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竞恒：明末清初朝鲜王朝的华夷想象

　　1780年六月，一支朝鲜王国的使团北上到达了鸭绿江边。使团中的成员朴趾源在日记的开头处这样写道：“曷不称崇祯？将渡江，故讳之也。曷讳之？江以外清人也，天下皆奉清正朔，故不敢称崇祯也。曷私称崇祯？皇明中华也，吾初受命之上国也。崇祯十七年，毅宗烈皇帝殉社稷，明室亡，于今百四十余年。曷至今称之？清人入主中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室犹存于鸭水以东也。虽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旧，然皆能尊崇祯以存中国也。”（《热河日记》，朴趾源，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页1）。末尾的纪年是“崇祯百五十六年癸卯”。
　　在这里，作者不无无奈地表示自已在进入清朝领土后必需小心隐匿对“大明”，“中华”怀念炽热感情的原因。明代最后一位皇帝之死在朝鲜王国的集体记忆中被赋予了一种无比崇高悲壮的伤感与伟大象征意义。作者表示，并非不梦想“攘除戎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旧”，但是，弱小的朝鲜王国没有这个力量，所以只能守护着韩半岛梦想着“明室”这一华夷秩序的神圣象征仍存在于韩半岛的三千里江山。这是明代灭亡一百三十六年后的事，距南明永历帝之死也已有一百一十九年了。
　　作为对明清易代背后的文化，伦理价值判断的华夷想象一直贯穿了整个清代朝鲜入贡使团的记忆。进入曾经是高度文明的“华夏”而今却“终为羯胡之窟”的中国领土，尤其容易唤起朝鲜使者与文人强烈的情感记忆与伤感体验。早在1683年，即台湾最后一支汉族抵抗满洲贵族的武装力量被消灭的这一年，朝鲜一位叫金锡胄的使者途经山海关丰润县附近的榛子店，见到墙上有一首旧日的题诗：“椎髻空怜昔人妆，红裙换着越罗裳。爷娘生死知何处，痛杀春风上沈阳。”题诗者是一位名叫季文兰的江南女子丈夫被满洲人杀害后，还被掳到沈阳。金锡胄看到诗后便写了两首和诗。此后，“榛子店”就成为一个象征，朝鲜使者凡从此经过，都会在此留下诗文，通过对这一个孤弱苦难的江南汉族女子的同情而缅怀其象征背后的“大明”与华夏认同。直到1862年，朝鲜使者崔秉翰仍在此处留下了题诗。而此时，距明清易代已两百多年，距朝鲜被日本吞并也仅半个世纪了（葛兆光《想象异域悲情》，载《读书》2005年7期）。对贯穿整个清代的朝鲜文化心态来说，明代的覆亡被赋予了太沉重的痛楚含义，因之也不难理解以反对“北伐派”（朝鲜国内激进的反满清势力）而著称的朴趾源为何会在日记的首页留下这样激昂的文字了。
　　明代本身是在“驱逐靼虏”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朱元璋《讨元檄文》：“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治天下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在华夷秩序的天道伦理之应然性中，“华夏”即意味着对高尚的文化与族群正义性，对中华的彻骨认同即是对文化与族群尊严的彻骨认同。因此，朝鲜也向来乐于自已“小中华”的美称。“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朝鲜实录，成宗》）”。“山川险隘，人民多贫。只以稍遵礼俗，自古中国亦许之小中华（《湛轩书外集，杭传尺椟》卷二）”。
　　这种对“小中华”深切认同的价值正是基于世界伦理法则的最终体认之上。因此，对“中华”的伤害与侮辱，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宇宙法则的挑战。而朝鲜王国对作为“中华”的明帝国则是“朝鲜忠顺天朝，从来已远”（《宣祖实录》三十二年）。“三百年血诚事大，受恩深重”（《孝宗实录》十四年十二月丙戌）。“本朝之于大明，君臣而父子也”（《孝宗实录》十六年七月丙戌）。“中朝于我国至尊也我国贡献至薄，而中朝赐赉极厚”（《仁祖实录》十四年庚申）。“而神宗皇帝再造之恩，自开劈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所谓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也。而君臣之中，受恩罔极，又未有若本朝之于皇明也”（《孝宗实录》八年十月丙戌）。
　　朝鲜对明朝的深刻感情除了“三百年受恩”的文化，经济等重要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在壬辰战争中，明帝国为了保护朝鲜王国而出兵救援，与丰臣秀吉的精锐日军血战，付出巨大代价，先后开支军费达2400万两的白银，死亡士兵数万人（《中韩交流三千年》，陈尚胜，中华书局，1997年，页41）。此种“中华”字小的恩义对朝鲜举国上下之情是难以言表的。因此“天朝再造之恩不为不厚，朝鲜图报之义不敢不诚”（《宣祖实录》三十二年二月已巳）。明代灭亡一百多年后，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写道：“呜呼！皇明，吾上国也。上国之于属邦其锡赉之物虽微如丝毫，若陨自天，荣动一域，庆流万世；而其奉温谕，虽数行之扎，高若云汉，惊若雷霆，感若时雨”（《热河日记》，页187）。一丝一毫的恩义，在这个自古“知礼”的“小邦”那里都可以产生如此强烈的感恩情结，而付出巨大牺牲去拯救这个国家将使朝鲜会以怎样一种巨大的感恩与景仰交织的心理去认同大明就不难想象了。
　　在《燕行录全集》中，记载着“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朝鲜使臣在北京看到崇祯皇帝旧笔迹“会同馆”三个字后的感慨与联想：“窃惟我国家事大明近三百年。况在壬辰之乱，我宣庙大王特盟神宗皇帝恤小救难之恩，则我国之有今日，秋毫皆帝力也。今来故都，去亡年才四十七岁。左右肆不惟不改，至如会同馆字旧构宛然”（《半岛唐风：朝韩作家与中国文化》，刘顺利，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346）伤感之情无以言表。
　　早在明代灭亡之前的1627年，满洲贵族即大规模入侵过韩半岛一次，要求朝鲜放弃明朝年号，并“约为兄弟之国”，韩人称为“丁卯虏乱”。1636年，满洲贵族又再次入侵朝鲜，击溃了朝鲜所有的官方和民间抵抗力量，捕获王室宗亲七十六人，朝鲜被迫投降。此一事件韩人称为“丙子虏乱”。这两次大入侵与破坏与明朝对朝鲜的恩义形成了巨大而鲜明的对比，更加深了朝鲜对“靼虏”的仇恨。正是丙子虏乱使朝鲜在形式上成为了满清的属国，并从此在对清文书上不再使用明朝年号。
　　古代东亚建立在宇宙论政治神学文化背景下的年号“正朔”所代表的天命权力之神圣性正是合法性的思想依据。“普天之下都要依照王朝历法所制定的时间节奏进行生产生活，并依靠文治武功将王朝历法推行远方。奉正朔成为王朝治权实现的重要标志。这使天文历法在王朝政治的层面上表现为一种政治神学的知识形态”（韦兵《头顶的星空和身边的日子》，载《读书》2007年3期）。在华夷想象的宇宙论天命正统政治神学之时空秩序中，华夏年号的“正朔”所代表的真理与正义性即是天所生发的依据“理”，而在蛮族军事暴力的压迫下使用蛮族非“正朔”年号则是“势”。
　　丙子虏乱后的两年，朝鲜对年号的处理态度为“是时内外文书多用清国年号，而祭享祝辞，仍用大明年号”（《仁祖实录》十六年正月朔乙丑）。朝鲜迫于满洲贵族的野蛮暴力而在形式上屈从，私下则仍称清皇为“犬羊禽兽”，“胡皇”，称清使为“虏使”。而国王则对陪臣们表示“绝不书崇德年号”（《仁祖实录》二十三年）。“丁丑以来，宗庙祝辞，朝臣告身，只书岁月，不用年号，此乃大行大王所定之制也”（《孝宗实录》八年已亥）。总之，在年号问题上，对外用满清年号是因为“势”，对内用大明年号则是基于“义”。或者宁使用中性的干支记年月也不使用满清年号。正如朴趾源所说，朝鲜举国上下“皆能尊崇祯以存中国也”。
　　在满洲贵族的军队入侵朝鲜的过程中，朝鲜对明朝一直怀着等待拯救的信念，甚至打算国家灭亡也不对满洲人投降。丙子虏乱中，国王的态度是“唯望父母邦之来救矣”（《仁祖实录》十四年九月朔壬寅）。“壬辰之役，微天朝则不能复国，至今君臣上下，相保而不为鱼者，其谁之力也？今虽不幸而大祸迫至，犹当有陨而无二也。不然，将何以有辞于天下后世乎？”（《仁祖实录》十四年十月丁丑）。宁愿灭亡也不愿背离华夏，重要的理由还有无法面对“天下后世”。这一切的动机背后是巨大的伦理决择与价值判断。朝鲜“宁获过于大国（指满清），不忍负皇明”（《仁祖实录》十五年正月辛亥）。而在战败被迫投降之后，即使是“身在满营心在汉”，朝鲜国王仍在自身心理的道德自律感上背负着沉重的压力感。“正月朔乙丑，上于宫庭设位西向中原哭拜，为皇明也。”（《仁祖实录》十六年正月朔乙丑）。而在其子孝宗国王的记载中，这位仁祖大王每当“语及皇明，至于呜咽不能言”（《孝宗实录》元年五月甲寅）。由于此种内在的道德压力与深切自责，朝鲜国甚至在发生了虚造的传言据说“（日本）关白执政辈，以朝鲜与鞑靼合，莫不骇愤，将欲兴师而来”（《仁祖实录》二十五年二月丙子）。惊恐之中，正是集体意识中对道德要求的执着与自责意识。
　　对于丙子虏乱，其后一百多年后朝鲜人朴趾源的记载中，仍对当时明朝的态度心怀感激：“崇祯丙子清兵之来也，烈皇帝闻我东被兵，急命总兵陈洪范调各镇舟师赴援。洪范奏官兵出海，而山东巡抚颜继祖奏属国失守，江华已破。帝以继祖不能协图匡救，下诏切责之。当是时，天子内不能救福，楚，襄，唐之急，而外切属国之忧，其救焚拯溺之意，有加于骨肉之邦”（《热河日记》，页61）。
　　崇祯十七年，明皇帝“殉社稷”，满洲军队侵入中国。这对朝鲜王国来说同样是天崩地坼一样的巨变。举其一百余年后韩人吴熙常在他《小华外史序》中对满洲入侵中华的态度为例：“今夫夷狄主入中华，举先王疆土人民，尽化为旙裘湩酪之俗。自古猾夏之祸，未有若是之烈，乃阴道之极盛也。”（《半岛唐风：朝韩作家与中国文化》，页76）。而朝鲜则在此背景下秘密拟定了北伐满清，恢复明朝的政治计划。
　　早在仁祖国王时，朝鲜就曾计划过请日本出兵讨伐满清，“宜假道朝鲜，出送援兵邻国之道，岂以假道为惮？”（《仁祖实录》二十四年十二月甲午）。为了反抗满清，甚至不再计较壬辰战争中的仇敌日本。而孝宗大王则更是坚定的反清派。他将反清的“明国九义士”收罗在左右，日夜与之谋划反清。“王尝叹曰，寡人北征之志何日忘之！其于兵少力弱，愿闻公等之计。福吉流涕对曰，大王英武之资，秉《春秋》之义，兴仁义之师，沛然北伐，孰能御之？天下忠义之士，孰不鼓动而景从乎？王动容嘉纳。”（牟元珪《明清时期中国移民朝鲜半岛考》，自《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342）。其子显宗大王时记录也有：“先王尝以若得十万精兵，可以伸大义于天下”（《显宗实录》元年十一月戍午）。为了与南明小朝庭进行联系，朝鲜计划通过忠于“大义名分”的文官出任济洲太守从水路交通南明“则我朝君臣上下数十年痛迫冤欎之诚意，或可一朝而达于天朝矣”（《孝宗实录》八年冬十月乙亥）。对于起兵抗清可能因失败而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孝宗认为“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通过这一行为本身去实践其价值意义的追求，即使灭亡，意义也实现了。这种对观念的执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清代朝鲜华夷观念的集体想象。通过武力直接发动反清复明这一主张长期存在于朝鲜社会中。
　　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记载了甚至18世纪后期，朝鲜北伐派士大夫仍然信奉的“诚得十万之众，长驱入关，扫清函夏，然后壮观可论”（《热河日记》，页60）这一信条。此外，还在《玉匣夜话》一篇中收录了两则反映朝鲜民间社会反清复明意识的故事。第一个是富人许生对朝鲜御营大将讲述要“欲为大明复仇”的办法是“妙选国中之子弟，薙发胡服，其君子往赴宾举，其小人远商江南，觇其虚实结其豪杰，天下可图而国耻可雪。”第二则是赵判书启远为庆尚监司，巡到青松时有僧使之“下轿欲与语”。走了几里之后，赵公“喘息汗流不止，愿小憩”。于是僧人喝骂道：“汝平居众中，常大言身被坚执锐，当先锋，为大明复仇雪耻。今行数里，一步十喘，五步三憩，尚能驰辽蓟之野乎？”（见《热河日记》，页312313）。这些发生在朝鲜王国社会中的故事或传闻反映的是在一种群体性社会价值心态里的公共意识投射，很好地对应着士大夫群体的华夷想象。
　　对于南明抵抗势力，朝鲜寄与了无限的同情与期待。由于相隔遥远，朝鲜无法取得与南明的官方联系，只是从传闻中得到了最后永历帝在西南的消息，感叹“永历即大明之西周君也，可胜痛哉！”（《显宗实录》三年四月甲寅）。
　　朝鲜王国还通过大规模的祭祀来时刻保持与“大明”的情感与记忆联系。在仪式中凸现夷夏观念的集体想象。试举1705年三月肃宗大王“禁宛壇，以太牢祭崇祯皇帝”的一篇祭文为例。
　　“崇祯七十七年岁次甲申三月庚子朔十九日戊午，朝鲜国王臣李焞，敢昭告于大明毅宗烈皇帝。伏以，於赫皇明，为华夷主，功隆德厚，丕冒率溥。传十四圣，式至我帝，惟帝初服，如日之揭。锄其蟊螟，励以宵旰，忧勤之极，累叹中朝。伊谁恬憘，召祸潢池？帝曰死守，义勿去之。殉于社稷，乃礼之经，高穹旣崩，大鼎便轻。虏乘其衅，据我中原，礼乐、衣冠，尽污腥羶。凡在迩遐，冤愤靡穷，而其深痛，莫最小邦。念昔康献，寔事高皇，首义回旗，绥厥宠光。自玆世世，齐、宋于周，厥篚之共，天褒优优。祖系尝衊，是控是诉，爰颁其典，我伦乃敍。寇来借道，辞以力斥，封豕遂逞，食我八域。乃命师征，以亡为存，惟昭敬忠，惟神宗仁。逮臣曾祖，际帝御宇，誓赞外攘，以虔侯度。兵移於我，懔乎顚覆，亶由力屈，非敢负德。我帝我谅，曰尔可伤，使价之返，恩命出常。遥拜于苑，又牒军门，间关百罹，寸衷愈丹。粤我陪臣，死扶民彝，不以本朝，斯焉有斯。臣祖之时，皇纲已沦，春秋遗义，蚤夜图伸。亦有臣同，志在除雪，功之未集，繄心可质。先父勉勉，拟述其事，至臣纉緖，王风寝委。硕果不食，天理其无，寿山邈矣，红阁丘墟。遗传海外，蟒袍、云章，於焉瞻拱，若对羹墻。噫嘻！甲申，洪祚所终，年环日廻，遏音馀恫。相彼潢汚，于海是流，嗟我下国，孰为缀旒？义根於性，恩函在心，于何寓哀，以展斯忱？乃治其墠，乃躬其祀，礼虽无文，可起以义。想帝陟降，临睨下土，故国为戎，谁奉籩豆？我邦虽陋，我诚则至，尙冀监格，右此大糦。”（《肃宗实录》三十一年三月戍午）。通过祭文对“皇明”作为华夏正统与功德的歌颂以及对蛮族入侵悲惨历史的回忆，参与仪式者都分享了共同的历史观念与华夷想象体验。而这种官方活动在韩半岛一直存在到清末。
　　对于韩人对“华夏”观念的执着与坚持，民国学者李光涛曾有一段赞赏的评价：“三百年后之朝鲜，对于故明犹如此念德不忘，则三百年前之朝鲜，所谓‘倾心明室，实出情量之表’者，更当然矣。朝鲜自明以来，五百余年倾心中国，不以强弱易节，史绩彪炳如是”（李光涛：《论崇祯二年“己巳虏变”》，自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中华书局，1987年，第484页）。
　　2007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