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汉代民间“处士”与“议士”

　　“处士”作为汉代通行的社会称谓，指行政体制之外的民间有才德的士人。《汉书异姓诸侯王表》颜师古注说到“处士”的定义：“‘处士’谓不官于朝而居家者也。”《后汉书刘宽传》李贤注：“处士，有道蓺而在家者。”《荀子非十二子》以“处士”与“仕士”对应，杨倞注：“处士，不仕者也。”根据这样的判断，可以将“处士”身份理解为在野的民间知识人。《史记殷本纪》：“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史记齐太公世家》：“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都是著名的“处士”参政后来成就大功的史例。《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东方朔辩议之辞言及“处士”：“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上观许由，下察接舆，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所谓“块然独处”，或许与“处士”称谓的由来有某种关系。而“寡偶少徒”，即社会交往有限，可能是这些人物通常的行为特征。“处士”模仿“许由”、“接舆”隐逸榜样，然而又自以为“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具备参政能力和行政资格。所谓“时虽不用”，然而可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者，体现出其自我政治期许其实是相当高的。
　　讨论“处士”参政以及成为“议士”的可能与行政的关系，对于全面认识汉代政治生态应当是有益的。
　　一
　　战国时期是著名的动荡年代。当时“处士”曾经有活跃的表演。如《孟子滕文公下》所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司马迁《史记》中说到的当时著名的“处士”，有《魏公子列传》所见“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刺客列传》荆轲的朋友“燕之处士田光先生”，《循吏列传》所见“孫叔敖者，楚之处士也”等。《田敬仲完世家》说到的活动于稷下“不治而议论”的“文学游说之士”中法家思想领袖慎到，张守节《正义》指出：“赵人，战国时处士。”《孟子荀卿列传》说到“齐稷下先生”中的慎到，张守节《正义》：“《慎子》十卷，在法家，则战国时处士。”当时的文化形势，如《史记李斯列传》所说，正是“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毛公和薛公事迹所谓“藏于”民间，也说明当时的政治家搜求“处士”之不遗余力。《荀子非十二子》：“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谓‘处士’者，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伪险秽而强高言谨悫者也，以不俗为俗，离纵而跂訾者也。”荀子具有批判倾向的话语，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处士”的活跃。
　　战国时期“处士横议”的局面，促成了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竞争，中国文化于是呈示多元的自由的时代风格。然而实现大一统的执政者以为这样的思想文化形势是不利于安定局面的形成的。《汉书异姓诸侯王表》说：“秦既称帝，患周之败，以为起于处士横议，诸侯力争，四夷交侵，以弱见夺。于是削去五等，堕城销刃，箝语烧书，内锄雄俊，外攘胡粤，用壹威权，为万世安。”关于秦“患周之败”，颜师古注引服虔曰：“言因横议而败也。”秦王朝的决策集团认为周王朝覆亡的首要原因是“处士横议”，于是推行“箝语烧书”的文化政策。《后汉书申屠蟠传》中也可以看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的历史分析。秦王朝的思想压抑和舆论控制历来受到严厉指责，然而后来也有人基于政治体制变化的考虑予以理解。明代学者李贽在评论李斯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有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卒”的上书时，批注一“毒”字，然而又写道：“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然而汉代士人的“焚书坑儒”批判，体现了对于秦文化政策的反思。当时的主流文化观念，对于文化专制主义持否定态度。如贾谊《过秦论》指出，秦“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终于败亡，“岂不哀哉！”
　　二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士也。尝召居廷中，三公九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袜解’，顾谓张廷尉：‘为我结袜！’释之跪而结之。既已，人或谓王生曰：‘独奈何廷辱张廷尉，使跪结袜？’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于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结袜，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张廷尉。”这是汉文帝时代的故事，一位治黄老之学的“处士”王生曾经被“召居廷中”，他对廷尉张释之说：我的袜带松开了，你帮我系上！张释之跪下为他系紧袜带。王生对自己行为的解释是“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我这样做，“欲以重之”。这位王生见诸史册已是老人，后来并没有显著政绩和精彩政论传世，只是以这样一个在“廷中”“聊辱廷尉，使跪结袜”的表演节目保留在历史记忆中。而这一事实本身，已经反映了朝廷“名臣”“诸公”对“处士”的尊重。
　　汉代社会中“处士”身份的个人前景因仕路开阔透见出光明。特别是在西汉王朝走向强盛的时代，执政当局比较注重从民间发掘人才，动员他们参与行政。尤其是汉武帝时代，天子志在有为，一时“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于是“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篇末的赞语写道，“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不仅“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在整个中国古代人才史上，汉武帝时代都可以称作光辉的一页。汉武帝不仅因个人的眼光、个人的情趣和个人的魅力使得“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元光元年（前134）确立的察举制度，还实现了人才选拔体制的革新。
　　汉文帝时，已经有“贤良”、“孝廉”之选，指令中央官吏和地方官吏得从下级属吏、民间地主和部分自耕农人中选拔从政人员。名臣晁错就是曾经以“贤良文学”之选，又经帝王亲自策试，得以升迁为中大夫的。不过，当时既没有规定选举的确定期限，也没有规定各地方选举的人数。也就是说，这种选举形式尚没有成为完备的制度。汉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诏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六年之后，又下诏策试贤良。特别是在这一年，明确规定了郡国必须选举的人数。正是在汉武帝时代，察举制得以基本成为正统的政制。这一历史进步的意义十分重大。有的学者曾经指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
　　三
　　应当注意到，汉武帝时代以察举制选用的人才，开始以儒学人士为重。《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元年（前140）要求“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时，“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在正式宣布“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后，这种倾向更为明显。于是，有“处士儒学”、“处士诸生”并列的说法。《后汉书荀爽传》又可见所谓“以儒行为处士”的情形。《后汉书郑玄传》有“处逸大儒”称谓，李贤注：“‘处逸’，谓处士隐逸之‘大儒’。”
　　《后汉书张霸传》说，“（张霸）永元中为会稽太守，表用郡人处士顾奉、公孙松等。奉后为颍川太守，松为司隶校尉，并有名称。其余有业行者，皆见擢用。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处士”得见“擢用”，形成了鼓励“习经”的作用。随着儒学成为正统，其他诸子之学在政治生活中逐渐边缘化。然而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诸学之未尝废绝，弥可见矣。安得谓一经汉武之表彰罢黜，而百家之学遂微不足道邪？”不过，儒学以外“百家之学”的继承者们，实际上更为“崛然独立，块然独处”，很可能确实是“寡偶少徒，固其常也”。
　　相反，汉代儒学因官学教育和私学教育的共同进步而实现了空前的普及。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汉光武帝刘秀兴起太学，汉明帝当政时，又曾经亲自临众讲学，听讲者据说“盖亿万计”，甚至匈奴贵族子弟也前来洛阳在太学就读，研习儒学经典。太学形势一时“济济乎，洋洋乎”，后来“游学增盛”，太学生竟多达三万余人。当时私家教学也形成风气。各地许多办私学的学者，也吸引了万千来自远道的学人。据《汉书疏广传》，疏广“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汉书儒林传申公》说，申公“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东汉时，私学更为繁盛。据《后汉书儒林列传》，刘昆曾经“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洼丹“徒众数百人”。任安在家中教授学生，“诸生自远而至”。张兴讲学，弟子自远而至者，仅著录在册的就将近万人。魏应教授徒众，“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杨伦“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魏应“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丁恭“教授常数百人”，“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在这样的教育基础上，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处士”们“块然独处”的传统生活场景被打破了。不过，正如《后汉书崔骃传》所谓“处士山积，学者川流，衣裳被宇，冠盖云浮”，好比“衡阳之林，岱阴之麓，伐寻抱不为之稀，蓺拱把不为之数”，由于行政机构不能容纳如此众多的士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是无从参政，“则甘糟糠而安藜藿”的山野“处士”。《后汉书郎顗传》：“处士汉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蓺，履颜闵之仁。絜白之节，情同皦日，忠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当世莫及。”其中“通游夏之蓺，履颜闵之仁”的称誉，体现出了鲜明的学派色彩。
　　四
　　《史记天官书》司马贞《索隐》引《春秋合诚图》说：少微星“处士位”。又引《天官占》：“少微，一名处士星也。”张守节《正义》：“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第一星，处士也；第二星，议士也；第三星，博士也；第四星，大夫也。占以明大黄润，则贤士举；不明；反是；月五星犯守，处士忧，宰相易也。”其中“处士”“议士”分列，暗示“处士”一般是没有议政机会的。东方朔感叹“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如何如何，也说到了“处士”与行政操作权力的距离。以“少微”星象占问“处士”等身份的人生道路，有可能走向“贤士举”的乐观前景，也有可能“反是”。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说，在汉武帝时代“守文之徒，盛于时矣”之后，曾经出现王莽时代“处士”们持不合作态度的情形：“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东汉以后，依然“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汉桓帝、汉灵帝时代，“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东汉晚期，面对“处士忧”的政治危局，这一社会力量又促进了舆论的活跃，于是再一次出现了“处士横议”的局面。《史记李斯列传》说战国晚期士人有议论社会、批评时政即“非世”的倾向。司马贞《索隐》：“非者，讥也。所谓‘处士横议’也。”东汉晚期的“处士”们重新点燃起议政的热情。而这种议政，主要是在行政体制之外进行的。《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述，汉桓帝、汉灵帝在位前后，主上荒暗，政治昏乱，国家权力委于宦官，士人羞于与其为伍，于是形成清议之风。汉桓帝因有人上书诬告李膺等指使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相互结为朋党，攻击朝廷而震怒，下令郡国大捕“党人”，于是李膺等人被逮捕，牵连士人甚多。第二年，
　　李膺等人被释放，允许归还田里，然而宣布禁锢终身。党锢之祸发生后，海内士大夫阶层益发群情激昂，他们将鄙视宦官专政，并敢于反抗的正直的天下名士，加上“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光荣称号，广为传扬，形成了更为强劲的反抗当权宦官集团的舆论力量。《后汉书党锢列传李膺》写道：“（李）膺免归乡里，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李膺从权臣沦为“处士”，而士人舆论皆敬仰其崇高风格。汉灵帝时，李膺和其他被禁锢的名士曾被当政的陈蕃、窦武起用。后来因为在政治交锋中失败，陈蕃、窦武及其宗族亲属都被杀害，其门生故吏均免官禁锢。朝廷大规模逮捕党人时，李膺正在故乡隐居，乡人得知消息，劝他暂时逃避。李膺回答道：“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于是自赴诏狱，死于狱中。
　　党人多是在职官员及其门生故吏。而李膺则在隐居状态下义不辞难慷慨赴死的。事实上，党人当时是得到了民间“处士”们的广泛支持，方才形成了影响全社会的舆论力量的。
　　五
　　从战国时期的“处士横议”，到东汉晚期的“处士横议”，似乎呈示出一种历史的反复，形成了一个历史的轮回。其实，社会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后汉书申徒蟠传》：“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后来党锢之祸的发生，验证了申徒蟠的预言。“处士”转变为“议士”的道路，从个人政治态度的转变来说，是显著的；从社会政治风习的转变来说，也是显著的。这一变化，对于社会生活史、政治思想史以及士阶层史来说，都是重要的。
　　正如《淮南子俶真》“大夫安其职，而处士修其道”所体现的社会职能限定，“处士”能够形成文化影响，似乎主要在于德行修养，如《后汉书徐稺传》所谓“德行纯备，著于人听”。《后汉书杨秉传》记载，“会日食”，有诏公车征处士韦著，韦著“称疾不至”，有司竟劾著大不敬，“请下所属正其罪。”后尚书令周景与尚书边韶议奏：“著隐居行义，以退让为节。”“征不至”者，“诚违侧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进之风。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圣朝弘养，宜用优游之礼。可告在所属，喻以朝庭恩意。如遂不至，详议其罚。”于是再次征召，“乃到”。韦著拒绝“公车征”的行为，被认为“大不敬”，险遭罪罚，朝廷反复强令，不得不从命。“处士”于是成为“圣朝弘养”作秀表演的道具。他们没有基本的人身自由，自然无从具备议政条件。不过，韦著行为“足抑苟进之风”的意义，也是值得重视的。《后汉书种岱传》：“处士种岱，淳和达理，耽悦诗书，富贵不能回其虑，万物不能扰其心。”种岱事迹，表现出最终“未建忠效用”，“生无印绶之荣，卒无官谥之号”所体现的与政治生活的隔膜。也许深刻透视“其虑”“其心”，可以发现其言行可能作用于中国正统文化走向的正面影响。
　　《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论曰：“荀爽、郑玄、申屠蟠俱以儒行为处士，累征并谢病不诣。”董卓当朝时，备礼征召，申屠蟠和郑玄都“不屈以全其高”，而“爽已黄发矣，独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人们批评荀爽的行为，而范晔以为，“出”或者“处”，应当依时势进行抉择，“平运则弘道以求志，陵夷则濡迹以匡时。”他分析，“荀公之急急自励，其濡迹乎？不然，何为违贞吉而履虎尾焉？观其逊言迁都之议，以救杨、黄之祸。及后潜图董氏，几振国命，所谓‘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范晔以所谓“大直若屈”对于荀爽的政治表现予以理解。也许就士人这种“急急自励”而有所“潜图”的参政议政方式，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者应当进行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