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西安事变中毛泽东曾提议除掉蒋介石

　　毛泽东评价说：其实，蒋介石最近的立场严格说来还是中间性的，并非投降的或亲日的，可惜的是，他“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既然事变已经发生，“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
　　张学良和刘鼎12日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共中央方面究竟何时收到，如今还颇难具体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共中央直到这一天晚上，仍旧在问张学良：“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这也就是说，因张学良扣蒋，整个西安城里的军民已经像开了锅似的喧腾了一个白天之后，中共中央似乎还未能搞清楚：是不是真的发生了这回事？
　　当然，中共中央至少还在中午以前就已经收到张学良和刘鼎的通报了。他们并且立即就作出了反应，一面于当天中午12点将张学良的来电照转共产国际书记处，一面迅速提出，应当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其他重要领导人区别对待，争取与那些具有抗日诚意的国民党领导人达成政治军事协议，并准备应付因此而出现的危险局面。中共中央为此还给它在上海的谈判代表潘汉年发出指示，明确要求：“不可将陈立夫、张冲、邓文仪诸君之具有合作抗日诚意与蒋介石之无诚意混为一谈”，“须诚恳公开的建议于陈等，不可以民族国家之利益迁就蒋氏一人，应以一个大政党的代表勇敢坚决地出而与另一个大政党站在救国图存共同反日反汉奸的立场，谈判与签订政治军事的协定”。特别是要“极力注意并准备抵抗中国汉奸勾结日本侵略沪、宁、青、济及华北、西北”。这两封电报表明，中共中央当天白天并非不了解在西安已经发生什么。
　　问题仅仅在于这一切太让人吃惊了，因此正在保安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竟很长时间难以相信，事情真的会如此顺利。他们一边迅速就此做出反应，一边却不能不再三想办法核实这一消息的准确性。而根据前此约定的联络方式，中共中央此前规定守听西安电台的时间一日仅三次，西安方面守听时间主要又只是在晨5时与晚9时。所以，直到当晚9时，中共中央才有机会再次与张学良通报，提出他们的疑问。他们同时提议：（一）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将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由红军担任箝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部的任务。（二）必须将蒋介石押在自己的卫队营内，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紧急时应做断然处置。（三）拟派周恩来赴西安协商大计。
　　13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的领导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正式讨论对于此一事变的估计与对策。毛泽东首先作报告，肯定“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就是在它自卫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说“这一事件的影响是很大的”，“他同我们的友好是公开的，（事变）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了出来，因此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是历史事业，是应该拥护的。”毛泽东评价说：其实，蒋介石最近的立场严格说来还是中间性的，并非投降的或亲日的，可惜的是，他“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既然事变已经发生，“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他提议，目前“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为此，第一，应在人民面前揭破蒋介石的罪恶，拥护西安事变；第二，应公开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第三，应稳定黄埔系、CC派，积极争取元老派、欧美派及其他抗日派。对于是否要在西安成立全国政府问题，他主张可再考虑，但应设法使东北军、十七路军不仅在政治上与我们一致，而且使他们在组织上与我们一致，应下大力去做这一工作。
　　对于要不要以西北为中心，甚至在西安成立政府的问题，在会议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周恩来主张：“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形式，可以考虑在西安召开抗日救亡代表大会和成立抗日援绥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张闻天更明确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的组织，还是应当“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但必须“改组南京政府”。张国焘则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他提出：“我们说到要以西安为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说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在反蒋问题上对南京方面就应考虑一下，张学良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我们的态度亦须表示。再在反对独裁上，亦要联系到南京政府存在问题”。他指出：“内乱问题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讨论的结果，会议没有就此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显然，正如博古所说，国际指示全国抗日一定要争取蒋介石部队的大部甚至全部，中共中央现在不能变更这一策略。故对西安事变，只应看成是抗日的旗帜，不好看成是反蒋的旗帜。但西安事变是不是完全不包含反蒋的意义呢？与会者对此认识不一。很明显，张学良文寅电第一句就是：“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他是为了民族和抗日的前途及利益考虑对蒋采取行动的。这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反对蒋介石个人的意味。而不论中共此前政策如何，既然蒋介石已经成为“阶下囚”，难道他还能重新成为国家的领袖与军队的统帅不成？既然蒋介石是停止剿共内战和改组统一战线政府的关键障碍，难道除了除掉蒋介石以外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而如果除掉蒋介石，那么取消了蒋介石的南京正统和南京中心是否还能存在呢？
　　对此，毛泽东总结说：这一事变的处理，最后恐怕只能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结果在政府问题上也是“又要（南京）政府又不要（南京）政府”，话都不好说得太绝对了。无论如何，在坚持争取南京及各派赞助西安事变的前提下，“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这一方针是确定了。
　　毛泽东随后告诉张学良，周恩来一行20人拟于16日赶到延安城外，请派飞机去延安接运，并告延安杨虎城部下负责保护。他再次提醒张学良：“监视蒋介石等之人员地点武装宜有绝对保证，此当关系全局。吾兄精明过人，必有周密布置。但恐执行者有偶然之疏，则将遗无穷之祸。如何使万无一失，祈高明时察及之是祷。”
　　事变发生的12日当晚，南京方面即对西安事变作出了强烈反应，中共中央寄希望的南京分化的局面已再难出现。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在当晚紧急召集的临时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两项强硬的决议，一是决定“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一是“指挥调动军队由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
　　与此同时，张学良秘密指示设法夺取洛阳的东北军炮兵旅旅长黄永安早早就向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告了密，奉命向潼关运动抵抗中央军推进的十七路军之冯钦哉部也秘密与中央军接洽，事实上倒向了南京方面。冯部倒戈使中央军樊崧甫部抢先进驻了陇海线的战略要地潼关，樊部之董钊师更进占了陕西之华阴，国民党中央军进入陕西之大门因此而洞开。加上何应钦强烈主战，甘肃之胡宗南等各部中央军又随时可以从背后发动进攻，西安方面事变开始后就明显地处于背腹受敌的不利态势。
　　张学良14日专门向中共中央通报了此一情况，说明孙蔚如部、冯钦哉部、董英斌部、刘多荃部等，目前已集中西安一带，王以哲部留平凉、固原，于学忠部集中兰州，请红军主力监视胡宗南、毛炳文外，抽一部速往延安、甘泉接防，他并准备派飞机前往延安专程迎接周恩来共商大计。
　　鉴于军事情况颇为紧急，中共中央14日决定急变原先之提议，公开成立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一军事组织，以稳定西安方面之军心，并切实做好迎战之准备。为此，中共中央再电张学良、杨虎城，开始明确提出组织抗日联军的问题，要求后者务必“将全部精力注意于集中与团结东北军及十七路军上面来”，并且要警惕冯钦哉部之叛变。
　　当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提议野战军应速开西峰镇，因为“南京已发动大规模内战，全力对付张、杨，主力由潼关进。”而“张、杨内部有许多不稳定成份，南京政策又拉杨打张，红军与之靠拢，（可）壮其胆而振其气”，同时也靠近王以哲部，一方面便于对付胡宗南的进攻，一方面也便于就近应付西安方面的各种事变。
　　但鉴于此时国内各方面对西安事变的不良反应开始接踵而来，苏联方面也有不利于张学良之公开广播，中共中央15日又迅速改变了前一日的提议，决定一方面继续在公开场合保持第三者姿态，呼吁并力争和平解决事变，一方面严格隐蔽红军主力的作战意图，以达到攻其不备的目的。为此，毛泽东15日中午再度致电张学良，说明“昨电组织抗日联军，对外请暂勿发表，惟对内似宜宣布，以一军心”。因国内多数不良反应目前均把事变归结为中共的作用，非如此不便于张学良解释其发动事变的真实原因，也不便于中共站在第三者地位主张和平。为了向外界表明共产党之立场，中共中央一改13日政治局会议关于不轻易发言的决定，公开以红军将领的名义于15日发表通电，坚主停止内战，要求南京方面“自别于蒋氏”，接受张、杨主张，联合各党各派组织统一战线政府，“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既是为张学良、杨虎城撑腰，也是要借此表明自己与西安事变之发动原本并无瓜葛。毛泽东等同时还致电陈立夫，要其从中斡旋，并向张学良提议，可利用其前顾问端纳来西安的机会，与南京方面接洽停战。
　　如果以为中共中央要求张学良“暂勿发表”关于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联军组织系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而刻意站在第三者地位，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共15日通电中的要求很明显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要激烈得多。
　　张学良并不希望战争，共产党也不希望战争，他们的目的说到底其实都是一个，即要“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能通过和平手段达到这样的目的，何乐而不为？但是毛泽东早就十分清楚，扣押蒋介石，并且逼迫改组南京政府这一行动本身，无异于根本上否定了南京政府，它绝对不是当前在南京当权的那些人所能轻易接受的。如今事态的发展更进一步证明，不论张学良对蒋介石如何处置，在南京方面与与张、杨之间没有妥协的任何可能性，中央军的大举进攻不可避免，大规模的战争已经成为一种必然。
　　来源：摘自《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著，山西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