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伟：“汉武帝定律”及其他

　　一、“汉武帝定律”与权力之恶
　　十九世纪，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道出了一句铁律性的警世格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实，阿克顿对权力过度所导致的结局腐败，只能算是一种温和地叙述。因为绝对权力所导致的结果岂止是腐败？中国历史早就无情地向世人展示了一幕幕“君权面前无父子”之凄惨悲剧。
　　事实上，绝对权力所造成的结果还不局限于此。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自然层面上曾这样评价女人：“女人在本性上比较软弱、比较冷淡，女人比男人富有同情心。”但在政治的层面上，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伦则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温情：“女人的缺点还不仅仅在于柔弱和缺乏毅力，如果放松她们的话，她们又会变得残忍、诡计多端和野心勃勃而且从她们那里发出的更加任性和专制的命令”
　　如果说，塔西伦对女人的洞见还只是停留在文本意义上的叙述，那么有这样一个人，他却通过自己曾祖母的实际“案例”而深刻地认识到：女人一旦面对权力所表现出来的令人恐惧的狰狞面目，并不逊色于男人。于是他想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办法，以“以暴防恶”之残酷但却“理性”的方式，把西方塔西伦式的文绉绉之书面理论变成了东方血淋淋的当下实践。这个人就是汉武帝，
　　众所周知，当刘邦还是草寇之徒时，一个叫吕雉的纯朴姑娘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刘邦。后来刘邦击败项羽当上了帝王，于是吕雉就一跃成为了吕后。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驾崩，其17岁的长子刘盈即位，但从此大权便落到了吕后手中。此时，原本那位纯朴的姑娘因手中权力不断的放大而蜕变成了一个心狠手辣的毒妇。首先，手握“绝对权力”的吕后为了剪除异己，毒杀了赵王如意，并进而把刘邦生前的宠妃戚夫人以极其残忍的手段予以戕害。吕后不仅砍掉了她的手足、挖眼烧耳并灌上哑药，把她丢进厕所里在整日哀嚎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史称“人彘”。
　　历史到了汉武帝这一代，当刘彻黄袍在身皇权在握之际，他并没有忘记其曾祖母吕后的恶行。于是，汉武帝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子为储君，母当赐死。”就是说如果皇太后一旦生下皇太子，那么皇后就必须去死。原因很简单，汉武帝以此来谨防类似“吕后”这样的垂帘涉政所导致的历史悲剧再度发生。
　　我姑且称此为“汉武帝定律”。
　　后来北魏也一直遵守着这一“定律”。所以北魏时期每到宫中欲立太子，必是哭声一片，太后在完成生育太子使命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自己的生命行将魂归西天。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留犊去母”现象到了北魏宣武帝立儿子元诩为太子时终于发生了变化。宣武帝不忍看到自己的妻子死于非命，终于动了恻隐之心，于是这个幸运的女人侥幸止步于地狱的门槛。然而，这个侥幸免于一死的女人却没有给历史留下美丽的一页。历史不幸言中了汉武帝的忧患。就是这个胡太后，她不仅篡权涉政，而且荒淫无度、极尽房帏之私。最后在权力的诱惑与争夺中竟然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独子！
　　不过，更加彰显“汉武帝定律”之真理性的是唐代的另一个女人，她就是武则天。与前述吕后和胡太后所不同的是，武则天从后宫妃子、到贵妃再到皇太后，其过程本身的吊诡、阴谋和杀戮已经提前验证了“汉武帝定律”对女性涉权所带来的心理恐惧。
　　首先从武则天为了加害皇后而亲手掐死自己的亲生女儿开始算起，她为了自己的权力梦得以实现，她先后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儿子、儿媳、兄弟、姐妹、侄女、孙女、姑母等不下二十人，这还不算被她害死的近百位各路高官异己。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武则天把皇太后和高宗的宠妃萧良娣以类似吕后的凶残手段剁掉手脚以囚在水缸中整日哭号折磨致死的故事。林语堂在评价武则天时曾这样悲鸣道：“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后，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母亲，把自己一家骨肉害得这么惨。谋杀既然成为习惯，凶手对谋杀就失去了恐怖在武则天心里，屠杀就是伟大，就是权威。”
　　呜呼！难道上苍所给予女人禀性中的温厚天良在权欲面前如此不堪一击？难道“汉武帝定律”穷尽了权力的险恶并道尽了女性中难以显露的真“恶”？
　　历史并没有终结，又一个女人出现了，与前几位相比，这个女人不仅再一次验证了“汉武帝定律”，同时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她就是慈禧太后。
　　众所周知，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一段时期，从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这个曾经的泱泱大国被一次次地侵占和羞辱。于是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影响下锐意变法以图国强。事实上，慈禧太后一开始对维新变法并不反对，只是当她发现如此下去定会动摇自己的权力基础时，她迅速翻手出刀，砍下维新派六君子的头颅，扼杀新政，并把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以确保自己的皇权地位。
　　当八国联军打入北京之际，仓皇出逃的慈禧太后居然在自身难保之时还下令把光绪皇帝一生唯一的至爱珍妃，扔下井淹死了。而在早些时候有个叫崔得贵的太监因为在与慈禧下棋时得意忘形地说了一句：“奴才杀老祖宗的这匹马”而惹得太后即刻下屠杀令，于是这个倒霉蛋死于猛杖之下。
　　这让我再一次想起了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强权的基础就是暴力”
　　西方著名学者G沃拉斯在其《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这样写道：“绝对不可能从人性原则推断政治学”。如果我们延伸其意则无非表明，若以自然层面上判断女性的“善心”多于男性，而因此会在权欲集中的政治层面更“善于”男性。至少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在我看来，汉武帝刘彻在两千多年前已经看透了“政治中的人性”。
　　无论刘彻是出于何种政治意图，“汉武帝定律”至少给我们现代人以这样的警示：当权力失去制约而成为绝对权力时，罪恶就必然会产生，不管统治者是男性还是女性。
　　二、“三鹿事件”背后的文化沦丧
　　三鹿出事了，同时出事的还包括中国乳业的巨头伊利和蒙牛一时间，各地医院人满为患，人们为生命所坚守的最后一道诚信之墙，居然如此大面积地轰然倒塌。当我看到那一张张无辜而哭泣的小脸，当我看到孩子们的父母们那一一幅幅愕然而愤怒的表情，我再一次流下了自汶川大地震后刚刚擦干的眼泪。如果说前一种眼泪是人在天灾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之悲鸣，那么后者则是在人祸面前犹如被猥亵后的嘶喊。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前者，可以全然不顾自身的安危奔赴前线；但对于后者，作为平民百姓，我们竟感到无力回天而只能仰天长叹
　　当全国上下都在为此震惊而愤怒的时候，当这样的欺骗、作恶一次又一次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难道只是一次又一次发令整顿、走访慰问？难道我们不应该认认真真的反思一下，为什么这样的悲剧会如此频繁的发生？为什么会如此丧心病狂？为什么会如此没有道德底线的作恶多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性之“恶”会如此大面积的糜烂成灾？
　　这首先要从市场经济说起。
　　众所周知，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说，当时所谓的向西方学习，只是学习他们的“技巧淫术”，而一概排斥西方整个思想信仰体系。其结果是什么呢？是配备了枪炮但依然留着的辫子的水洋海师被打得一败涂地，是大清帝国最终走向灭亡。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张之洞，他们至死都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百年后，中国在经历了多年的闭关自守和迷乱之后，终于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而一向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开始登陆中国。然而，犹如当年的洋务运动一样，市场经济在我们很多人眼里，只是一种经济行为。就是说，它是属于生产、管理技术层面的东西。回顾整个八十年代，我们对西方的整体价值观几乎是完全排斥的。虽然近十几年来，这种现象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但我们依然对市场经济的本质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早在1905年，也就是我们当年的洋务运动遭到惨败之后不久，一位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德国学者韦伯发表了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通过深入地研究发现，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精神动力来自于新教伦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生产方式，不如说是新教价值观的外化形式。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其运行的规则已经包含在了新教伦理之中。我总结为最重要的几点如下：勤俭、奉献、自律、行善、守信、自我奋斗和恪守戒律。很多年以后，美国当代极富盛名的学者亨廷顿在研究了大半个世界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国家后发现，市场经济发展的最为完善及和谐的大多是具有新教背景的国家。
　　不仅如此，当下实力最为强大的美国，不仅其价值观源于新教，而且整个法律的基石也源于新教。甚至包括美国当年的独立宣言，其精神均来自于“五月花号”船上那些逃难的英国清教徒。知道这些，我们就不难理解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为什么如此强调自我奋斗；为什么比尔盖兹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抛业舍职去全身心地投入慈善事业；为什么信用是西方人的第一生命；为什么遵纪守法在他们眼里是一种天职般的恪守戒律之举而不是勉而为之
　　上述这些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无论是资本主义抑或市场经济，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经济行为，更不是一种物质层面上的技术，它包含着一种深邃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信仰价值观念。
　　几十年前，一位在狭小幽暗的斗室中遭到革职的中共理论家顾准，在经过了长时期的深入研究之后，准确地看到了在资本主义形成背后的精神文化因素。而当下十分火爆的香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也一再指出，市场经济不仅仅只是一种经济行为，它最重要的价值内核在于“信托责任”。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把市场经济建立在一个没有责任意识、没有基本的信用、没有守法概念的文化背景上，它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一系列痛心疾首的惨剧：如退回到奴隶社会般的山西黑煤窑；如汶川大地震中首先灰飞湮灭的校舍和那无数幼小生命的罹难；如层出不穷草菅人命的煤矿灾难事故；如正在施工中伪质劣等大桥的轰然倒塌；如中国的消费者面对产品的第一本能反应是辨别真假；如中国的上市公司只知道圈钱而几乎从来不给他的股民分红；如当下正在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三鹿毒奶粉事件
　　面对如此令人惊愕不已的一连贯系统性现象，我们不得不要拷问的是，为什么我们连最起码的道德底线都不具备？为什么我们连基本的法律法规都可以不遵守甚至予以公开的违逆挑衅？为什么我们为了盈利连幼小的生命都不放过？为什么市场经济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沦落成一种丧心病狂的掠夺？为什么？
　　三鹿以它自身的疯狂和无法无天已经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而这块墓碑将会永远地倒挂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果让我来写墓志铭，我会这样写到：“当你连同你之所以存在的文化安息之后，才会有幼小生命嘹亮而健康的啼鸣，那时，我们一定不再流泪，一定”
　　三、“次贷危机”与《道德经》
　　惊涛骇浪的洪水，伴随着一系列风暴和灾难，几乎在一夜之间捣毁了美国。人们如惊弓之鸟，落荒而逃。在一片恐惧和哀鸣之中，世界末日已经来临这是前些年美国拍摄的一部影片中为世人所描述的场景，其片名曰《后天》。
　　然而，当后天还未来临之际，如今，由美国发端的一场金融风暴，却突如其来地席卷了整个美国。它来势之猛，已经在全世界掀起了一场令人惊恐的金融海啸，其名曰“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简而言之，就是美国金融界的一些中介机构为了牟取最大利益，违背了原本赖以生存的金融贷款规则，向那些信用不佳，收入不稳，原本贷不到款的大量民众发放购房贷款。由此所产生出了一系列问题并进而导致了整个金融系统出现重大危机乃至破产。若从表象上看，不少人认为这似乎只是金融领域内的一次经营失败，并怪罪与这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但若从深层上来看，我认为这次“次贷危机”的爆发，事实上是美国所发生的一次文化信仰危机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换句话说，是美国一贯推崇的“自由主义经济”在社会道德自律上所面临的解构之产生的危机。用经济学家郎咸平的话来说，这次“次贷危机”的根源是美国金融中介机构“信托责任”的沦丧所致。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抑或市场经济，它的产生和发展，均基于一种信仰所带来的道德自律和完备的法律监管体系。前者主要出自新教的教规和戒律，而后者则基于现代法律制度的完善。也就是说，两者之间任何一方出现危机，就会直接导致危机乃至灾难的发生。在我看来，美国在这两方面都出现了问题。
　　首先，美国迄今为止被公认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信仰立国的国度。其教徒人口占到全美国的90以上，
　　在这个不是教徒当不了总统的国家里，宗教信仰是被美国人列为安身立命的头等大事。而美国人的所有道德观念也由此而生。美国国父华盛顿曾这样说过：“我们应当告诫自己不要耽于幻想，认为道德没有宗教也能维持。尽管良好的教育对于特殊结构的意识可能有所影响，但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国民道德仍能普遍存在。”
　　然而，由宗教维系的道德或许无以强大到能够抵御一切致命的诱惑。由于过分地相信由宗教产生的这种道德力量，因此美国一向对市场经济予以无限的自由度。他们坚信人的信仰和道德可以战胜贪婪。不过，首先是凯恩斯看到了需要一只有形的手来把度这种无限自由度可能造成的经济危机，继而罗斯福举起那只“有形的手”，用“新政”挽救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危机。
　　然而，到了八十年代的里根时期，这位虔诚的新教徒坚信市场能自己解决一切问题，坚决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彻底放松对企业的监管。于是他把罗斯福曾经举起的那只“手”放进了储藏间，任凭市场在自由的放任中驰骋。后来的克林顿、布什事实上也是里根的忠实跟随者。而美国经济在那一段时期内也确实风光无限。
　　然而，当一种欲望被无限放大以后，当人性中的贪婪被无限诱惑以后，人的精神道德还能不能坚守贞操矜持以恒呢？美国当代作家马克赫兹加德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不能！
　　马克在他2002年出版的《鹰的阴影》一书中向我们痛诉：如今美国的购物广场已经取代了教堂，美国人的购物消费已占整个国民经济的三分之二，“油嘴滑舌的梦想家和迷人的骗子艺术家，在我们国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于是“财富战胜了智慧，市场战胜了道德”。而更让人忧心忡忡的是，美国时代杂志的著名记者、作家大卫艾克曼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的主流报纸、期刊和杂志不怎么反映美国内地的宗教热忱。流行文娱节目也没有表达出一个虔诚的美国的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好莱坞、强势媒体、学术中心和重要的金融基础机构多半是由放弃宗教，或至少放弃基督教信仰的人们所控制”。
　　由此我们真正看到了这次“次贷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一个由新教信仰立国的国度，一个由信仰从人性深处构筑而成的道德自律，在这样一群被撒旦诱惑并陷入贪婪魔窟中不能自拔的世俗之人的掌控中，不仅早已背离了美国的立国精神，同时也背离了市场经济的精神内涵。正像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所言：“除非美国公民的道德行为以基督教的信条为引导，否则美国将难于维持自由体制我们的政府不具备能力去对付不受伦理和宗教约束的人类情感，我们的宪法只是为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民族制订的。它远远不足以管理任何其他民族。”
　　亚当斯的话让我又一次想起了老子，想起了《道德经》。这位智者在两千多年前已经非常睿智地告诉我们：任何离开“道”的“德”是虚幻的。“孔德之容，唯道是从”也就是说，若“道”之不存，“德”何以焉附？所以老子一直鄙视孔子的无源之“德”。在老子看来：“故大道废，案有仁义。”“故失道而后德”。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正因为缺乏“道”之根本，才被迫无奈地需要建立起一整套世俗的“德”来充当原本的精神之“道”。而孔子及其儒家几千年来孜孜不倦地一直试图以世俗之“德”来取代精神之“道”。但数千年的历史给我们证明了什么呢？
　　鲁迅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几千年的儒家礼教是在“吃人”，陈寅恪则说中国的礼仪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而谭嗣同更是仰天长叹中国之道德礼仪从未真正实现过！这些大师们的哀叹无疑验证了老子对无“道”之“德”的忧虑。而上述华盛顿和亚当斯所一再表述的，也无非是老子有关“道”与“德”之关系的现代注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次“次贷危机”给今天的人类所带来的警示远非局限于经济层面，他再一次告诉世人：无德之世界必定会导致灾难，而无“道”之“德”性是极为不可靠的。若要以德性构筑善性之世界，必须要把“德”建筑在“道”之上。无道便无德，无德便无善，无善便恶从心起，此乃“次贷”发生之根源。
　　四、中国山水画的“气韵”
　　在一大片“空白”无言的俯视下，一些似是而非的具象“萎缩”在一偶，山非山，花非花，在幽迷虚幻之画面中，匍匐之具象对空白高山仰止，而空白却以悠然之灵气，俨然成为画面“无”中生“有”的主题，这就是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艺术形式。
　　所谓“似者得其形，遗其气”所谓“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苟似可也，图真不可及也。”因此，在“苟似可也”的笔墨下，具象乃成了表述非具象也就是空白的陪衬，因为若在具象上“得其形”，那么就必然会“遗其气”。于是“气韵生动”就成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艺术精神。
　　然而以具象为本质的绘画艺术，为何在中国传统山水画里却如此“本末倒置”呢？若再进一步以老子的“大象无形”来阐述绘画真正之“道”，那我们就几乎无画可绘、无画可看了。
　　当然，如此之忧，只是表明在不同语境下的“单向度”迷思。有关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艺术精神究竟是什么以及何为“气韵生动”？一些学者作出了各种解释。比如李泽厚就这样认为：“所谓‘气韵生动’就是要求绘画生动地表现出人的内在气质，格调风度”在解释这种“气韵生动”产生之背景时，李泽厚则把它归纳为魏晋时期的“人的觉醒”。如此解释，几乎是流离在本“道”以外的一种自我臆想。因为在魏晋之前，作为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气”说，早已成为中国精神文化起源的“原论”，只是中国历史一直盘旋在儒家的世俗社会当中，而没有多少世俗之人能真正“体悟”到中国精神文化的真正实质。
　　众所周知，儒、道、佛，是影响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最有影响的思想体系，如果说儒家学说主要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意识和社会伦理，那么道、佛学说则是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本篇所要谈的，主要是后者。
　　我们知道，老子的《道德经》是道家学说中最为经典的一部代表作，在很多哲学家眼里，这是一部论述本体论的著作，即老子认为“气”是万物之本源。如同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之本源”一样。但其中的本质区别在于，如果说泰勒斯的认知是出于理性的思考，那么老子的认知则完全是一种非理性的个体性“体悟”。在我看来，这就是东西方思想源头的本质区别。而我们很多本土学者大多是以西方的理性认知为思考出发点的，因此，我们似乎一直在另一种语境中误读着我们数千年以来的精神文化真谛。
　　当我们打开《道德经》，如此言语时常漂流而出：“致虚静，守静笃”、“专气致柔”、“绵绵若存”、“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渊呵！”等等。而先秦道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宋研、易文的一段话是这样表述的：“灵气在心，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在无外”。除此之外，只要我们翻开中国的古典文献，有关“气”的阐述比比皆是，从《周易说卦》“山泽同气”到《庄子知北游篇》“通天下一气耳”；从《大戴礼易本命篇》“食气者神明而寿”到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从《礼经乐记篇》“气盛而化神”再到明人宋濂《文原》“为文必先养气”等等。
　　如此之“气”象，其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如前所述，老子是通过“悟”道的方式来认识世界之本源的。他与西方人通过理性方式来认识世界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所谓“悟”，如同佛教之“觉悟”，是一种通过非理性的沉思方式，并通过个体性修炼而获得“体悟”之直觉方式，获得对世界本质的认识。这样一种沉思状态，在印度是以“瑜伽”的方式来体现的，在中国则大多是以一种“气功”状态来体现的，而佛教中的打坐、坐禅，也是以非理性的沉思的方式，来实现认识世界之道的个体性途径。
　　日本著名学者铃木大拙在谈到佛家《华严经》时指出：“除非我们亲自体验，否则是无法理解《华严经》及其哲学意义的这是一种不再有心和身，主体和客体之间差别的完全溶化为一体的状态。”而物理学家卡普拉在深度研究了现代量子力学和东方神秘主义思维之关系后，以极其睿智的洞察力，非常到位地阐述了他的观点：“当理性的思维沉寂下来时，直觉状态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意识，能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体验到周围的一切，而无需对概念性的思维进行反思在这样的意识中，各种局部的形式消退了，溶化成浑然一体。”
　　那么，无论是铃木大拙所描述的“溶化为一体的状态”，还是卡普拉所阐述的“溶化成浑然一体”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老子笔下的“道”。“道”是什么？“道”就是这个世界最为本质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则是以“无”的形式出现的。当然“无”不是没有，也不是通过理性思维所能观察到的，而只能是通过沉思的方式被直觉体认。卡普拉在他的名著《物理学之道》中，用现代物理学中的“场”论，与东方概念中的“无”作了类比。我们知道，所谓“场”的表现形式乃是“无”，但却是万物产生之“玄牝”。“玄牝”乃老子之语，意即万物产生之母。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门，緜緜啊！其若存，用之不尽。”
　　由此来看，当“无”成为“有”之本源时，那么“无”就是真“有”。而且“无”属于“知者不言”的范畴，而“有”则属于“言者不知”的范畴。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当这样一种精神境界和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艺术之语境时，那么中国山水画上大片大片的空白之真正涵义也就昭然若揭了。正如美学家宗白华这样说道：“中国画底的空白在画的整个意境上并不是真空，乃正是宇宙灵气往来，生命流动之处，这空白正是老、庄宇宙观中的‘虚无’”。当然，这“虚无”并不是真“无”，乃是万物生长的原始之“道”。
　　至此，所谓“气韵生动”也就显露真义了。即：中国传统山水画中的大片“空白”本身并不具有视觉上的“物质”观赏意义，而是让“悟”道者沉思精神境界的“无”之“道场”。
　　也就是说，真正欣赏中国传统山水画需要一种在“无”中“悟”有的精神境界。犹如宗白华所言：“精神之淡泊，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然而当下如此之心态者已日趋稀寡，或许有朝一日当人们疲惫与物欲之争而重归精神家园时，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我们才能在领略“气韵生动”之感悟中“得意忘形”与南山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