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高华：旧本《老乞大》书后

　　一
　　朝鲜李朝时代（公元13921910年）有两种流行的汉语教科书，一种是《老乞大》，一种是《朴通事》。一般认为，“乞大”即契丹，老乞大即老契丹，书名可能与作者身分有关，但具体情况已不可考。《老乞大》全书不到二万字，以高丽商人来中国经商为线索，用对话的形式，叙述道路见闻、住宿饮食、货物买卖等，并穿插一些宴饮、治病的段落。此书供朝鲜人学习汉语之用，同时又具有旅行指南和经商指南的功能，具有实用性。至迟在15世纪前期，《老乞大》和《朴通事》两书已作为李朝的“译学”教材，见于官方记载。在以后流传过程中，为了适应汉语和中国社会变化的情况，两书都作过修改。李朝创制“谚文”后，便出现了两书的“谚解”本。现在通行的《奎章阁丛书》本《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应是17世纪的作品。〔1〕在两种“谚解”中，都提到有“旧本”和“今本”、“新本”之分。所谓“今本”、“新本”指的是两种“谚解”，而“旧本”则是修改前的本子。但长期以来，“旧本”是否还存在，一直是个谜。
　　《老乞大》和《朴通事》对于研究汉语的演变以及中国社会状况、中朝关系都有很高的价值。汉语史的研究者历来对两书非常重视，刘坚、蒋绍愚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2〕便将两种“谚解”全文收入。中外学者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两书的作品，为数相当可观。相形之下，从史学角度进行研究者则寥寥可数。我在《元大都》〔3〕、《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4〕等作品中，曾利用两书的记载对元代史事作过一些探索。这方面其实还大有工作可做。
　　1998年，韩国大邱发现了一种不同版本的《老乞大》，使学术界为之惊喜。这种《老乞大》，与“谚解”本比较，文字颇有出入。这些文字上的差异，正好说明新发现的本子，应该就是“谚解”本中所说的“旧本”，亦即《老乞大》的原始版本。因而人们一般称之为旧本《老乞大》，或原刊本《老乞大》、古本《老乞大》、元代汉语《老乞大》，等等。韩国庆北大学出版了《元代汉语本〈老乞大〉》（2000年），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原刊〈老乞大〉研究》（2000年）。两者都收入了新发现《老乞大》的影印件。日本京都大学学者编撰的《老乞大》译注（包括旧本、《奎章阁丛书》本文字对照，日文翻译和名词解释）即将问世。还有一些专题研究论文，相继发表，但以汉语史研究居多。与历史有关的，就我所知，迄今只有日本青年学者船田善之的《元代史料旧本〈老乞大〉钞物价记载中心》〔5〕。
　　感谢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金文京教授的好意，使我看到了他和他的同事协力完成的上述《老乞大》译注的打印稿。同时我也看到了庆北大学出版的《元代汉语本〈老乞大〉》和郑光主编的《原刊〈老乞大〉研究》。在此写下了一些读后的粗浅心得，希望能引起更多的人来关心此书。
　　二
　　关于《老乞大》和《朴通事》的成书年代，过去存在一些争论，有的主张成书应相当于中国元朝末年时期，有的则认为可能相当于明朝初期。我在《交流》一文中指出，“如果单从语言学角度考虑，明初和元代很难说有明显的区别，判断两书产生于元末明初亦可说得过去。但如看重从历史事实和典章制度方面进行考察，则两书应断定为元代作品”。某些学者对成书时代在元末、明初之间摇摆不定，和“谚解”本对旧本所作修改有关。“谚解”本搀入了不少明代的典章名物，因而造成了错觉。应该指出的是，我在《交流》一文中用来判断时代的事例，主要出于《朴通事谚解》一书。相对来说，《老乞大谚解》的记载，可以用来说明成书年代的很少。旧本《老乞大》的发现，为该书成书年代相当于元朝末年说提供了坚实的证据。下面试举数例。
　　1“谚解”本《老乞大》中的“京都”、“北京”、“京里”，在旧本中都写成“大都”，如：
　　如今那里去？我（俺）往北京（大都）去。〔6〕
　　哥哥，曾知得京里（大都）马价如何？
　　我（俺）从年时正月里将马和布子到京都（大都）卖了。
　　“大都”是元朝的都城，忽必烈所建，即今北京的前身。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改大都为北平。明成祖即位后改为北京，自此一直沿用至今。“大都”一名的多次出现，是旧本《老乞大》成书年代在元朝灭亡以前的有力证据。〔7〕
　　2“谚解”本中多处提及“钱”、“银子”，旧本中都作“钞”。对此上述船田文已有详细论述，此处不赘。但需指出的是，有一件买卖马匹的契约文书，在旧本中明确讲用中统钞作为货币：
　　两言议定，时直价钱白银十二两（中统钞七锭），其银（钱）立契之日一併交足。如先悔约，罚官银五两（中统钞一十两）与不悔之人使用无词。
　　众所周知，元代以纸钞为货币，通行的是中统钞与至元钞，一般计价均以中统钞为准。明初通行大明宝钞，但很快便改以白银和铜钱为通行的货币。旧本中有关“钞”特别是“中统钞”的记述，最清楚地表明了它产生的时代。
　　3“谚解”本中有一段文字，记高丽商客投宿被店主拒绝，原因是：
　　新近这里有一个人家，只为教几个客人宿来，那客人去了的后头，事发。那人们却是达达人家走出来的，因此将那人家连累，官司见着落跟寻逃走的。似这般带累人家，怎么敢留你宿？
　　我在《交流》一文中指出，“‘达达’即蒙古。‘达达人家走出来的，指从蒙古人家中逃出来的奴隶（驱口）。政府保护使长（奴隶主人）对奴隶的所有权，逮捕逃奴，‘官司见着落跟寻逃走的’即指此。这正是元代社会特有的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足以说明其成书时代”。旧本的发现，完全证实了上述推断。在旧本中，“那人们却是达达人家走出来的”作“那人每却是达达人家走出来的口”。“官司见着落跟寻逃走的”作“官司见着落跟寻逃蚯有”。“口”即“驱口”，这种写法在元刊本《元典章》中也有发现〔8〕。“谚解”本将“口”、“”删去，是因为元朝灭亡以后，“驱口”一词随之消失，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但删去两者，也就使这两句话意义模糊，不好理解了。
　　4《老乞大》有一段关于“买段子”的叙述。旧本和“谚解”本都有，但两本列举的“段子”种类，几乎完全不同。旧本中有“罟罟”、“销金段子”、“子”、“截帛腰线”、“红腰线袄子”等名目，都是元代常见之物。“罟罟”最具特色，是蒙古贵妇人头上戴的冠饰，屡见于当代图画，亦有实物发现，关于“罟罟”的形制，详见方龄贵先生的考证。〔9〕“销金段子”的“销金”，应为印金，即印金的丝织品，也是元代上层喜爱的一种物品。〔10〕“子”亦应为丝织品名称，“金答子”是元朝高级官员服装用料。〔11〕“腰线”是蒙古服装的一个特点，“又用红紫帛撚成线横在腰上，谓之腰线，盖欲马上腰围紧束突出，采艳好看”〔12〕。以上各种物品，在“谚解”本中都不见了。
　　可以认为，两本中“买段子”内容的变化，是1417世纪间中国丝织品种类变化的珍贵文献。而旧本中的记载，则为研究元代纺织和服饰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5元代流行一种蒙语硬译文体，就是不顾汉语固有的语法规律和用语的习惯，直接从蒙古语原文机械地翻译过来的文体。〔13〕这种文体主要使用于政府公牍，但对民间亦有明显的影响。最常见的如“上头”（蒙语介词的对译，意思是“因为”、“所以”）、“有”（有时用来表示动词现在时的时态；有时用来作系词，等于“是”。常见于句末）等。我在《交流》一文中说过，蒙语硬译文体的句型在《老》、《朴》二书原本中“一定很多，后来大多被删去，只有个别被保存了下来”。事实正是这样，在旧本《老乞大》中，蒙语硬译文体的影响，随处可见，如：
　　每日和汉儿学生们一处学文书来，因此上，些少理会的。（“谚解”本）
　　每日和汉儿学生每一处学文书来的上头，些少理会的有。（旧本）
　　为什么有这般歹人？（“谚解”本）
　　为什么这般的歹人有？（旧本）
　　此外，旧本中还有一些元代常见而后代不再流行的词，在“谚解”本中也都作了改动，如“哏”（“很”）、“田地”（“地面”）、“面皮”（“面”）、“伴当”（“大伴”、“大哥”）、“每”（“们”）等。当然，上述语言现象在明代初期亦存在，但和前面列举的一些元代特有的典章名物联系起来考察，也可以作为断定旧本成书时代的重要证据。
　　有的研究者因为旧本《老乞大》中大量出现蒙语直译（硬译）体文字（如上述“有”的使用），认为“可以假设《老乞大》是否有可能先用蒙古语编写，然后再用元代汉语翻译而成？”“有可能在忠穆王或恭愍王时期，用汉语口语直译蒙古语老乞大而成。”〔14〕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从书的内容来看，主要是讲述高丽商人到“汉地”经商的情况，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既是汉语教科书，又具有旅行和经商指南的作用，有什么必要先用蒙文写成再用汉语翻译呢？这是违反常理的。至于说其中有大量蒙语直译（或硬译）文字，那是因为元代特殊的社会状况造成的。蒙语是官方语言，蒙语硬译文体大量使用于政府公牍，不能不对其他形式的文字形式发生影响，进而影响到汉语口语。旧本《老乞大》说明，当时的汉语口语中渗人了不少蒙语的语法构造和词汇，这是不足为怪的。真实反映当时汉语口语的复杂情况，这也正是旧本《老乞大》价值所在。以此推论先有蒙语本，再译成汉语，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三
　　旧本《老乞大》和“谚解”本《老乞大》相比较，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
　　一是“帖里布”。旧本中有几处关于这种布的记载：
　　更这马上駞着的小毛施，帖里布，一就待卖去。
　　俺将着几个马来，更有些人参、毛施、帖里布，如今价钱如何？
　　俺卖了这人参、毛施、帖里布时，不棟几日，好歹待你来。
　　更店主人家引将几个买毛施、帖里布的客人来买主：这帖里布好的多少价钱？低的多少价钱？卖主：帖里布这一等好的两锭、这一等较低的六十两。买主：恁休胡索价钱，这布如今见有行市这毛施布高的三锭。低的两锭。这帖里布高的七十两，低的一锭。
　　在“谚解”本中，前三条中的“帖里布”都删去了，最后一条中的“帖里布”，有的删去，有的改成“黄布”。“帖里布”与“毛施布”处处并提，都是高丽商人来华时携带的重要商品。毛施布论者颇多，我在《交流》中亦有说明，这是一种深受中国社会各阶层欢迎的白色麻布，而帖里布则从来未见有人论及。
　　就目前所知，元代文献中涉及帖里布者，是王祯的《农书》。这部著名农学著作的《农器图谱集》之二十“麻苎门”，刊载了“行台监察御史詹云卿《造布之法》”，其中有“毛布法”、“铁勒布法”、“麻铁黎布法”。〔15〕“毛布”即“毛施布”，这是没有问题的。“铁黎布”与“帖里布”应是同名异译，至于“麻铁黎布”的“麻”是指该布用麻作原料。根据詹云卿的说法，“毛布”和“麻铁黎布”的主要区别是，前者用“一色白苎麻”，而后者则用“杂色老火麻”。元代作为纺织原料的麻有两种，一种是苎麻，一种是大麻。“火麻”则是大麻的别名。〔16〕也就是说，帖里（铁黎）布是用大麻制作的。苎麻织成的布，“柔韧洁白，比之常布（即用大麻织成的布引者）又价高一、二倍”〔17〕。旧本《老乞大》中毛布比之帖里布的价钱要贵一倍，原因就在这里。至于另一种“铁勒布”，则是“将揀下杂色苎麻加工制成”，其价值亦应不如毛施布。但旧本《老乞大》没有涉及，亦未见有其他文献记载，有待他日考证。它和其余两种布一样，亦应是高丽的产品。
　　詹云卿即詹士龙，士龙是名，云卿是字。詹士龙的父亲是南宋将领，被元军俘虏后不屈而死。詹士龙从小为元朝官员董文炳收养，长大后历任高邮兴化（今江苏兴化）县尹、两淮盐运司判官、淮安路（治今江苏淮安）总管府推官、江南行台监察御史、广西廉访司佥事等职。〔18〕从他的经历来看，出仕以后，主要在江南任职，并无在高丽活动的记载。他在《造布之法》中介绍了上述三种布的制作方法之后说：“此布比之南布，或有价高数倍者，真良法也。镂版印行，与存心治生君子共之。”可以认为，詹士龙（云卿）为了改进江南麻布织造技术，因而采访记录了高丽的各种“造布”方法，写成文字，刻版印行，旨在引起重视，得到推广。王祯在《农书》中转载了《造布之法》，用意亦是一样。这样认真引进国外的生产技术，应视为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很有意义的事件。至于它是否对“南布”的制造发生影响，则有待进一步探索。
　　另一是“择钞”。
　　旧本中多处提及：
　　卖主：这价钱一定也。俺则要上等择钞，见钱不赊也。
　　卖主：钞呵，择钞、烂钞都不要。买主：你则要一等料钞时，每两官除工墨三分，私下五分家出工墨也倒不出料钞来。似恁这般都要料钞时，亏着俺。
　　买主：都与料钞，是委实没若干料钞。敢则到的三百定料钞，那另另一十定与恁上等择钞如何？牙人：客人觑，偌多交易，索什么争这些个料钞？好择钞也与料钞一般使有。卖主：那般者，依着恁，将好择钞来。
　　在“谚解”本中，第一条改为：“我只要上等官银，只要银子，不赊。”第二条改为：“卖主：我这低银子不要，你则馈我一样的好银子。买主：似你这般都要官银时，亏着我。”第三条改为：“买主：都与好银子是委实没许多好银子，敢只到的九十两，那另的二十八两，与你青丝如何？牙人：客人看，这偌多交易，要什么争竞？这些个银子是好青丝，此官银一般使。卖主：这们时，依着你，将好青丝来。”可以看出，由于“谚解”本中将“钞”都改成银子，与钞有关的“择钞”一词也就理所当然被完全删除了。
　　迄今为止，在有关元代钞法的论述中，都没有提到过“择钞”。这个词对于我们是很生疏的。由于旧本《老乞大》的提示，我们在元代文献中重新搜索，终于找到一件官方文书中有关于“择钞”的记载：
　　至正十一年六月十七日，准御史台咨，承奉中书省札付，户部呈，检会到至元十九年御史台咨，承奉中书省札付，先为民间有不堪行施钞数，许令赴行用库倒换，每两克除工墨三分。如有私下倒昏钞之人，告捉到官，将犯人所赍钞数，给付告人充赏。累行禁治。今捉获交钞提单司转嘱库官人等，私下倒换昏钞，除对问断决外，又体知得街市专有一等不畏公法窥利之人，结揽昏钞，恃赖权势，抑逼库官倒换。及有库官、库子人等，通同将关到钞本，推称事故，刁蹬百姓，不行依例倒换，私下结揽，妄分料钞、择钞、市钞等第，多取工墨接到（倒），使诸人不得倒换。据大都在城已经委官及札付御史台体察，并出榜禁治。如有违犯，许诸人首捉，将所赍钞数，给付告人充赏，犯人断五十七下。〔19〕
　　元朝以纸钞为通行的货币〔20〕。纸钞容易污损，污损后的纸钞称为昏钞。昏钞在市场上流通，容易引起纠纷和其他弊端，为此元朝政府又制定倒换的办法，昏钞可以到行用库
　　（发行纸钞的机构）去倒换无损完整的钞，即料钞，〔21〕但每两要交纳工墨钞三分，即付百分之三的手续费。本来很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行用库的库官、库子以及“一等不畏公法窥利之人”，互相勾结，“推称事故，刁蹬百姓，不行依例倒换”。如要倒换料钞（完整的钞），就要“多取工墨”，也就是每两高于三分的工墨钞。否则只能倒换择钞、市钞。所谓择钞、市钞，显然是尚能行使但有所污损的纸钞。
　　根据以上文书所述，再来看旧本《老乞大》中有关“择钞”的记载，就很容易理解了。在民间流通过程中，料钞最有信用，使用择钞就要多费口舌；择钞中还有上等、次等之分。料钞“每两官除工墨三分，私下五分家出工墨也倒不出料钞来”。正好和文书中的“多取工墨”相印证。也就是说，到行用库去倒换时，按规定每两工墨钞三分，但实际上要想换得料钞，每两工墨钞需五分以上。
　　综上所述，旧本《老乞大》中存在而为“谚解”删去的“帖里布”、“择钞”二词。虽然生疏，但都可以在元代文献中找到依据。这也是旧本《老乞大》产生时代的有力证据。
　　还应该提到的是“脱脱麻食”问题。“谚解”本中有一处记：“咱们做汉儿茶饭着。”共有七道。“第六道灌肺、蒸饼、脱脱麻食，第七道粉汤、馒头打散。”“脱脱麻食”在元代是颇为流行的食品，在宫廷食谱中写作“秃秃麻食”，“系手撇面”。〔22〕有的文献中写作“秃秃麻失”，将它归人“回回食品”。〔23〕元代杂剧《郑孔目风雪酷寒亭》中，描写回回人家“吃的是大蒜、臭韭，水答饼，秃秃麻食”〔24〕。可见确是当时回回人的食品。“脱脱麻食”、“秃秃麻食”、“秃秃麻失”都是一词的同音译（tutuma），“这是一种14世纪突厥人中普遍食用的面条当今阿拉伯世界的烹饪书籍中也都有其名”〔25〕。一种“回回食品”却被收入“汉儿茶饭”之列，令人不解。现在看到旧本《老乞大》，“汉儿茶饭”的“第六道灌肺、蒸饼，第七道粉羹、馒头、临了割肉、水饭、打散”，并无“脱脱麻食”。也就是说这是后代修改时加入的，不是原本弄错。至于后代修改时为什么加上“脱脱麻食”，也是难以理解的事，但至少说明，修改者对于“脱脱麻食”已缺乏正确的认识。这实际上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旧本的时代。〔26〕
　　上面讲的三个词，前二个见于旧本而为“谚解”本所无，后一个旧本没有却是“谚解”本添上的。情况不同，但都有益于说明旧本的时代，以及对元代社会生活的认识。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有待我们进一步去研究。
　　1《奎章阁丛书》本《老乞大谚解》，1994年版；《朴通事谚解》，1943年版。
　　2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3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4《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以下简称《交流》。
　　5《东洋学报》第83卷第1号。
　　6括号内文字见于旧本，下同。
　　7郑光《原刊〈老乞大〉解题》中说，“蒙古忽必烈汗时又称燕京，到至元元年（1264）重新称中都，蒙古灭金5的第二年（1272）改成大都”。又说，“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统一中国后改国号为元”（《原刊〈老乞大〉研究》，第8、9页）。这里有几处明显的错误。蒙古取中都后即称燕京，并非在忽必烈时代。蒙古灭金1234年，第二年应为1235年，不是1272年。建国号大元是1271年，在灭南宋以前，不是灭南宋以后。
　　8在元刊本《元典章》中，“驱”、“躯”、“’’三者是通用的。陈垣先生已指出，元刻《元典章》中“驱”、“躯”通用（见《校勘学释例》卷六第四十六《元本通用字不校例》）。“驱”、“躯”、“”三字通用可看元本《元典章》卷一八《户部四婚姻良婚》。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本。
　　9《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107《罟罟》，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313页。
　　10尚刚：《元代工艺美术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11《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服色等第》。
　　12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
　　13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载《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14郑光：《原刊〈老乞大〉解题》，载《原刊〈老乞大〉研究》，第28、31页。
　　15《王祯农书》，王毓瑚校，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427428页。
　　16《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点校本。
　　17《元刊农桑辑要校释》，缪启愉校释，农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18宋濂：《詹士龙小传》，《宋文宪公全集》卷二三。
　　19《南台备要整治钞法》，见《永乐大典》卷二六一一《台御史台六》。
　　20关于元代纸钞的流行情况，请看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第10章《货币制度》，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21“贯佰分明，沿角无缺，京都之下，称为料钞。”（郑介夫《太平策》，见《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治道》）
　　22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四部丛刊续编》本。
　　23《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食类》，《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24杨显之作，《元曲选》，中华书局1989年重排版，第10081009页。
　　25保罗D布尔勒：《1314世纪蒙古宫廷饮食方式的变化》，陈一鸣译，载《蒙古学信息》1995年第1期。
　　26《朴通事谚解》记使臣到驿站，站上供应白面，除作匾食之外，“撇些秃秃么思”（《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第3l3页）。“谚解”本《老乞大》修订时也许受此影响因而添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