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守道：浅议《甲申三百年祭》

　　1944年，明朝灭亡300周年。这一年，郭沫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说崇祯和李自成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
　　这篇文章取材偏狭，观点陈旧，推理失据，逻辑混乱。在郭沫若的全部著作中，应属低下之品。文章发表以后，在重庆，在学术界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却得到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的青睐。毛泽东不但在大会小会上多次提到这篇文章，还指示延安的《解放日报》全文转载。随后，又把它作为整风文件印发给解放区的全体干部学习。当年，马、恩、列、斯的单篇著作都很少受到如此重视。可见，这篇文章的政治意义是远大于历史意义的。由于这篇文章并没有阐发什么政治理论和政治理念，因此，它的政治意义只能是参考性的或象征性的。
　　《甲申三百年祭》全文近16000字。文章引用了《明史》、《明季北略》、《明亡述略》、《甲申传信录》、《烈皇小识》、《剿闯小史》、《芝龛记》等古籍中的有关记述6700多字，介绍了崇祯朝的社会状况，介绍了崇祯和大臣们在明朝灭亡前夕的一些活动，介绍了李自成武装由壮大到失败的简要过程。其中，考证和谈论李自成部将李岩、宋献策、刘宗敏等人的身世、性格和轶事的部分，占全文篇幅的70，成了文章的重心。
　　甲申年是中国改朝换代的一年，事件频仍，内容丰富，风云人物众多。以甲申为题做文章，照理，甲申年的大事件和对当年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人物，即使不面面俱到，也多少应该涉及的。但该文只写了两件事：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的败亡。只写了两个政治集团的人物：崇祯集团和李自成集团。当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真正的主角多尔衮，在文章中看不到踪影，连名字都没有提到。而当年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吴三桂、张献忠也只是顺便提到了名字，他们的事迹则被全部略去。好象这几个人与甲申年的改朝换代没有什么关系，好像甲申年根本就没有这些人的戏似的。实际上，影响当年中国政治格局的，并不只是崇祯和李自成两个人。多尔衮、吴三桂、张献忠等人的影响，绝对不容低估，更不能抹杀。没有多尔衮、吴三桂、张献忠等人，甲申的历史就要重写。郭沫若是一个历史学家，又是有名的作家，这样文不对题、喧宾夺主的错误，照理是不会犯的。但这个错误他恰恰就犯了，他为什么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很耐人寻味。
　　甲申之后，有关崇祯和李自成的著述很多。这类著述郭沫若读了不少。《甲申三百年祭》引用了大量史料来介绍崇祯和李自成。但他展现给读者的崇祯和李自成的形象，却是很不完整、很不真实的。他引用的史料，美化和拔高了崇祯和李自成的形象。实际上，就在他所引用的《明史》、《明季北略》、《明亡述略》、《甲申传信录》、《烈皇小识》、《剿闯小史》、《芝龛记》中，就有不少对崇祯和李自成的负面的评价和描写，只是郭沫若没有采用而已。郭沫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无意的疏忽还是刻意的裁剪？也耐人寻味。
　　《甲申三百年祭》中的一些说法，是很成问题的。郭沫若说：“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郭沫若的意思是，没有人会责骂崇祯，崇祯不但不受责骂，而且后人还很同情他。一个不受责骂，并且还得到人们同情的人，应该是一个好人，起码是一个没有做过坏事的人了。但是，崇祯果真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没有做过坏事的人吗？郭沫若自己没有给出证据来证明崇祯是个好人，但大量的史料证明，崇祯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昏君和暴君。崇祯从来没有做过什么真正的好事。有些好事，比如赈济灾民、减轻赋税等，他有权做，他可以做，但当大臣建议他做这些事时，他却断然拒绝。就在《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中，接下来郭沫若就说：“（崇祯）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就凭这几点，崇祯能不被责骂？能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崇祯的恶行，其实远不止此。崇祯冤枉好人、滥杀无辜、任用奸佞的事，《明史》中就有不少记载。崇祯在位十七年，撤换了五十个大学士，十四个兵部尚书（其中五个被杀，四个被治罪）。杀督师及总督十一人，杀巡抚十二人。他不学无术又自作聪明。他重奴才而轻人才。他在所有的军队里安插太监，对军队的长官进行监视和控制。崇祯时期，太监人数达十万之多。崇祯最怕的不是外族的入侵而是本国本民族的人民起义。他曾经派人与满清谈判，但绝对不会考虑与李自成谈判。他任意妄为，残忍嗜杀、草菅人命。满清想要做的事情，崇祯几乎全都代做了。崇祯给自己开创了一个众叛亲离的结局。这样的昏君和暴君，会不被人责骂？会受到后人的同情？崇祯末年，马世奇当面对崇祯说：“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为什么？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不从贼难道从你崇祯？你崇祯比贼好在哪里？
　　“很博得后人的同情”之说，纯属无稽之谈。所谓后人，不就是崇祯死后的世人吗？退一步说，即使确实有崇祯的孝子贤孙不责骂崇祯，同情崇祯，也不可能所有的后人都不责骂崇祯，都同情崇祯的。试想，被崇祯冤杀的文武大臣的后人，崇祯朝被活活饿死的老百姓的后人，给崇祯提合理的建议，不但不被采纳反而受到迫害的人的后人，会不责骂崇祯，会同情崇祯？顺便指出，郭沫若上面所引的那几句话，引得并不完整。这段文字出自《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在“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的下面，接着还有这样几句：“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这几句说得很具体的话，郭沫若视若无睹，不予引用，不就是为了掩盖崇祯的丑恶嘴脸吗？
　　可见，郭沫若说的“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这句话，既没有道理，也不符合实际。
　　郭沫若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句话的问题就更多了。“种种的错误”到底是什么错误？是谁犯的错误？语焉不详，让人摸不着头脑。“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很让人费解。清朝的入主，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幸还是不幸，实在是不好说的。如果明朝灭亡之时，有一个比清朝更好的政府存在，并且那个政府完全有可能入主中国而因故没有入主，鬼使神差地被不该入主的清朝入主了，那么，清朝的入主就肯定是不幸的。但是，当时有比清朝更好的政府存在吗？没有。当时，有可能长期统治中国的政治势力有三个：崇祯的明朝政府、李自成的大顺政府、多尔衮的大清政府。但崇祯和李自成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的政府比清朝政府更腐朽、更黑暗、更可怕、更不得人心。事实证明，他们最后都被人民所抛弃，自取了灭亡。而正是他们的灭亡，给清朝入主创造了机会和条件。正是清朝的入主，结束了崇祯朝人相食、饿殍遍野的人间惨剧。郭沫若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实在是无从说起的。再说，清朝没有入主之前，中国人民难道就是有幸的？“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句话，也不像出自一个历史学家之口。中国人民的血泪，实际上潸流了几千年，并不是从清朝的入主开始的。郭沫若不说明朝统治时期中国人民的血泪，不说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人民的血泪，只说清朝入主以后“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好像清朝入主之前的血泪不是血泪，只有清朝入主以后的血泪才是血泪；好像清朝入主前和清朝灭亡后，中国人民过的是幸福生活，没有流过血泪。这显然是违背事实的，也是说不通的。清朝尽管也是封建专制王朝，清朝时期的中国老百姓尽管也饱受剥削和压迫，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清朝与明朝相比，清朝好歹还有一个康乾盛世，好歹收复过台湾，扩大过疆土。明朝干了些什么？
　　崇祯和李自成，一个是实行专制统治的封建王朝的皇帝，一个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两个人是你死我活的对头、不共戴天的仇敌。面对这两个人，郭沫若的态度却不偏不倚，出奇地中立。他同情崇祯：“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他也同情李自成：“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他批评崇祯：“明朝统治之当得颠覆，崇祯帝实在不能说毫无责任”。“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他也批评李自成：“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在对崇祯和李自成的评价上，郭沫若将他们等量齐观，不加区别，刻意回避政治评判和道德评判。在感情方面，也没有什么倾向性，完全是一副冷血动物的模样。在那个革命口号叫得震天响的年代，自称革命者的郭沫若，在文章中刻意隐瞒自己的革命立场和政治观点，出于什么目的？耐人寻味。
　　但是，要说郭沫若完全没有倾向性又好像不对。《甲申三百年祭》中引用的好几段文字，郭沫若都用括号注明引自《明史李自成传》。其实，《明史》中根本就没有《李自成传》这个篇名。所谓的《明史李自成传》，实为《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明史》是清朝乾隆时期吏部尚书张廷玉奉旨负责编撰的。出于封建统治的正统观，《明史》一般都用“贼”这个词指称李自成，当然是有意要贬低他的。郭沫若大量引用《明史》中的资料，却极力避免用“贼”来指称李自成，而且不惜篡改《明史》中的篇名，显然是维护李自成的名声，对李自成表现出了一份偏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