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熙张邦炜刘复生蔡崇榜王曾瑜：《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第七

　　与宋辖汉族居住区相比，辽、西夏、金、大理辖区及宋辖少数民族居住区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对社会的贡献也较大。
　　一、契丹、女真等东北各族
　　（一）契丹
　　契丹社会长期保留母权制痕迹，下面三种礼俗表明女性受到社会尊重：一、再生仪。《辽史》卷106《国语解》称：“国俗，每十二年一次，行始生之礼，名曰再生。惟帝与太后、太子及夷离得行之。又名覆诞。”夷离即统军马大官，后改称大王。每隔12年回顾一次初生时的情景，以表达并启发人们对母亲的崇敬。二、里。指耶律氏每年固定在二月一日、六月十八宴请舅族萧氏。可见在具有姻亲关系的两个氏族或家族之间，男方与女方地位较平等。三、拜奥礼。《辽史》卷65《公主表》称：“契丹故俗，凡婚燕之礼，推女子之可尊敬者坐于奥，谓之奥姑。”奥指房屋西南隅，古时为尊长所居。此礼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婚礼由氏族中年纪最长、威望最高的妇女主持。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演变为由男方氏族中地位最高的同姓女性主持。祖母、母亲系异姓，因而主持婚礼的女性往往是未出嫁的少女，阿保机之女质古儿时就做过奥姑。辽朝建立后，婚礼仍必须由女性主持。
　　按照契丹习俗，丈夫死后，妻子可以再嫁。如圣宗的外甥女秦晋国妃萧氏在丈夫耶律隆庆死后，奉诏再嫁耶律宗政，宗政借故辞婚，又嫁刘二玄。圣宗第八女长寿在丈夫大力秋死后，改嫁萧古。即使丈夫在世，妻子也可提出离婚并再嫁。如道宗第三女特里“以驸马都尉萧酬斡得罪，离之”，“改适萧特末”。景宗第四女淑哥“与驸马都尉卢俊不谐，表请离婚，改适萧神奴。”圣宗第二女岩母初嫁萧啜不，“改适萧海里，不谐，离之。又适萧胡靓，不谐，离之，乃适韩国王萧惠。”兴宗长女跋芹“与驸马都尉萧撒八不谐，离之”，“改适萧阿速”。她因所谓“妇道不修”被休弃，“又嫁萧窝匿”。1特别是景宗皇后萧绰以国母之尊，再嫁韩德让，并当众公开，对北宋使者曹利用也不避讳。圣宗对继父十分尊重，父事之。
　　东胡族系的传统是：“凡事只从妇谋”。契丹保持这一传统，妇女有权参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种社会事务，并贡献不小。在政治上，秦晋国妃萧氏“知国家之大体”，道宗“诏赴行在，常备询问。”她“轻财重义，延纳群彦”，“内外显寮，多出其门。”2最有政治才干的契丹妇女，当推太祖皇后述律平与景宗皇后萧绰。述律平儿时便“简重果断，有雄略。”立为皇后后，太祖行兵御众，她常预其谋。太祖死后，她成功地制服了反对派。萧绰儿时即聪明能干，受到父亲夸奖：
　　1《辽史》卷65《公主表》。
　　2方凤：《夷俗考北》；陈觉：《秦晋国妃墓志铭》，见陈述辑校《全辽文》卷8，中华书局1982年版。
　　“此女必能成家！”立为皇后后，协助景宗处理朝政，景宗“谕史馆学士，书皇后言亦称‘朕’暨‘予’，著为定式。”她在景宗晚年，“以女主临朝，国事一决于其手”；1圣宗时，临朝称制27年。《辽史》卷71《后妃传》云：“圣宗称辽盛世，后教训为多。”
　　在军事上，契丹妇女的才能与作用尤其突出。《辽史后妃传论曰》：“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如应天之奋击室韦，承天之御戎澶渊，仁懿之亲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应天即述律平，她选蕃汉精壮组成属珊军，多达二万骑。太祖与党项交战，黄头、臭泊二室韦趁机偷袭辽朝，述律平“勒兵以待其至，奋击，大破之，由是名震诸夷。”承天即萧绰，她在统和年间，跨马行阵，亲自指挥对宋作战。仁懿即兴宗皇后萧挞里，皇太叔耶律重元拥兵谋反，她“亲督卫士，破逆党。”2
　　在文化上，道宗皇后萧观音与天祚帝文妃萧瑟瑟就是两位才女。萧观音“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瑟。”其《伏虎》诗云：“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道宗“大喜”：“皇后可谓女中才子！”萧瑟瑟“善歌诗”，天祚帝“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她作歌讽谏：“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3矛头直指“奸邪”。萧观音、萧瑟瑟二人均因受诬陷，被赐死。这表明对契丹妇女的社会地位不能估计过高，即使贵族妇女仍是男子的附属品。
　　辽朝建立之初，便尊崇孔子并建孔庙。契丹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在妇女问题上的主要表现有三：一、建立命妇制度。内命妇制度始于太祖时，基本仿效唐制，妃嫔有贵妃、惠妃、德妃、元妃、文妃、丽仪、淑仪、昭仪、顺仪、芳仪、和仪等封号，女官有尚寝、尚服、尚功、尚仪等职位。外命妇制度始于太宗时，与唐制几乎完全相同，有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及国夫人、郡夫人、郡君、县君一类的封号。与“贵”妇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贱”妇人。洪皓《松漠记闻》卷上称：“契丹、女真诸国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妇、侍婢。”二、开始讲究“妇道”。契丹上层妇女原本十分喜欢打扮。《鸡肋编》卷上说：燕地良家士族女子“冬月以枯蒌涂面，谓之佛妆，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其些契丹妇女起而反对妖艳。《辽史后妃传》称：耶律重元之妻“以艳冶自矜”，萧观音发现后，当即加以劝戒：“为贵家妇，何必
　　如此！”《辽史公主表》载，景宗第三女延寿女“性沉厚”，“甚得妇道，不以
　　1《辽史》卷71《后妃传》，卷8《景宗本纪上》；叶隆礼：《契丹国志》卷6《景宗孝成皇帝》。
　　2《资治通鉴》卷269后梁贞明二年；《辽史》卷71《后妃传》。
　　3《辽史》卷71《后妃传》；王鼎：《焚椒录》；《辽史》卷71《后妃传》。
　　贵宠自骄”，其母萧绰“于诸女尤爱”。圣宗第三女槊古有“礼法自将”之称。三、接受节烈观念。《辽史》卷107《列女传序》认为：“与其得烈女，不若得贤女。天下而有烈女之名，非幸也。”该传表彰了两位贤女，即被誉为“女秀才”的邢简之妻陈氏及“能诗文”的耶律常哥，这与儒家观念并不完全合拍。同时又表彰了三位所谓烈女：耶律奴之妻萧意辛以“夫妇之义，生死从之”为理由，请求与因受诬陷而被流放的丈夫同行；耶律术者之妻萧讹里本，丈夫死后，她表示“无阳则阴不能立”，立即自杀；耶律中之妻萧兰“为贼所执”，发誓：“人欲污我者，即死之。
　　”这三位妇女都接受了节烈观念。开泰六年（1017）四月，圣宗“禁命妇再醮”。1这道禁令虽然难以实行，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契丹妇女的社会地位呈下降趋势。
　　（二）女真
　　女真妇女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以下两项权利：一、财产支配权。《金史》卷1《世纪》载，始祖函普结婚时，“以青牛为聘礼而纳之，并得其赀产。”《金史》卷120《徒单恭传》载，兀鲁丈夫死后，徒单恭“谋取其家财，强纳兀鲁为室。”可见函普之妻及兀鲁都是财产拥有者。二、离婚改嫁权。如兀鲁初嫁徒单定哥，再嫁徒单恭；阿里虎初嫁阿虎迭，再嫁南家，又嫁完颜亮；唐括定哥初嫁乌带，再嫁完颜亮；唐括石哥初嫁完颜文，离婚后再嫁完颜亮；择特懒初嫁萧拱，再嫁完颜文；叉察初嫁特里，再嫁乙剌朴，离婚后又嫁完颜亮。女真上层社会，男性有妾媵，女性有假厮儿。《金史》卷63《后妃传上》称：宫中“凡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号假厮儿。”如阿里虎与假厮儿胜哥“同卧起，如夫妇”，可称同性夫妻。
　　下面两种习俗表明女真社会保留母权制痕迹：一、男下女。《金志婚姻》载，成亲时，“妇家无大小，皆坐炕上，婿党罗拜其下，谓之男下女。”这一习俗颇有女尊男卑的意味。二、复姓。如耨温敦系耨与温敦二姓的复合，分别为父系与母系的族姓。这种现象是母权制向父权制转化时期的产物。
　　与宋辖区汉族妇女相比，女真妇女的社会地位从总体上说要高些。但女真婢女的社会地位低于宋辖汉族居住区，她们既被作为陪嫁物、随葬品，又被视为牲畜、财货：“北人以金银、奴婢、羊马为博”，还被主人任意屠杀。南宋使者范成大在定兴县（令属河北）客邸前，看到婢女脸上刺有“逃走”二字，并称：“主家私自黥涅，虽杀之不禁。”其《清远店》诗云：“屠奴杀婢官不问。”大定十八（1178），世宗颁布法令，对杀奴稍加限制。与契丹妇女相比，女真妇女的社会地位又要低些。
　　女真源出肃慎，其传统是所谓“妇贞而女淫”2之类。金朝建立后，女真受中原文化影响，妇女社会地位呈下降趋势。《松漠记闻》卷上载，金朝法律规定“殴妻致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原因是“侧室多，恐正室妒忌。”对此，妇女“莫不
　　1《辽史》卷15《圣宗本纪六》。
　　2洪遵：《谱双》；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12；《晋书》卷97《肃慎氏传》。
　　唾骂，以为古无此法。”
　　女真不少上层妇女在政治上、军事上颇有才干。如女真首领乌古乃之妻唐括氏“有识度”，“政事狱讼皆与决焉”，被誉为“有丈夫之度”。蒲察氏系起兵反抗契丹贵族的决策者之一，其子阿骨打“每出师还，辄率诸将上谒，献所俘获。”金朝建立后，熙宗皇后裴满氏一度权势颇大，“干预政事，无所忌惮，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沙里质、阿鲁真、完颜仲德之妻则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天辅六年（1122），黄龙府（治今吉林农安）发生兵变，沙里质率众击退叛兵，被封为金源郡夫人。兴定元年（1217），阿鲁真率众打败来犯的东真军队，被封为郡公夫人。金朝末年，蒙古军队围攻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完颜仲德之妻“率诸命妇，自作一军，亲运矢石于城下，城中妇女争出继之。”1城破后，她自尽。
　　金朝建立后，女真受中原文化影响，在妇女问题上主要表现有三：一、限制后妃权势。海陵王完颜亮见裴满氏“干政，心恶之”，即位后“不使母后得预政事”。此后，后妃大多号称“甚得妇道”。二、提倡节烈观念。太宗时，金军攻破宜州（治今辽宁义县），将俘获的韩庆民之妻配将士，她“誓死不从，遂自杀。”此事当时并末受到重视，后来世宗大加赞尝：“如此节操，可谓难矣。”金朝中期以后，提倡贞烈观念并褒奖所谓节烈妇女。如州（治今陕西富县）康住住，“夫早亡，服阕，父取之归家，许严沂为妻。”她“誓死弗听，欲还夫家不可得，乃投崖而死。”朝廷令“有司致祭其墓”。三、建立命妇制度。内命妇始于熙宗时，位号、品秩仿照唐制。外命妇则有公主、郡主、县主及国夫人、郡夫人、郡君、县君等。至于金代的“贱”妇人，除女倡、小妇、侍婢而外，还有女使及女性官户、驱口、宫籍监户等。如李师儿，“其家有罪，没入宫籍监。”她本人“以监户女子入宫”，虽被章宗封为元妃，但不能正位中宫。金代有“主死，婢将安归”之说，完颜忙哥之妻、陀满胡土门之妻死时，均有“一婢从死”。2
　　当时居住在东北的渤海与女真同源，但妇女的地位要高。《松漠记闻》卷上称：渤海“妇人皆悍妒，大氐与他姓相结为十姊妹，递几察其夫，不容侧室及他游，闻则必谋置毒死其所爱。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觉者，九人则群聚而诟之，争以忌嫉相夸。”她们发挥群体力量，维护自身利益，以致渤海无女倡、无小妇、无侍婢。
　　二、党项、吐蕃等西北各族
　　（一）党项
　　与民族传统有关，党项妇女具有以下三种禀赋：一、敢战斗。《金史》卷134《西夏传赞》称：其“民俗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男性固然如此，女性也不例外。西夏军队中有“麻魁”即女兵，可见党项妇女中不乏善战者。二、喜报仇。并且往往由妇女出面，对方如有丧事，暂时停止进攻。《辽史》卷105《西夏外记》
　　1《金史》卷63《后妃传上》，卷130《列女传》。
　　2《金史》卷63《后妃传上》，卷64《后妃传下》，卷130《列女传》。
　　称：党项“喜报仇，有丧则不伐人，负甲叶于背识之。”“有力小不能复仇者，集壮妇，享以牛羊酒食，趋仇家纵火，焚其庐舍。俗曰敌女兵不祥，辄避去。”“敌女兵不祥”禁忌的形成与党项实行氏族外婚姻制有关。前来报仇的妇女，已婚者系本氏族从前嫁过去的女子，未婚者是本氏族即将接过来的媳妇，当然不能同她们战斗。三、好参政。景宗皇后没藏氏不仅参政，而且在毅宗初年大权在握。毅宗皇后梁氏在其儿子惠宗秉常时，既“自主国事”，又“自主兵，不以属其子。
　　”她“屡劝秉常不行汉礼，秉常不从。”1因而母子发生冲突，母亲一度将儿子囚禁。可见，对于妇女参政、太后掌权，汉礼不利而蕃礼则有利。西夏文字书《文海》中有“父骨亲、母肉亲”之说，这种重父系而轻母系的倾向，与汉族相似。但《文海》又把父母放在同等地位，认为均系“源本出生处，根是也”，2这与汉族的习俗显然不同。由于党项外亲地位较高，以致西夏接连出现外戚专权局面。
　　（二）吐蕃
　　吐蕃妇女在生活上所受约束较小，她们爱好踏歌，男女毫无拘束，手拉手，脚踏地，载歌载舞。如熙宁年间，吐蕃女子“连袂围绕汉官踏歌”，即兴放声歌唱：“自今后无仇杀，有买卖，快乐作得活计，不被摩正来夺人口牛马也。”摩正即吐蕃首领木征。但吐蕃“妇人无及政”。妇女削发为尼者为数不少，李立遵之女及瞎征之妻即是其例。妇女削发为尼与“蕃俗为僧尼者例不杀”有关，3是吐蕃崇尚佛教的反映。
　　当时居住在西北的回鹘“俗好骑射，妇人戴油帽，谓之苏幕遮。”4回鹘的油帽类似中原的盖头，但其功用在于防止风沙，便于骑射。
　　三、西南、南方诸族
　　（一）大理辖区
　　大理辖区部族虽多，但这个地区的妇女大致具有三个共同特点：一、武勇雄健。其中以望蛮尤其突出，《蛮书》卷4《名类》称：“其人勇捷，善于马上用枪，所骑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才蔽胸腹而已，股膝皆露，兜鍪上插嫠牛尾，驰突如飞。”并强调：“其妇人亦如此”。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载，扑子蛮同样“性勇健”，“骑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膝颈皆露，善用枪弩，首插雉尾，驰突如飞。”二、开朗活泼。望蛮外喻部妇女喜爱外出游玩，《蛮书名类》称：其“妇人惟嗜
　　1沈括：《梦溪笔谈》卷25《杂志二》；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5《种谔建议大举》。
　　2《文海》8222、26212、28211，见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3《长编》卷241熙宁五年十二月丁酉，卷514元符二年八月戊子；《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上》。
　　4《宋史》卷490《高昌传》。
　　乳酪，肥白，俗好遨游。”麽些蛮更豪放，“男女皆披羊皮，俗好饮酒歌舞”。她们狂饮之后，还要载歌载舞。此俗经两宋，到元代无变化。《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载，其“男女动百数，各执其手，团旋歌舞，以为乐”。三、充当社会生产主力军。金齿蛮已进入农业社会，《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称，其妇女“尽力农事，勤苦不辍。”《马可波罗行纪》的记述较具体：“其俗男子尽武士，除战争游猎养鸟之外，不作他事。一切工作皆由妇女为之，辅以战争所获之俘奴而已。”1裸形蛮即野蛮“多女少男”，仍停留在采猎经济阶段，其分工是男性保卫家园，女性从事生产。《蛮书名类》称：其夫“尽日持弓，不下栏，有外来侵暴者则射之；其妻入山林，采拾虫鱼菜螺蚬等，归啖食之。”
　　某些部族的妇女还有两大特殊作用：一、在特定条件下，出任酋长。《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载称：乌蛮“如酋长无继嗣，则立妻女为酋长。”二、发生仇杀时，作为调解人。如麽些蛮“少不如意，呜钲鼓，相仇杀，两家妇人中间和解之，乃罢。”2原因在于她们原本是对方家族的成员。和解后，照例要立誓言、喝血酒。
　　（二）壮、黎等族
　　南方各族大多男弱女强，壮族先民最明显：“男子身形卑小，颜色黯惨；妇人则黑理充肥，少疾多力。”其性别分工是：“城郭虚市，负贩逐利，率妇人也。”男子则“终日抱子而游，无子则袖手安居。”丈夫如此“慵惰”，“其妻乃负贩以赡之”。妇女外出做生意，男子在家带孩子并靠妻子供养。黎族先民情况相似：“男子不喜营运，家无宿储”；“妇人不事蚕桑，惟织吉贝。”吉贝即棉花。黎女“淳朴俭约”，“不曳罗绮，不施粉黛”，3但以精于纺织而闻名，对我国棉纺织技术的提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产品如黎单、黎饰、鞍搭等，深受人们喜爱。壮、瑶等族先民乃至居住在湖南西部山区的五溪蛮纺织技术也不低。朱辅《溪蛮丛笑》载，五溪蛮妇女能生产“不阑带”、“娘子布”等纺织品。山区运输物资靠背驮，承担这一繁重劳动的主要不是男子，而是妇女。《老学庵笔记》卷4称：“其负物则少者轻、老者重，率皆束于背，妇人负者尤多。”
　　在南方各族中，有不少女强人。对壮族首领侬智高之母阿侬应当如何评价，另当别论，但她“有计谋，智高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僭号皇太后。”黎族女酋长王二娘“有夫而名不闻，家饶财，善用众，能制服群黎”，她在乾道七年（1171）被朝廷特封为宜人，并任三十六峒都统领。官府“有号令，必下王宜人，无不帖然。”4
　　1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473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
　　3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0《十妻》、卷3《惰农》；赵汝适：《诸蕃志》卷下《志物海南》。
　　4《宋史》卷495《广源州蛮传》；《文献通考》卷331《四裔考八黎峒》引《桂海虞衡志》。
　　王二娘年迈，膝下无男，仅有一女，淳熙八年（1181）经朝廷批准，其封号与职位由女儿王氏承袭。嘉定九年（1216），王氏之女吴氏袭封宜人，统领三十六峒。王二娘等女性对黎族社会的安定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理当受到历史的肯定。