有另外几层因素。一是孙中山坚持不懈的革命意志，使南方革命获得越来越多中国人同情和支持，南方逐渐成为大革命中心。第二，中国革命重新高涨还与当时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此时思想转轨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苏维埃社会主义激活了俄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后来苏联垮台而否定当时对中国的影响。第三，由于苏联当年的成就和气势，辛亥革命时期年轻一辈的知识人开始对旧有的民主共和模式感到失望，就像鲁迅那时所说，已有的中华民国不合乎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因为这个民国除了换个招牌，其他一切都没有变，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昔日的奴隶成了主子，只是这样的机遇并不是每一个都能得到。
　　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到1920年代，由北洋二代主导的中华民国其实面临南北夹攻，孙中山和南方革命政府不断北伐，而来自北方的俄国或苏联、共产国际不仅源源不断向中国人传递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帮助中国筹建共产党，而且还源源不断向南方革命政府提供物质的和思想上的帮助。北洋二代的中华民国政府到了1920年代中期实际上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至1927年蒋介石利用国共合作领导北伐成功，在南京重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北洋二代主导的中华民国迅即成为过去。
　　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中华民国的历史进入第三个阶段，其代价主要是国共由此彻底决裂，进入此后国共纷争的10年。但是另一方面，在国民政府管控地区，1927年至1937年10年间，又是中国民族资本急速发展的“黄金十年”。
　　此后的历史我们大致都知道，国共十年分裂冲突因日本侵华而重新合作，八年抗战，接着就是四年国共内战。中华民国在大陆后半程由于我们是胜利者，因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们并不太清楚这段历史真相，我们对民国这一段其实真的很陌生。我们以为国民党是消极抗战积极摩擦，我们以为国民党腐败不堪，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经济。我们虽然已经胜利了60多年，但我们依然没有走出“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史观，没有能够从一个中立者的立场去看待这段消逝的历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胜利者写的历史并不一定是真历史。所以当“民国热”不期然兴起时，真诚期待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对这段历史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重构一个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民国史。我们不仅应该重估孙中山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贡献，也要重估袁世凯、蒋介石以及那些北洋和南京的军政要员，他们构成了民国历史丰富多彩的画卷，没有他们有血有肉的身影，书写的历史总是觉得有点苍白，有点不那么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